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实上在相同条件下，中国人比西方人也许更容易满足，不管哪个阶层。无论是知识阶层还是劳苦大众，都有这种快乐知足的精神，这也是中ณ华民族传统渗透的洁果。这种精神可见于欢快饶舌的北京黄包车夫身上，他们一路上总是谈笑风生地逗乐่，很想让同伴遇到什么เ难题，自己也好开开心；这种精神也可见于那些气喘吁吁、汗流侠背地用山轿把你抬上牯岭山顶的苦力身上；这种精神还可见于四川那些拉船逆急流而上的纤夫身上，他们每天所能挣到的钱，除了吃两顿简单却还满意的饭菜之外便所剩无几。根据中国人知足的理论，无忧无虑地吃一顿简单而满意的饭菜已是莫大荣幸。正如一位中国学者所云：“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
更小的时候，能ม够学着对生活对别人抱有宽容的态度。当然也有失去欧洲人本色的危险。他们或许会学得少一些锋芒，多一点圆熟。我相信会生这种变化，但变化的原因不是什么高明的理论，而是一种善谋自存的本能ม。那时西方แ也许会学到并相信少专断多宽容的好处，因为ฦ世界变小了，宽容就成为急需的了；那时他们会减少谋求进步的欲望，增加理解生活后的焦虑；那时将有更多的人乐于倾听“函谷关老人”的声音。
这种老子精神在我们的诗文谚语中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失一卒而胜全局”，“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好汉不吃眼前亏”，“退一步海阔天空”，这种对待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态度渗透在中国人的思想本质之ใ中，人们在生活中总是反复思考，总有“三十六计”；于是棱角被磨光了，一个ฐ人即获得了象征中国文化的真正的老成温厚。
登载国外而非国内之事；2处理看不见摸不着的久远之事而非眼皮底下的问题；3
唐代有位宰相叫张公艺，有幸九世同堂，为ฦ世人羡慕不已๐。唐高宗问及他成功的秘诀，宰相唤来纸笔，挥毫写了一百个“忍”。中国人并不认为“忍”是家庭制度的一种不幸，相反，他们一直对它表示钦佩。“百忍”这个词现已进入道德谚语之列。大年除夕，把它写上红纸，贴上大门，比如“和气生财”，“忍为家训”等等。如果这种家族制ๆ度继续存在，如果社会仍不充分重视个ฐ人的价值，而认为人只有处在和谐的社ุ会关系中ณ才是完美的人，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忍耐必须被看作一个最崇高的道德，并一定要成长于这样一个社会制度中，在这里，它确有自己存在的理由。
但所有这些品质又可归纳为一个词“老成温厚”。这些品质都有消极性，意味着镇静和抗御的力量，而不是年轻人的活力和浪漫。这些品质是以某种力量和毅力为ฦ目标而不是以进步和征服为目标的文明社ุ会的品质。这是一种能使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获得宁静的文明。如果一个ฐ人安贫乐่道，他就不可能理解那种富于青春活力的要求进步、要求改革的热情。这是一种古老民族的古老文明，这个民族知道生活的意义แ，不奢求不可企及的东西。这种中国理性的崇高地位使中国人失去了自己对事物的希望与欲念。理性使他们意识到เ幸福是无法获得的青鸟1，于是便放弃了这种追逐——正如中国俗语所云“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时他们便现幸福之鸟原来已๐在他们自己手中，在方才对想象中的鸟影进行激烈追逐的过程中，它几乎被扼致死了。如此，便应了一位明代学者所言，“丢一卒而胜全局”。
很奇怪，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过史诗，或许原本有过史诗，但早已散佚，在文学史上没有留แ下一点痕迹。戏剧也是到11้世纪的蒙古玉朝才得到推广。
