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福源是由á于被俘后受到深刻的政治教育，思想生了很大的变化，主动向在甘泉地区指挥前方作战的彭德怀同志提出回去劝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的。当时正是党中ณ央在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方แ针ฤ的时候，高福源的要求，有利于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所以彭德怀向中央汇报后，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到甘泉与高福源联系，并促成此事的。
张学良原本还要在国外再多考察几十国家，因为“福建事变”生了，早先被派往福建去打红军的十九路军不愿再打内战，通电å反蒋，并在福州建立了人民革命政府；而通过与马占山、李杜（适逢两将军亦在国外）的会见，得知东北抗日情况，更激了他的爱国思乡之情，乃决定提前归国。于凤至因要照顾和安顿ู子女在英国求学，所以没有回来，张学良与赵四小姐和其他随行人员则于1９３４年1月８日回到上海。
绮霞说的对，汉卿，你不必难过，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只要身体好，有东北军十几万将士的协力支持，收复失地，重返故乡的愿望是一定能够实现的。”于凤至也关切地为丈夫排解忧愁。
身穿白色绸缎绣花旗袍的宋美龄嗔怪地对宋子文：‘大哥，你听他把话说完！’
其实，如果父亲不是那么固执（当然这其中也有其他的原因，如家庭内部的分歧，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的渲染挑拨等），能ม够稍稍体谅一下女儿的心，她怎么能会连个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走呢？尽管如此，她还是怀着恋恋不舍的情感踏上了新的旅程。她流着眼泪在内心里默默地呼唤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对不住你们，我没有跟你们商量就走了，我这是实在无法啊！不是我不爱父母，也不是孩儿不孝，是您太不理解孩儿的心啊！
赵四小姐生在香港，但她对香港并没有什么印象，因为那时她年纪小，她只记得从她记事时起她们就家居天津了。是的，那时已是民国时代了，满清统治时闭关锁国的现象有了一些改变。但由于帝国主义แ的不断侵略，各派军阀之间矛盾重重，所以仍是一个“大6龙蛇起，江南风雨多”的年代。不过，那时天津倒还平静，这里在近代历史上虽然也是风云变幻，但与内地比，局势总还算稳定一些，加之ใ地处京华要津，水6交通便利，商业繁荣，所以在此居住的达官显要颇多。赵四小姐的父亲虽不能说位极显赫，却也名声不小，所以家里人来客去的应酬颇多。不过，对这些赵四小姐从不过问，上有父母、下有兄嫂和几个姐姐，都由他们照应，她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也落得个ฐ逍遥自在。
但也不可否认，这也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使他致死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是杨宇霆的心腹，极力主张拥杨上台，如常自建山林警备队，杨就由他所掌管的兵工厂给他运送军械，并还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张学良找杨查问，杨才承认确有此事，“张询以何用？杨曰‘装备山林警备队。’张质问：‘咱们兵工厂不是有得是步枪吗？’杨宇霆有恃无恐地回答：‘没有人家的好啊！’”④使张尤为惊讶的是，这样重大的事，他们竟瞒着他，既不请示ิ，也不报告，这不明明是要搞独立王国吗？张学良怎么能ม容忍他们这样无法无天呢！
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张学良从一开始就同父亲走着一条不同的道路，反帝爱国的思想表现得较为明显，但要说这是轻而易举ะ、或方向已经十分明确，那也不是实情。这正如张德良教授在论述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时所说的：“反帝ຓ爱国、爱民思想，反军阀、反内战思想是产生了，然而付诸行动，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必然是步履维艰，迂回曲折，而不可能ม径情直遂，一往无前。例如他是两次直奉军阀混战的实际参加者和指挥者，对‘五卅’爱国反帝ຓ运动主张‘卫国保民和平处事’，认为罢市罢工ื‘徒受自己损失，希先复业，静候交涉。’甚至出布告，言及‘如有假借团体名义，破坏秩序，危害外人生命财产，为大局之ใ障碍，招邻国之责言者，本军长为ฦ维持治安计，不得不执法以绳’。然而这一切都是张学良沿着辩证法道路前进中ณ不可避免的现象。”⑤
墓园在石山乡驿马坊村西头的果树林中。此墓园始建于一九一六年，那是张作霖小有迹之时。墓地共占地二十余亩。在墓园的西南方แ一座山上，有一方形平面玉石，每当旭日东升，方石闪辉光。山的后面，有一座山尖，远望似猴，因而称作“猴山”。一九一六年，张作霖将其亡母灵柩由辽宁黑山县移葬于此，立为祖坟，以后依次埋葬了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氏，“九·一八”事变后，由á张作霖的旧ງ部（当时任黑龙江省伪省长的张景惠、伪6军部长、总理大臣张海鹏等人）操办，将张作霖的尸骨由沈阳采林寺移葬锦县驿马坊与赵氏合葬。
