在有教养的人家，女孩子们也学习读书写字。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许多女才子。今天，全国著名的妇女作家有半打之多。汉代以及后来的魏晋时代都有许多著名的知识妇女。其中有一位谢道韫，能ม言善辩，经常在其小叔子与宾客的辩论中为ฦ夫弟解围。中ณ国以前识文断字的人并不多，男ç女均如此。但在书香门第，女孩子们也总是学习读书写字。这种教育的内容一般限于儒家经典中的文学、诗歌、历史及人类智慧。女孩子们到此为ฦ止了。然而男人们也没有往前走多少。文学、历史、哲学等人类智慧，以及一些医学、政府管理等专门知识，一起构成了人类的所有知识。而妇女的教育则ท更明确地倾向于人文科学的教育。与男子教育的区别也主要是程度深浅的不同，而不是学习范围的广狭。
让我们先来阐明两ä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看起来，一位妇女在成为ฦ母亲之ใ后，就不再认为自己้的地位是建立在丈夫的欢心之上。只有当她失去了母亲地位的时候，她才感到自己้在完全依赖别人，即使在西方，也曾有过这样的时期，即社会与妇女们自己并不歧视母性，歧视生儿育女。母亲在家庭中地位也恰如其分，那是一个高度荣耀的地位。将孩子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井用母亲的智慧带领他，指导他进入成年。任何一个ฐ清醒的社ุ会都会认识到这些工作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不简单的。如果因为她能做这项高尚的工ื作，并且比男人做得好，所以无论在社会地位上，还是经济地位上，都被认为是男ç人的附属物——这种观念很难让人理解。妇女中ณ有天才人物，正如男ç人中ณ有天才一样。但女中ณ豪杰实际上比男性天才要少，比民主使我们相信的数量要少。对这些妇女来说，自我表现比生儿育女意义更重大。但对占多数的平常人来说，让男人去挣钱养家，妇女自己生儿育女吧！至于自我表现，我曾经见过一些自私自利ำ、出身微贱、可怜倒霉的小家伙最后开花结果，成了温柔可爱、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母亲，成了她的子女眼中ณ完善高尚的典型。我也看到เ过一些漂亮的姑娘，矢志不婚，30多岁即蜷缩枯萎，永远也没有达到女性美的第二阶段，没有能像秋天的树林那ว样辉煌、成熟ງ，通人情而又光彩照人，尤其是一个ฐ幸福的妻子分娩3个月之ใ后那个ฐ时期。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掘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
我们的生活、艺术和文学中ณ的田园理想，是中ณ国文明的重要特征，这大部ຖ归功于道家对自然的情感。立轴与瓷器上的中ณ国画总不外有两个ฐ主ว题，一是家庭生活的幸福，画中往往有悠闲的妇女与小孩；另一个是田园生活的乐่趣，画ฑ有一个渔夫、或樵夫、或隐士，在松树下席地而坐。这两个主题可以分别ี代表着儒道两家的生活理想。樵夫、采药者、隐士与道教联系之紧ู密是一般外国人绝难预料é的。道家的情感在下面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诗中ณ体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学者不愿劳动自己的双手和眼睛去做那ว些愚蠢的苦工ื，而宁可稚气地相信自己“直觉”的力量。于是，他们就按自己的意愿来解释人体及宇宙的奥秘。中ณ国的医学和生理学就是建立在道家哲学所谓的五行之上的——金木水火土。人体结构本身就是宇宙的象征。肾脏代表水，胃代表上，肝代表火，肺代表金，心脏代表木。在实践上，中ณ国医学界并不是没有成效。一个患高血压的人被认为是“脏火”太旺；一位患消เ化不良的人则是“积土”太多；轻泻剂๘被用来提高肾脏的功能，起“助火”的作用。这样，消化不良“通常”都能被治愈。如果一个ฐ人患神经不正常，那么他应该多喝水，应该服用治标剂，这样“肾水”就会上升，从而使“肝火”减弱，使病人的脾性保持平衡。中ณ国医学是行之有效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争论只在诊断方法上。
