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
三十几年前，常到一个同校但不同班的男ç生家去倾谈。他也喜欢文学。文学成了我们共同的话题。时逢“文革”，每个人头脑中的思想空间皆遭红色风暴之冲击和扫荡，两个少年坐在一起交流对一部名著的看法及心得，既是不合时宜的，又是共同的幸运。
家庭中出现了危险，勇于舍己的当然应是丈夫应是父亲。可这不是危险啊！这是吃罐头啊！
妻子则ท会说：“那你吃啊！快打开吃！吃了就不必再往冰箱里放嘛！还省得占地方แ呢！”
“书……”
“你认为，对你的人格形成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我的双手，上学前用肥皂反复洗过，用砖头蹭也未必能ม蹭干净。而手的生皴，不是我所愿意的。我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家里的破屋子四处透风，连水缸在屋内都结冰，我的手上怎么不生皴？不卫生是很羞耻的，这我也懂ฦ。但卫生需要起码的“为了活着”的条件。这一点我的班主任老师便不懂了。阴暗的，夏天潮湿冬天寒冷的，像地窖一样的一间小屋，破炕上每晚拥挤着大小五口人，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要掉下三斤ภ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母亲每天早起晚归去干临时工ื，根本没有精力照料é我们几个孩子，如果我的衣服居然还干干净净，手上没皴头上没有虮子，那倒真是咄咄怪事了！我当时没看过《西行漫记》，否则一定会顶撞一句：“毛主席当年在延安住窑洞时还当着斯诺的面捉虱子呢！”
我说：“我就这一件上学的衣服。”
“小梁，机务排长死了，你写一篇悼词！”
“小梁，咱们连的毛著标兵要到师里去讲用，从今天起你别出工ื了，帮助写讲用稿！”
“小梁……”
以后，凡此种种“任务”，都落在我身上，有时连长交待给我，有时指导员交待给我。有时连长交待我写这，指导员交待我写那。
再以后，连里的黑板报缺少半板字；宣传队的节目要用联接词串ธ成一台戏；知青伙伴们写检查；老职工们交待历史问题；全找我。
这种种实践，不过是“写字”的实践，与文学不沾边。对我走上文学道路，究竟有无意义，意义何在，连我自己也不能做出结论。但有一点是应该提及的，这种种实践，也可算我个人机遇链条上的一环，因为渐渐使我产生了一种认为自己้是个可以“写”的人的自信，而且暗暗开始向往在报刊上表点什么。
我当了连队的小学教师，对于写颂扬稿和批判稿同样感到เ厌烦了。写的兴趣由á“革命八股”而转向格律诗词。小学教师的闲暇比一般知青多，我常独自漫游大草甸子或徜徉在小河边，为的是产生“灵感”。回想起来，浪漫得够味。隔河是另一个连队，那连队的小学教师是老高三，也有赋诗填词的“雅兴”。我们志趣相投，成了知交。我几乎每天都过河去找他，谈格道律，相互吹捧。
团宣传股不知从何处听说了我这么个人物。股长给我写一封信，希望我能为团里写篇广播稿。时值雷锋逝世十周年纪念日前夕，我写了一篇题为《雷锋精神不死》的小文章寄去。在团广播站广播了。不久在《兵团战士报》上表了，还被列为我们团那一年见诸报纸的“重要文章”。我的文字第一次表在报上，我心中的激动无法形容。这在连里算件大事，全连的人对我刮目而视。接着我又写了一诗——《夜诊》，直接寄往《兵团战士报》，居然又登载了。两个ฐ月后，我的第一篇小说——《麦种》也在《兵团战士报》上问世。
当年没有《兵团战士报》，我今天也许不会走在文学道路上。
同年，我参加了全兵团第二届文学创作培训班。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对开展知识青年的各种文学和文艺活动予以充分重视，公正地说，是当做兵团精神建设的一项事业来抓的。
兵团宣传部将参加这些培训班的男女知识青年从各师各团甚至直接从各连召集到兵团总部ຖ所在地佳木斯市（有时也召集到某师或某团），最大限度地提供当时可能提供的一切条件，进行文学和文艺方แ面的培训。
参加了兵团文学创น作培训班，我才真正向文学迈出了第一步，意识到我在连队的种种“写”的实践中所沾染的时代的“八股”文风，对搞文学的人是有害的。
培训班上，爱好文学的知青们，在一起无忌地大谈各自读过的文学著作和各自崇拜的古今中外的作家，颇似沙龙。与他们的接触，使我深感自己้原来读书并不多。
大家都很刻๑苦，很勤奋。每人占据一张桌子，互不干扰。深夜二三点钟，能安然入睡的寥寥无几。招待所管理员心疼大家的身体，吩咐食堂天天为大家做夜宵。
我带到学习班上一篇小说，请大家提意见。都是知青，虽初ม次相识，却很坦城，毫不顾ุ及情面，一通七言八语的“轰炸”便“枪毙”了。我从连队带去的骄矜，也“土崩瓦解”。回到เ连队后，我变得谦虚了。半年内再没有动笔写什么，几乎对自己彻底丧失了信心。
一天，我收到兵团宣传部干事寄来的信。他负责抓全兵团的文学和文艺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