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作为奉张政权的开创น者，尽管他是比较走运的，可以说是青云直上，迅的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但他毕竟也是历尽艰险、费尽心机，才有了这份家当的。也许正是他深感世事多变，创业艰难、并自知才疏学浅难孚众望吧，所以平时重视招揽人才，注重听取谋士意见。他对儿女的学业也是极为关注的。尤其对张学良，更特地请省城有名的举人，名儒作他的塾师，也正如王益知所说的：“张学良七、八岁时开始读书，延台安举ะ人崔骏声作开蒙师，续请海诚老儒杨景镇（雨辰）及白永贞、金梁诸人讲授五经四书。学良颖悟异常，多所记诵……还有金梁（息候）亦曾教过张学良。据其所写资料，‘张学良十二、三岁即从我学文，能ม作千言，下笔颇快’，又说，‘汉卿英敏过人，尤嗜文艺，锐气革新，余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共续辑书目，修奉天通志，设故宫博物馆，复兴翠升书院，皆次第举行’。所说多是张学良掌握东北政权以后事。如翠升书院曾聘王晋卿、吴挚甫诸名家主ว讲，沈阳故宫博物馆长由金先生担任。惟影印文溯阁四库全书（沈阳原有四库全书一部藏于故宫文溯阁故名），徒托空言，未能实现。”1无疑地，这些名师的教导，使张学良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基础。后来在囚系中他遍览古籍，尤爱研读明史，有时还写点古典诗词，想来与他早年的旧文学功底不无关系吧？
然而，当他步入社会，开始了他那走南闯北的军旅生涯时，他却更注重实际了，有人向他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他不爱听；什么忠孝仁爱、信义แ和平之类的说教，他也觉得颇似空谈。他常说：“天下是马上打来的，主义有什么用？”还说：“人家有人家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主义不主ว义，不相干，各照各的干。”
莫非他真的是主张闭关自守、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吗？那ว倒也不是，对于国内外的新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对于外文（他有较好的外语基础，尤长于英语，据说西安事变时，他与宋美龄、端纳谈话时，就常常讲英语；后来在幽禁中，他还订了英文的《字林西报》。）的学习，他却是很努力的。而这个基础，正是在青少年时代打下的。就说学英语吧，他就起步早，“初由á奉天交涉署英文科长徐启东担任教师。王正廷之妹亦教过一个ฐ时期。至于重点学习英文，是在沈阳基督教青年会。”2当时，张学良曾任沈阳基督教青年会董事，会中ณ有专设的英文夜校，所有课程全由外籍干事亲自讲解。后来，赴美国留学归来的阎宝航，作了青年会的总干事，“他每天教张两小时英语，旁้及国际情况，西方แ风俗习惯，使张之常识有所增益，对于教会有所理解，终于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是不无影响的。”3这也就是说，他那ว时积极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主要并不是为ฦ了信教，而是为了学习西方แ，学习外语和一些新า的科学知识。及至随后子继父业，成为ฦ东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时，在他身边工作的顾问秘书，亦仍有不少知识渊博的专家学者，都使他受益匪浅。这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他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过本国师友。但是，也不能不看到，由á于他自幼生长在一个军阀家庭里，一些源远流长的封建的伦理道德和愚忠愚孝的思想，对他也有较深的影响。这从奉系乃至东北军中一些将领的作风，以及张学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尽管被利用、受排斥ม、遭冷落，而他总还是委曲求全来看，都表明他存在着一定的封建正统观念。尽管张学良后来为ฦ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及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方แ面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成为千古功臣，但却也仍有他的历史的局限性。
当然，我们也还要看到，张学良在思想上、政治上的某些不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主流，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ว主义和民族主义แ的反帝爱国思想在他思想上仍占主导地位。而之所以如此，又实与当时的时代、社会历史环境、与他耳闻目睹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礼，与严å重的民族危机有密切关系。
那时，年轻的张学良不仅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不仅学业大有长进，而且在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方面，也是个活跃分子。有一次青年会为赈济河北水灾举ะ行义卖，人称大公子的张学良，也积极为救济灾民而奔波。“他着紫色衣裳，在会场往来穿梭般活跃，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劝购，高呼‘密斯特’，卖得最多。”④那时青年会常邀请各地名流来此讲演，这也对他启很大，他说：“幼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ณ国将从此任列ต强之割宰，无复望矣。及十四年前于辽宁青年会聆贵校（按：此系张学良1９３o年在天津对南开大学学生的一次讲演，见1９３o年1้２月11日天津《大公报》）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ใ希望》之ใ讲演，中ณ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ณ国人之奋图强，努力救国’云云。予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ใ能力，努力以救中ณ国。余之有今日，张先生一言之力也。”
张学良公忠体国，锐意进取，早年就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富强，很有些奋图强的精神，所以进步较快。1９1９年，他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1้９２o年毕业，即当了乃父的上校卫队旅๓长，不久，又升为东北第三混成旅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