芳泽说：“阁下应该断然加以制ๆ止才对。”
出不入兮往不反，
在平时，父子俩兴趣爱好不同，有些谈不拢；加之张作霖脾ຆ气暴躁，张学良对他不得不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经过这次战争的失败，张作霖觉得自己过去轻视新军是失策了，所以一改过去那种过于自负的姿态，进而态度亲切，比较重视张学良的建议了。因为他知道儿子机灵，带兵打仗有经验，这次虽然也没有打赢，但他和郭松龄的新า军表现不错，他们临危不惧，败而不乱，这就很难得。而自己呢，却还是老一套，动不动就是“他妈拉巴๒子，你们好好地干，干得好，我除老婆子，不给你们，什么都会给你们”，动不动就是“哥们兄弟”、“有脑袋算一个ฐ”、“为ฦ朋友两肋插刀”或“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等，这显然是太落后了，得有高招，弃旧图新才行啊！
笔者赞同这个客观的分析。并认为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一般人的进步与提高，也不会在一个早上就能实现，那末，对于象张学良这样在旧军阀营垒里走出来的人，思想的转变，就会更为艰难。但有一点也是明显的，这便是达官显贵们的消极没落思想对他虽然也有影响，但他却并不消เ极，更不陶醉，而始终是兢兢业业的。他有理想，有抱负，顾ุ大局，识大体，不仅对自身的修养、学习刻苦努力，对部队的训练和体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对于那些军事训练好，而又勇敢善战的部下，他特别喜爱，总是给以嘉ล奖，委以重任；而对于那些平时不重视军训、不重视军容、军纪的人，就不喜欢，总是给以善意的批评。曾经当过张学良的裁缝、跟随他多年的赵新า华，谈过一桩关于张学良决心驯服烈马，鼓励他试骑性子特别暴烈的“盖西北”的往事，讲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他回忆说：
既要诉诸笔墨，也就不能不在沉思中极力使时间倒流，以便在对往昔峥嵘岁月的遨游与探索中，努力去追寻将军那ว早已失去、但却使人难忘的身影……
每当夜阑人静，在长时间伏案工作之余，我常推开通往凉台的门，爱在自己高楼住所的凉台上，向东南方遥望，很想写一点关于张学良将军的文字，可又觉得将这位中ณ国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潇洒豪爽的勃勃英姿和始终如一的纯真的爱国主义激情，丹心如铁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事迹很好地反映出来，要把他从一个旧军阀转变成为“特别使人怀念”的民族功臣的过程如实地加以再现，并对这位曾经走过一条极其曲折、复杂、伟大而又磨难重重的道路，然而却并非完全没有争议的爱国将领的思想展和无私贡献，尽可能作一些客观、公正的分析、评述，谈何容易！但由于他的一生的经历和历史功绩深深地感动了我；特别是从将军的遗憾又联想到周总理对他的评价，以及总理为著名爱国人士高崇民改诗的动人事迹，我似乎又茅塞顿开，文如泉涌了。1９61年1２月1２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会议上，张学良将军的老部下和好友高崇民思念将军，热泪潸然，当场赋诗一，诗云：
后来经过特务们的明查暗访，现是高崇民所编，才知道误捕了郭增凯。但是，特务们的哲学是“有错捕，无错放”，仍然把郭关押在南京，一直到เ西安事变，为作张、杨的工作，宋子文才把郭保释出来，一同去西安营救蒋介石。南京则ท对高崇民出通缉令。此时高崇民正在洛川王以哲的军部，刘多荃亦在洛川，张学良密令王、刘把高送往天津躲避……七十年代台湾公布张学良写的《我的回忆》中也提到：“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ว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共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ใ作。”⑤
一天傍晚，燥热、憋闷，没有一丝儿风，是古城西安少有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张学良从外面回到公馆，因为他刚刚ธ听过一个特务在西安横行的情况报告，心中ณ不悦，所以这天回来脸色阴沉，寡言少语，连晚饭也没有吃好。
当赵四小姐得知他烦恼的原因后，劝道：“汉卿，算啦，现在委员长要搞独裁，学的就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那ว一套，他们不光是在西安这么干，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么干的，你不要理睬他们就是了。”
是的，我也曾这么想过，”张学良若有所思地说，“俗话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谁料é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不理他们，他们却偏要找我的麻烦，对我和东北军进行监视，还向南京告我的状，你想，这我能ม置之不理吗？”