对西方人来讲，一个观点只要逻辑上讲通了，往往就能认可。对中ณ国人来讲，一个ฐ观点在逻辑上正确还远远不够，它同时必须合乎人情。实际上，合乎人情，即“近情”比合乎逻辑更重要。因为一种理论会太符合逻辑以至于完全缺乏庸见。中国人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反对符合道理的事情。这种情理精神，这种对庸见的崇拜，与中ณ国人的生活理想有很大关系，结果形成了中庸之道。这一点，笔者将在下一章讨论。
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自己้究竟需要些什么。因此，第欧根尼的故事尽管总是引起人们哄堂大笑，却也着实使人们感到某种嫉妒。比如他宣称自己是幸福的人，因为他不想要任何东西；他看到เ一个小孩用手捧水喝，就索性把自己的碗扔掉。现代的人们总是不断地为许多问题所困扰，其中ณ大部分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大有关联。他们一方面深深地嫉妒第欧根尼的苦行主义，另一方แ面却又舍不得错过一场精采的戏文或电影。这就是所谓“坐卧不安”的现代精神。
〖晚将有佳月，别ี具画肪，载鼓吹同泛如何？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过我信宿留乎？兼制隐居寇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无事老人矣！〗
接近自然就意味着身体与精神上的康健。退化的只是城市人，并非农村人，所以城市中的学者与富庶人家总是有一种渴望自然的感觉。一些著名学者的家书家训总是充满了这方面的内容，揭示了中国文明的重要一点。这是使中国文明得以长期延续的既微妙又深刻๑的方แ面。我从郑板桥异常珍贵的家书中，随便选了一封给他胞弟的信。板桥家书应该被看作世界ศ上最了不起的家书：
或许纯粹是因为ฦ家族制度的原因，中国人能够将河南的犹太人同化。这些犹太人今天已被彻底汉化。他们不吃猪肉的传统也成了纯粹记忆中ณ的事情了。只有中ณ国人的家族思想，强烈的种族意识才能使犹太人自己้的种族意识自惭形秽，归于消เ亡。从人种学的角度看，这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成就。北部的鞑靼人，其种族意识，种族自豪感甚至比不上犹太人。在这仲情况下，中国当地人在同化能ม力方面显然比外来入侵者占有更大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讲，满洲人将永远是中ณ国人，而日本人的企图将会彻底失败：政治秩序可以改变，统治者可以更换，然而，中ณ国家族仍然是中ณ国的家族。
他的旅行很少超越那来回六英里的路程，除非他到เ乡下参加越野赛跑，但那时他在野外，知道如何保护自己้。然而，这里他也错了，因为在这种户外活动中ณ，他根本不需要防卫。这一点他也知道，他不过是那么เ说说而已。他从未被中国人邀请到เ家中作客，他小心翼翼地躲着中国餐馆，他从未读过中国报纸。在灯火辉煌的晚上他去了营业时间最长的酒吧，呷着鸡尾酒，拾取、吸收并交换着从葡萄牙水手那里流传下来的发生在中ณ国海岸上的故事。他总是感到很遗憾，上海不是苏塞克斯ั1。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在英国时基本相同。当他听说中国人也在开始过圣诞节，也在取得进步，他感到很高兴；但他讲的英语别人听不懂，他又感到เ很惊讶；他目中无人地在大街上行走，踩了别ี人的脚，甚至也不屑用英语讲一声：“对不起”，是的，他连汉语“谢谢”、“请”、“请原谅”这些最起码的，甚至一个旅๓游者都会讲的道德语言都懒得去学；他抱怨排外主义，并对中国人并没有吸取“义แ和拳”起义แ后北京遭劫这样的历史教训而感到失望。这就是中ณ国问题的权威แ。让他们来做人类联系的纽带是多少可悲的事情啊！