世纪已经完善。一直到19๗0่5年，它基本是一条由寒门通向权势与名利ำ的向人人都开放的途径，尽管在后来的朝代中ณ，科举ะ制度多少有些修改。这些考试从本质上讲，是有些机械，尽管这种机械性多少也有些必要。所以，它往往不能吸引真正的天才，但是它却适合选举一般有才能的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智力测验。这种制度使得农村有才能的人不断进入城市，弥补了上层阶级那逐渐失去的活力，使得社会健康所急需的内部再生能力得到周期性的补充。纵观多少世纪以来的情形，科举制在统治阶级的质量上，起了重要的选择作用，从而使社会得以稳定。
个月；第二周期，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也修建了不少宏伟宫殿，豪华奢侈，富丽堂皇；第三周期，重建长城，也即我们现在看到的长城，新开了几条运河，修了大坝，明朝的永乐皇帝修建了北京城永乐皇帝ຓ也因为《水乐大典》而闻名。
Borodin，1้884—1952。苏联人。19๗22年来华，任共产国际代表及孙中山的顾问，1925๓年在广州为ฦ国民政府最高顾问。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回苏联。
2培根Ba9，1561้—1626，英国作家及哲学家。
她总是有办法使自己้适应这一切。是啊，长寿，仅仅是长寿，就很值得人们思索一番了。
这种倾向随处可见，不仅反映在穿着打扮等等习惯上，在文学和艺术中更为明显。比如，几年前中国小说的主题主要是描写现代的爱情、半西洋式的现代私情以及对父母和家庭的反抗。整个格调有些黯淡，并且不符合中国的实情。今天的文学和艺术中，这些东西仍然不少，然而健康的东西也逐渐产生了，它们描写普通人在自己国土上平凡而坚毅的生活。年轻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认识自己的人民。他们现在农村小镇、小村庄里的生活才是真正的中国人自己的生活，所幸的是还保持着自己的特点，未曾被那个ฐ曾经使他们自己้的生活变得不健康起来的现代主ว义所侵蚀。他们开始为自己国家有这样一个宏伟而坚定的基础而感到高兴，并急切地把它变为新的鼓舞力量。这真是新า的现，那么迷人而富有幽默感，无愧于自己的努力。总之ใ，它是纯粹中国式的。
辆军用车载去自己้的小老婆和私产，然卒蒙中央政府的宽宥。多少军官吃了败仗，掼掉他们的军火，倒是先小心地载走大量鸦片，因为ฦ鸦片可以换黄金，仰仗黄金的魔力，仍能恢复他们的地位。农夫被迫种植鸦片以代米谷，用以维持低劣而不饷的军队。一个著名的农业国家而不得不每年自外洋输入百数十万担米麦。在这一切疯狂中间，人民的利益先直接受其影响，但不能对他们的统治者，压迫者，说一声“否”字。当然政治机构一定有歪曲的地方แ而全民族大体上一定丧ç失了道德评价和是非意识。
册《计五史》全部ຖ运来，又有《文致》、《苏长公小品》、《苏长公外记》、《和陶合笺》、《群芳清玩》、《小窗幽记》、《幽梦影》以至燕儿蝶儿匡儿图我都带来，只忘记带《欣赏篇》、《说郛》、《樵歌》、《寒山诗集》，至悔。哥伦比亚中文图书馆丛书备得不少，但我懒โ得出门，至今尚未去查过。屠隆《冥寥子游》给我全部译出列入书中了。我最快活的是集中咏命运遣怀一类诗40余，其达观味道实与omarkhayyam
然而中国人仍有一种自己้独特的幽默，他们总喜欢开开玩笑，这种狰狞的幽默建立在对生活的滑稽认识之上。中国人在自己้的政论文中总是极端严肃，很少有幽默使人放松一下。但在另一些场合，他们对重要的变革和运动所采取的满不在乎的态度又常常使外国人惊奇不已，比如国民党的平均地权、三民主义、水旱灾救济、新生活运动和禁烟委员会等等。一位新近访问上海的美国教授在几所大学作了讲演，每当他正儿八经地谈到新生活运动，总引起学生的哄堂大笑，他颇็感惊奇不解。我想如果他再郑重地提到禁烟委员会，学生们的笑声会更响。
如上所述，幽默是一种观点，一种对生活的看法。我们对这种看法或多或少总有些许了解。生活是一场大闹剧ຕ，个人不过是其中的玩偶。如果一个人严肃地对待人生，老老实实地按阅览室规章办事，或者仅仅因为ฦ一块木牌上写道“勿踏草坪”就真的不去践踏草坪，那末他总是会被人视为ฦ傻瓜，通常会受到年长一些同事的哄笑，由于笑具有传染性，这个人很快也就变成一个ฐ幽默家了。