是的，这是使人不愉快的。”赵四小姐坦率地说，“但我觉得，你还是要沉住气，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又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他们虽然不一定都是地头蛇，但象过去上海那些青红帮流氓打手之类的人还是不少的。他们大都是些亡命之徒，为效忠自己的主子，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不到เ万不得已，这个马蜂窝还是不要去捅它为好。”
这时三楼卧室里的电灯闪了一下，原来窗外起风了，似乎还落了雨，玻璃窗被刮得啪啪直响，远处隐隐传来沉闷的雷声。
你谈的有道理，这我能够理解。”沉默了一会，张学良仍然耿耿于怀地说：“我可以暂时不理他们，但如果他们认为ฦ我怕他们，认为我软弱可欺，那他就错了，不客气地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越了这个限度，我也饶不了他们！”“不，汉卿，要冷静，”赵四小姐继续劝慰道，‘我总觉得，许多事还是要想开些，看透些才好，你想吧，这些人之所以敢于这样胡作非为，甚至连你和杨将军都不放在眼里，莫非他们是吃了虎肝豹胆了？不是，他们是狗仗人势，有后台老板撑腰，根子还在上面，汉卿，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张学良默默地点点头，用赞许的日光望着她：“谈得对！
霞，请你继续分析。”
其实，我的这些看法也不一定都很成熟ງ，”赵四小姐看到张学良重视她的意见，便也就一而不可收地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了。“汉卿，这些年我们朝夕相处，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个很关心政治的人，对于你的进退也都是淡然处之ใ，我常想，国事纷繁，尔虞我诈，宦海浮沉，风波迭起，要干一番事业，谈何容易！倒不如息影政坛，到僻静处过点清闲的日子为好。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未免太消沉了，当此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正是热血男ç儿报效国家之时，怎可消เ极避世？但也要看到，现在人心不齐，形势复杂，你这个当副司令的，遇事可要三思而行啊！”“对，今后我再也不能盲从了。霞，你谈得好，说下去。”赵四小姐的谈话，使他感到亲切，所以希望多听听她这些颇有独到之处的见解。
这是怎么回事？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怎么在家中也议论起西安的形势来？难道……
是的，由于西安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而地处内战前线的陕、甘边区却风平浪静，是一派西线无战事的和平景象，这就使急于剿共的南京当局大为ฦ不满了。他们利用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四处打探，似乎获得了一些很了不得的情报，终于生了蒋介石密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秘密逮捕东北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宋在解放后曾先后出任旅大市市长、辽宁省委书记）和马绍周、关沛苍的事件。宋黎是应张学良邀请，来陕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特务们之ใ所以抓他，对他的身份很怀疑，固然是一个ฐ因素า，但更主要的是，觉得宋与张学良关系密切，想从宋黎等人的口供中，进一步了解张、杨联共抗日的情况。特务们抓了宋黎等人还不算，还准备将他们押送南京审讯呢！幸而，由á于宋黎的机智，更主要的是由á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坚定、果敢，由于他们及其部ຖ属与特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蒋介石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这就是生在1９３6年８月２９日晚上的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因按韵目排列，这天是“艳日”，故人们常把此事称为“艳晚事件”。
这一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因岁月悠悠，人们的说法不尽相同，也有误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前不久，“艳晚事件”的主要当事人之一宋黎写了《艳晚事件》一文，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谈得比较具体、详尽，兹摘要援引如下：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接到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的电å话，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对我们采取行动，要我们加倍小心谨慎。