老中国通，英语缩写为0。c。h。——我们先来为ฦ他们画幅像，因为ฦ他作为中ณ国问题唯一的权威，似乎占据着一个ฐ重要的地位。阿瑟·兰塞姆1先生对此有过很精辟的描述。在我们心目中，这是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大家尽可以凭自己的想象力来描绘一下，他或许是一个传教士的儿子，或许是一位船长、舵手、领ๆ事馆的书记员，也可能是一个商人，中国正好是他倾销沙丁鱼以及“同阳光接过吻”的蜜橘的市场。他并不总是没有受过教育，事实上他还可能是一位出色的记者，一只眼睛盯着政治顾问们的活动，另一只眼睛盯着贷款委贝会的行踪。他在其有限的活动范围内，可能ม消เ息还非常灵通，尽管他连续讲3个中国字都颇为困难，是依靠他讲英语的朋友提供信息的。他孜孜不倦地进行着冒险。他打高尔夫球，以保持身体催康。他喝李普顿ู2茶，读《字林西报》。读报时也不免为ฦ那些土匪、绑票、频๗繁的内战等大动肝火，以至影响了早饭的食欲。他胡子刮ุ得光光，穿着也比他的中ณ国助手们整洁。他的靴子也比在英国时擦得亮，当然这并非他的功劳。中国那些擦皮鞋的小男孩，技艺可真不错。他每天早ຉ晨从住所乘车三四英里到办公室去品尝史密斯ั小姐为他准备好的清茶。他的血管里可能并没有流淌着贵族的血液，客厅里没有悬挂着祖先的画像。但是他总可以迫溯历史，进而发现他那ว在远古时代生活在丛林中的祖先是有贵族血统的。于是，他安心了，排除了一切顾ุ虑与不安，他开始潜心研究中国。然而，每当他由于公务的原因，不得不穿越中国城镇的街道时，总有些未曾开化的人们用眼睛盯着他瞧，他感到เ很不舒服。他取出手帕，大声地擤着鼻子，勇敢地忍受着这一切。恐惧之ใ心实在无法抑制。他约略环视了一下这些身着蓝ณ褂的人潮。他们的眼睛似乎不像廉价小说封面上所描绘的那ว样包斜。这些人会在背后给你一刀吗？在这光天化日之下，似乎不太可能ม。但是谁敢打保票呢？他在板球场上学到เ的勇气和风度，这时都烟消云散了。他宁可在球场上被人用板球棒当头击一闷棍，也不愿意再光顾这些弯弯曲曲的街道了。是的，这就是“恐惧”，一种对不了解的事物的原始的恐惧。
的确，中ณ国的任何一个家庭都是一个ฐ共产主义แ的单位，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则ท指导着自己้的各项ำ活动。互相帮助发展到เ了一种很高的程度，一种道德义务和家庭责任荣誉感促使他们要相互提携。有时，某位兄长要远涉แ重洋去帮助一位破了产的弟弟恢复名誉。地位较高、事业较成功的家庭成员，即使不负担全部ຖ家用，通常也要承担其中的大部。一个人供养自己的侄子和外甥上学是常见的事，不需要特别赞扬。一个成功者，如果他是一个官吏，往往把最好的差事分配给自己的亲戚。如果当时没有一个现成的职务，他会制造一个ฐ闲职出来。这种挂闲职领干薪主义和裙带关系逐渐得到了发展。加上经济的压力，它就成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来破坏任何政治改革运动，而不是被改革运动摧毁。这种力量如此之ใ大，任何不屈不挠的改革势力，不管其用意多么崇高，最终都会证明是失败的。