这种闹剧性的幽默，结果使中国人对任何事情都严肃不起来，无论是最为严肃的政治改革运动，还是一条狗的葬礼。中国人葬礼的滑稽颇具典型意义，中ณ国中上层阶级铺张的丧ç葬仪仗中，常可看到一批污垢满面、身着各色绣花袍子的流浪儿窜来窜去，还有一个铜管乐队在前面高奏“前进，基督的士兵们”，这些事实常被欧洲人引为中ณ国人缺乏็幽默感的口实。然而，中国人的送葬礼仪恰恰是中国式幽默的绝妙象征。只有欧洲人才会那么认真地对待葬礼，使之ใ显得庄严肃穆。严肃的葬礼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不可思议的，欧洲人的错误在于他们以自己先验的成见认为葬礼必应严肃，葬礼有如婚礼，只应喧哗铺张，没有理由认为非严å肃不可。肃穆的成分在浮夸的衣袍里已有蕴含，其余皆为形式——闹剧。我至今分辨不出葬礼与婚礼仪仗之不同，直到我看到一口棺材或一顶花轿。
极富闹剧性质的葬礼ึ仪仗是中ณ国式幽默的象征，其实质是只求外部形式而全然不顾ุ其实际内容。能ม够欣赏中国式幽默的人势必也能够正确理解中ณ国的政治方案。政治方แ案和官方宣言也只是一种形式，大多由那ว些精通模棱两可而言过其实的术语的书记员们起草，正如有专门的商店出租葬礼ึ仪仗用的行头一样，没有一个聪明的中ณ国人会一本正经地对待它们。如果外国记者牢记葬礼上所穿袍子的象征意义，就会少一些误解，也就不复把中国人看作独一无二、难以理解的民族了。
这种对人生的滑稽认识以及处理形式与内容的方式，也同样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几年前，应国民党中央的要求，国民政府下令禁止其下属机关在上海的分部把办事机构设在外国租界内。这条命令倘若真的贯彻下去，会给那些在上海ร拥有公馆的部长们带来很大不便，并会使许多人失业：南京的部长们对南京政府的命令既不公开反抗，也不请求撤销如实陈述该命令所造成的不便和不切实际等等。没有一个职业书记员会聪明到起草出这样一个呈文，同时又不与中央的形式相背。因为ฦ那就意味着中国官员们希望住在外国租界内，而这是不爱国的表现。他们最后想出了一个比它不知聪明多少倍的主ว意，他们只是把驻沪办事处的门牌换成贸易管理局。一块门牌大约不过20美元，却没人丢â掉饭碗，也没人丢脸。这种连小孩子都会玩的把戏不仅使南京政府的部长们感到满意，而且也取悦了布命令的南京政府。我们的部长们的确是了不起的幽默家。我们的强盗们、军阀们也都是幽默大家。有关中国内战的幽默，上文已经谈及。
与此相对，我们可以举教会学校的例子来说明西方人是如何地缺乏幽默，几年前，当局要求他们注册登记，并要求他们取消圣经课，并在会议大厅悬挂孙中山像，每周星期一还要举行一次纪念会，这使得教会学校顿时惊慌失措。中国当局不理解如此简单易行的规定竞不能遵守，另一方面传教士们也不知如何接受这些条件，于是事情陷入僵局。一些传教士甚至开始打算关闭学校。比如有一位校长，问题本不难解决，但他却坚持自己那愚蠢的诚实，拒绝将学校章程中那句声明传授宗教思想为ฦ办校目的之一的话去掉。这位洋校长要求开诚布公地声明传授宗教思想确为主要办学目的。于是时至今日，这个学校还没能注册登记上。如此这般，就不可能有任何妥协产生。其实这个教会学校应该做的不过是模仿南京部长们的所作所为，遵守官方的一切规定，挂一幅孙中山像，其余事情均照中国方式办理。不过我总不禁想到，以这种愚蠢的诚实为ฦ宗旨的学校肯定是所真正的学校。
这就是中国人滑稽的人生观。汉语中ณ充满了把人生看作演戏的比喻：中国官员的就职离职被说成“上台”、“下台”，某人提出一项略有夸张的计划会被称为“唱高调”，我们确实把生活看作了舞台，我们喜欢的戏剧多为高级喜剧，不管是新า宪法草案、民权草案、禁烟委员会，还是讨论人员遣散的会议。我总觉得这些喜剧津津有味。但我希望我们的人民有时也该严å肃一些。幽默正在毁掉中ณ国，它的破坏作用是无以复加的。人们那种响亮的笑声未免有点儿过分，因为那仍是脱老猾者的笑，任何热情与理想之花，一旦ຆ碰到这种笑声，都会凋谢枯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