情况危急，我让马绍周到“总部”政训处找他的熟人弄清情况，以便决定对策。后来知道，他出去后就被特务逮捕了，羁押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马绍周刚ธ走，东北中ณ学学生代表团几个人进来找我，研究撤换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的事。当时我心里很急，考虑他们年纪轻，怕吓着他们不好明讲，又担心随时可能ม生意外，只简略说了几句就让他们走了。代表团负责人曹富琨（曹裕民）留下来要跟我深谈，我不好推辞。他正在讲着，突然门被踢开，接着闯进两个人，进门就喊：“宋黎！”我一目了然，顺口答：“不在家，出去了！”特务横眉竖目，声嘶力竭地叫道：“就是你！”说完猛扑过来，把我和曹富琨一起逮捕了。两个ฐ特务架起我的两只胳膊往外拽，刚出房门，特务头目对他的喽罗宣布：“抓到了共产党要犯！命令谁也不许打电å话，不许走露风声，来一个捕一个。”
这时，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先生迎面走来。一个特务说：“这个老头来了，逮捕他！”抓我的三个ฐ特务分出一个去抓车，剩下两个ฐ特务拖不动我。一会儿，那个特务空手回来造谣说：“车带了枪……赶快先把这个ฐ送走。”
三个特务把我抬起来，我极力反抗，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我弄出小院。我趁机猛然挣脱出来，又跑回小院，现车向忱先生还没逃走，特务追进院来只顾抓我，七手八脚把我拖出西北饭店后门，车先生这才乘机脱身，离开了险地。我现只有一个特务押着曹富琨，就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一转身，从西北饭店前门跑进前院楼上。那里住着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十多个ฐ人，其中ณ东大代表有景全丰、萧润和等五、六个ฐ人。因学生较多，特务没敢进去。三、四个特务把我抬起来往省党部走，后来听说，有几个学生代表跑出来试图营救我，但没有成功。
西北饭店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一条大街上，相距二（半）里路左右。眼看快到省党部门前了，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迎面而来，我大喊：“土匪绑架！
土匪绑架！”巡逻队五、六个人跳下马先缴了特务的械，然后喝问：“怎么回事，为什么เ抓人？”
特务抢先说：“我们是省党部的，他是刚捉到的共产党要犯！”我赶紧分辩：“我不是共产党要犯，他们是土匪绑架。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书。”巡逻队中有人认识我，因为ฦ我在西北饭店已๐住了半年多，负责查店的宪兵知道我的姓名和公开身份，我又去过西安绥靖公署，在西北军中宣传过抗日，因此不少人认识我。一位巡逻队员机智地向特务要逮捕证，特务强词夺理地说没有逮捕证！巡ำ逻队员质问特务：“没有逮捕证为什么เ抓人？”一个特务趾高气扬地说：“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产党要犯，你们别来碍事，不信跟我们一起去省党部问问。”特务们蛮横地坚持要把我送交省党部。我强硬地说：“我是张副司令的秘书，要送就送交张副司令或杨主任。”这时认识我的巡ำ逻队员向他们队长说：“他讲你们是土匪；你们说他是共产党要犯，我们管不了这些，我们巡逻队查街遇到此事，都应上交杨主ว任处理。若不然杨主任问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张副司令知道后向我们要人，我们哪儿去找？”巡逻队长听了点头同意，便高声说：“带走，都上交。”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我想，若把我交到巡逻队连部，必得走西大街，从国民党宪兵一团门前经过，倘生不测，这岂不是躲过虎口又进狼窝！我连忙说：“你们连队处理不了我的问题，干脆送交营部吧，营部离这儿又近。”巡逻队长表示ิ同意……
不久ื，宪兵营的营副谢晋生来了。他以特务捕人既ຂ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又没和宪兵营联系共同办理为由，严词拒绝交人，特务迫于无奈，提出让他们回省党部取公文来提人，谢营副明白硬顶ะ顶不住，就同意特务回去，办理提人手续，借此拖延时间再想别ี的办法。
特务们刚走，大门咣地一声关上了。谢营副走进来让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件事闹得很大，各方正在设法解救。刚才搜出的东西全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碍事的就处理掉，特务回来还得要这些东西。”又说：“你放心，没有我盖章谁也提不走人，不过还得审讯一下，留个ฐ口供……”
过了一会儿，十七路军的军法官李木庵（地下党员，西北特支领导成员）来了。我们一起研究了“口供”，除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俗套外，主要讲我来西安是张副司令请的，一贯奉公守法，不是共产党，我主张抗日，但抗日无罪……
为了营救我，杨虎城将军决定迅报告张副司令，由张下令提人，并研究了几条应付省党部ຖ的措施。