从温和一些的观点看，裙带关系并不比其他各种形式的徇私偏袒更坏。一位部长不仅要把自己的侄子外甥安插在部里，还要将部里其他高级官员的侄子外甥安插进来。还有一些官员地位确实高一些，并且给他写了推荐信。除了那些挂名职务及“顾问职务”之ใ外，还能ม将他们放在哪里呢？经济压力及膨胀的人口的压力是如此之ใ大，有如此多的受过教育的人能写文章却不会修理汽化器或组装收音机，以至每当一个新的公共机构的建立，或新官吏任职，头头们总会收到เ成百上干封推荐信。于是很自然，这种慈善与宽厚就从家庭开始了。因为家庭制度应该被中国人看作是中国人与失业斗争的传统保险制度。每个ฐ家庭都要照管自己家里的失业者，供给他们吃喝，之后的第二步就应该帮他寻觅一份差ๆ事。这种方法比慈善事业要好一些，因为它教给了那些不太幸运的人以一种独立感，获得这种帮助的家庭成员也会转而帮助家庭中ณ的其他成员。再者，那位掠夺了国家资财以肥自己的部ຖ长，他或许是为ฦ这一代，或许在为下面的三代、四代人聚集了50万或1000่多万美元。他只不过是想光宗耀祖，做一个体面的家庭成员。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对公众可能ม是罪恶，然而对家庭总是美德。因为ฦ所有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不错的“好”人，所以正如辜鸿铭所说，在汉语语法中，最常见的动词变化形式是“敲诈”的几种形式：“我敲诈，你敲诈，他敲诈，我们敲诈，你们敲诈，他们敲诈”1้这是一个规范变化动词，没有任何特殊变化。
『1英文为：isqueeze，yousqueeze，hesqueeze，wesqueeze，yousoueeze，theysqueeze。』
所以，尽管看起来很奇怪，然而，中ณ国式的共产主义孕育了中ณ国的个人主义。家庭内部的协作导致了带有某种利他主ว义色彩的普遍盗窃癖。盗窃癖可以与个ฐ人极端诚实的品德并行不悖，甚至与慈善心肠并行不悖。这一点就是在西方แ也并不奇怪。那ว些社会支柱们，在中国，他们是在日报上抛头露面最多的人，他们经常很慷慨地捐赠1้万美元给大学或医院。其实，这些人不过是将从人民身上掠夺来的钱财再退回给人民罢了。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是那样惊奇地一致。区别ี只是在西方แ，他们总是害迫被揭露，然而在东方，这些事情被认为是天经地义แ的。哈定2政权的极端腐败，最后导致了一位官员被送上法庭。尽管这对那位官员很不公正，然而看起来，人们还是认为贪污受贿是不公正的事。
『2哈定，第29届美国总统，1921้～1้923。』
在中ณ国，虽然一个ฐ人可以因偷窃一个钱包而被捕，但他不会因为ฦ盗窃国家资财而被抓起来。甚至北平故宫博物院的无价国宝遭到有关的官员的偷窃，事情败露后，罪犯也没有受到惩罚。因为ฦ我们对政治腐败有一种“需要”，于是从逻辑上就必然会产生一种“仁政”理论。孔子要我们接受仁人之治，我们也确实把他们当作仁人君子，他们可以不做预算，不报告支出情况，做事不需要人民的立法许可，犯罪之ใ后不需要进监狱。结果是他们的道德天赋与他们的职位之便太不相称，所以，他们中的许多人就不免干些鸡鸣狗盗的勾当。
中国人民主的可爱之处在于，以这种手段巧取豪夺的钱财总是又渗漏回到เ人民手中，不是通过向大学捐款，就是去资助那ว些依靠他或者侍奉他的人，包括他家的仆人。那位“敲诈”他的仆人只不过是在帮助他把钱还给人民。仆人这样做感到问心无愧。仆人背后也有一大堆家庭问题，与主人的家庭问题虽然范围不同，性质却无二致。
除了已经谈过的裙ำ带关系和社会腐败之外，家庭制度还造成了其他一些社会问题。这也许可以总结为缺乏社会纪律的家庭制度使所有社会组织形式都归于失败，比如它通过裙带关系使国家的行政机构失去功能。它使“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这倒也不坏，坏就坏在人们把自己家的垃圾倒在了邻居的门前。
最好的例子就是中ณ国人的所谓谦恭有礼。这一点常被误解。中ณ国人的谦恭有礼并不是爱默生1的定义，所谓“做事情令人愉悦的方式”。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你在和谁打交道。他是你家的人，还是你家的朋友？中国人对家庭及朋友圈子以外的人那ว种礼貌态度正与英国人对其殖民地内其他种族的人的态度一样。一位英国人对我说：“我们有一个ฐ优点，就是我们对自己้人并不傲慢。”这对英国人来说，似乎也足够了，因为他们“自己้”就与社会等同了。中ณ国人对朋友，对熟人并没有什么无礼ึ举动，然而对既非朋友又非熟人的人则不然。中国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对自己้的邻居采取明显的敌对态度，不管是和自己同乘一辆电车的乘๖客，还是和自己一起排队买戏票的人。
『1爱默生，美国哲学家，散大家，诗人。』
一次，在内地的某个ฐ汽车站，天下着雨，我看到有一位乘客经过一番拼抢之ใ后，找到เ了一个座位，可这座位却是司机的。车站的官员清他让开，他执意不肯。他要是有一点“社ุ会意识”，也会感觉到如果没有司机，车里的人谁也回不了家。然而他连这一点社ุ会意识的火星儿都没有。但是，我们如果进一步想，难道应该责怪他吗？为ฦ什么那ว么多乘๖客只有一辆汽车？地方军事长官把其他的车辆都征用做军事运输去了。那位地方长官的社会意识哪里去了呢？在这种系统失灵的情况下，人们被迫进行拼抢，大家都滞留在离家30英里以外的路上，天下着雨，人人都想尽快回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那位占据了司机位置的人自动放弃座位，结果会是怎样？这种情况很典型：它表明了农民式的礼貌和速度时代的不协调，证明了政治上的腐败在促使着个ฐ人为生计不得不拼死争夺，表明了建立在一种新的社会意识上的习惯的缺乏็，而这种意识是需要时间才能建立的。
这种社会意识的缺乏，结果使所有的公共汽车公司都赔钱，所有的矿产公司都倒闭。这种社ุ会意识的缺乏็，也可见于其他许多方แ面，比如对图书馆规章制度的遵守，以及对国家法令的实行等问题上。大官们破坏大法律，小官们破坏小法律。于是社ุ会纪律极端松弛，人们对社ุ会规章制度普遍漠视。
事实是，家庭制度在阻碍着极端个人主义แ向一种新型社ุ会意识的转变。在西方，社ุ会意识是全社会的意识，而不只是家庭意识。中国社会则被切成小的家庭单位，这里存在着最大的共产主义大协作，然而在家庭与家庭之ใ间，却不存在任何真正的联系，只有国家似乎才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然而，由á于中ณ国长期以来一直独立于世界之外，没有受过大的挑战，所以这种国家观念，或称民族主义，也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这里，家庭意识代替了西方人的社会意识和国家意识。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แ确实在发展着，但是欧美人士无需惊慌。所谓“黄祸”可能会来自日本，但不会来自中国，在我们的本能深处，我们宁可为自己的家庭去死，不会为国家去死。没有一个人想为ฦ世界去死。日本军事集团宣传的所谓一个民族应该扩张自己้的势力，以给亚洲及世界带来“和平与融洽”，这种宣传对中国人没有任何效果。我们对其中ณ的道理奇怪地、极端地、异教徒般地表示麻木不仁。我们对这些呼吁的回答是：“你想干什么？”我们不会去拯救世界。在现代中国的国际关系史上，外国挑衅行为ฦ已多得足以刺激中ณ国人使他们团结成为一个整体。但是，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如何成功地抵御了这些影响和挑衅。
纵观整个国家的状况，我们似乎可以确定，我们会像以前那ว样继续生存下去。19๗35年在日本和中国旅行过的人可以尽可能地在这几方面作一个比较。日本人每天忙忙碌碌，总是在电å车火车里读着一张报纸。一副固执的神情，坚定的下巴，眉梢上挂着民族灾难即将到来的阴云，坚信在下次的大决战中ณ，日本要么摧毁整个ฐ世界，要么被世界摧毁，并在为这一天作着准备。而中ณ国人则ท穿着长袍大褂，宁静安详，心满意足，逍遥自在，无忧无虑，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他从梦中ณ醒来。你不可能同时在中国人家中ณ作客、在中ณ国餐馆用膳、在中国街道上散步，同时又相信民族灾难或世界灾难即将降临。中ณ国人谈到自己้的国家时总是说它像“一盘散沙”，这每一颗沙子并不代表每一个ฐ人，而代表每一个ฐ家庭。另一方面，日本民族是像一块花岗岩一样结合在一起的。这也许是一件好事。下次世界大爆炸可能会摧毁这块花岗岩，但是顶多不过能ม吹散这些沙子。沙子还是沙子。
特权与平等
社会等级观念，或称“人各得其所”的理想，以一种稀奇的方แ式将平等的观念阉割了。认识到这一点，对于理解中国人的社ุ会行为ฦ的精神，好的也罢，坏的也罢，都很重要。中国文人学者的脾性要强调各种各样的区别ี，如男ç女之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ใ别，青年人与老年人之别，等等。儒道总以为自己所给予的是文明的影响。所以，儒家到处传播这种区别ี，到处建立社ุ会等级和社会秩序。他们期望用一种道德的力量把社会绑在一起，向统治者宣传仁慈善行，向被统治者宣传恭顺ิ服从，老年人要慈祥和蔼，青年人要尊敬老人，哥哥要“友与兄弟”，弟弟要谦恭。这里强调的并非社ุ会平等，而是严格的等级之别，或称有等级的平等。汉语中ณ，“五伦”的“伦”字，意谓阶层内的平等。
这样一个社会并不是没有其迷人与美好之处。比如，尊敬老人就一直令人感动不已。罗斯教授曾经指出，中国的老人给人印象最深。他们比西方的老年人要高贵，看上去更体面。西方的老人们则被迫感到他们在各方แ面都已๐经度过了自己最有用的时期，现在正无偿地由á孩子们供养，似乎他们在壮年时，并没有尽了抚养儿女的职责！西方的另一些老人们则不断地向人们呼喊，说他们在精神上还很年轻，结果使自己看起来更滑稽可笑。没有一个ฐ有教养的中国人会无缘无故去惹恼一位老人，正如没有一个有教养的西方แ人会故意激怒一位女士。这些细微的感情现在已๐经丧失掉了一些，但在大部分中国家庭中还依然存在。这就是为何老年人总是那ว么清静和悠闲的原因。中国是唯一能ม使老人获得清静悠闲的国家，我相信这种对老年人的普遍尊敬比世界上盛行的老年救济金要好一千倍。
另一方面，这种等级理论却带来了特权，对那ว些可以享受特权的阶层，以及羡慕这些特权阶层的人们不无魅力，直到今天都是如此。尊敬老人无疑ທ是好事，然而尊敬学者与官员却既是好事，又是坏事。社ุ会对“状元”——科举考试的第一名——的拥戴和欢呼，使每一个母亲都动心，你看他骑着高头大马，由皇帝ຓ亲自装饰，作为全国第一也是最聪明的学者在街上走过，真正是一个ฐ名符其实的迷人王子。作为头名状元，他应该是很漂亮的，这一点也很重要。这就是作为一名卓越的学者所得到的荣耀，一个ฐ中国官员所得到เ的荣耀。他每次外出，都有人为之鸣锣，宣告他驾到เ，衙役们在前面开道，将过路人逐向两ä边，像推垃圾一样。这些衙役们也总是分享着王子的权力与荣耀，他们就是偶或打伤甚至杀死一两ä个ฐ人又有何妨！
每每阅读中国的古典小说，我们总会看到这样的情景。实际上，我们并不称之为权力或荣耀。我们叫“气焰”，就像熊熊烈火，炙手可热，衙役们唯一的忧虑是会撞上另一班属于更高一级官员的人，这样他们的“气焰”就会降温。他们也可能忧虑由于不知情而杀死或打伤一个ฐ属于更高一级官吏家里的人。这时，他们会喊：“小的该死！小的该死！”事实上，他们也可能被主人送到那更高一级官吏的手中，任他给予任何他认为合适的刑é罚，包括鞭打、监禁，合法不合法一应俱全。
这样的特权总是那么令人振奋，那么迷人。怪不得那些现代的官吏们，即使被撤职，也不愿放弃这些特权。没有一个享受着这种特权的人不感到自己非常荣幸，非常满意。把这些现代官僚们称为“公仆”，简直是对民主的莫大污辱！他们在自己的通电å中，可能会使用这个名词，但他们在心里却痛恨它。1้934๒年，曾经有一位高级官员的司机不听交通灯指挥，在一个ฐ拥挤的路口，横冲直撞。一位警察企图阻止他，他便拔出手枪把警察的大拇指打了下来。这就是他的官火燃烧的熊熊火焰。是的，特权这个东西确实不错，官火今天仍在熊熊燃烧。
所以，特权正是平等权力的对立面。官员们正是民主ว的天敌。只有等官吏们愿意限制自己้阶级的特权，享受少一些的行动自由，到เ法庭上去回答别ี人对他的控告，只有等到เ这一夭，中国才有可能在一夜之ใ间变成真正的民主国家。然而，现在还不是。因为ฦ如果百姓要自由的话，官僚军阀们还能有自由吗？如果百姓享有人身自由不得侵犯的权利，官僚们不就失去了逮捕编辑，关闭报社，把别人的头砍掉以治自己头疼病的自由了吗？每当人民对他们的统治者表示不满，或者年轻人对父母提出异议时，我们就喊：“反了！反了！”意思是说天和地都倒个儿了，世界ศ的未日到เ了。
这种观念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头脑之中ณ，这种邪恶也不是局限于官吏身上，而是像大榕ษ树的根一样，它把自己的荫凉扩展到所有来到树底下的人身上。我们中国人并不与这种榕树斗ç争，而是设法钻到เ榕ษ树的荫凉下面去。我们不像美国人那样弹劾官吏，或者把富人的穷子付之一炬，像布尔什维克那ว样。我们设法去做他们的守门人，享受官吏们的树荫。
社会等级
问题似乎已经很清楚。在中国，实际上只有两个社会阶级。一个是衙门阶级，他们远在欧洲人还没有来到เ中国之前就享受着治外法权，也不用领事裁é判；另一个是非衙门阶级，他们纳税，守法。讲的稍微残酷一些，中国只有两个阶级，在竞赛中跑在前面的狗与落在后面的狗，他们也经常调换位置。中国人以自己乐观的宿命论，高尚地完美地忍受着这种安排。在中国，没有固定的社会阶层，只有不同的家庭。他们随着命运的沉浮ด而沉浮。有幸运的衙门家庭，也有不幸的家庭，后者的儿子没有在衙门中管事，女儿也没有嫁入衙门。实际上，没有一个ฐ家庭是没有什么เ联系的。很少有一个中国人的家庭不会通过婚姻或通过熟人找到เ一个远房的堂兄，该堂兄又认识一位张先生的三公子的教师，而这位张先生的媳妇是某位官僚的太太的妹妹，这个关系在有官司要打的时候是极有重要价值的。
衙门家庭又正可以比做榕树。它们的根与根相交错，再交错，像扇子一样展开。而中ณ国社会就像是一个山上的榕树林，经过一个调整过程，这些树都在太阳底下争到เ了一块地盘，相互和平共处。有一些树所处的位置较其他为好，他们就相互维护并保持住自己的位置。正如当代中国流行的俗语，“官官相护”。普通人民就是土地，供给这些大树以营养，使他们成长。正如孟子在为仁人与普通人的区别辩护时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一次，齐王问孔子治国之ใ道，孔子授之以社会等级观念，齐王大呼，“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于是，这些树在阳光的照耀下，吮吸着大地的乳汁，茁壮地成长着。有一些树长得更健壮一些，它们从大地吮吸了更多的乳汁，那些在大树下乘๖凉，并感叹于树上绿叶的人们并不知道这是大地的功劳。
然而，官吏们对此都非常清楚。那些在北平等待分配地方行政官职的人们从内心里，从与别人的谈话中，都知道哪些地方แ“肥”，哪些地方แ“瘠”。他们也用华丽的辞藻谈论什么国民预算是“民脂民膏”。如果榨取民脂民膏也算一门科学，那ว它在方法的多样化与独创性方面完全可以和有机化学媲美。一个ฐ好的化学家可以将甜菜根炼成糖，一个ฐ更优秀的化学家可以从空气中提取氮来制造化肥。中国官僚们的本领与化学家相比毫不逊色。
这种官僚制度的唯一可取之ใ处是使中ณ国失去了等级制度与贵族阶层。衙门阶级并不是像欧洲的地主贵族那样可以世袭的，人们不可能认定哪些个人就永远是贵族阶级。没有一个中国家庭可以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