张学良将军听到我被捕的消息，愤然说道：“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一面命令孙铭九去接我，一面由á孙铭九派参秘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去西北饭店我的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务手中。关去后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张学良将军得知这些情况，既为ฦ国民党特务如此胆大妄为ฦ而震怒，又担心被捕人的安全，为此断ษ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但张学良是细心的，这次坏事是谁干的，虽然他已心中有数，但他认为在进行军事行动之ใ前，也还是得做做邵力子（陕西省主席）的工作。邵ๅ力子虽然也是拥蒋的，但他与那些国民党的特务和党棍是不同的，对他还是应当争取。态度严厉些是可以的，但也不可失了和气。那ว晚，是深夜把邵请到张公馆来的：
邵力子刚迈进客厅门槛，张学良将军一反谈笑风生的常态，勃然大怒地质问：“省党部ຖ逮捕我的学生、秘书和职员，为什么不通过我？我是‘剿匪总部’的副司令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即使是抓共产党也应该让我知道！省党部竟如此藐视我，胆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严å办！”
邵力子先生从未见过张学良将军这么大的脾气，也从未见过对他如此不恭，不禁有些惶恐不安，连声说：
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查明后马上报告，事情由我负责。”张说：“那就请你负责查明，把抓去的人尽快送回！”
张学良将军对特务疯狂镇压抗日学生极为愤怒，同时也怀疑陕西省党部藏有诬告东北军的材料。邵力子告辞后，他便命令副官长兼一o五师副师长谭海率领卫队营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随同去的还有参谋孙铭九。
他们救出了马绍周，关时润，还缴获了省党部ຖ诬告东北军的密电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三百多人名单。
蒋介石亲自下令逮捕我们几个人，矛头也是指向张学良将军的。张意识到这点，来了个“先折后奏”，“艳晚”第二天，他给蒋介石急电å，大意说：省党部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ຖ”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ຖ”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总部”政训处长，蒋介石的心腹曾扩情于“艳晚”
第二天清晨乘飞机赶往广州向蒋介石密报，蒋介石虽然收到了张学良将军的电å报，又听了曾扩情的报告，仍觉得心中无数，便从广州给邵力子报，问查抄省党部ຖ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邵回电说：事情已经结束，张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的命令。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ä广事变，一时腾不出手来，无暇对付西北。因此尽管他对张学良将军这一“不轨行为”恨得咬牙切齿，但为了缓和矛盾先把张稳住，很快给张回了个电报：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ຂ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办理（对于这个电报，有人持否定态度，说事实是蒋接晏报告后，说晏胡说，并将批语转给张看，是为ฦ了把张稳住。此事有待进一步查考——笔者）……6
生在西安事变前三个月的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表面看来，似乎ๆ是由于蒋介石的暂忍不而未掀起大浪，实际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恨透了张学良，他心想，你说省党部不尊重你，可你这么เ干，又把我放在了什么เ地方？你眼里没有领袖，也没有中央。你身为ฦ中央常委，却派兵查抄省党部ຖ，试问，你又把党纪国法置于何地？不过，现在我还不说什么，我还要再看看，一旦ຆ腾出手来，我就会飞往西安，到那时，不是简单地要同你张学良算这个旧帐，而是要彻底解决整个西北的问题，你小子再不给我老实点，到时别ี怪我蒋某人不留แ情面……
不过，说到这里，有一点，似乎ๆ还应作点交代，这便是前面提到的邵力子，有人也许会问，他不是认为宋黎等人是共产党，逮捕他们没有错吗？怎么事后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又说了公道话，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张学良的作用，这不是有些矛盾吗？实际是不矛盾的，邵是国民党要员，与蒋介石有较深的历史关系，让他在那时反对蒋介石的命令，站出来保护宋黎，显然是不现实的，他能在报告里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并为张学良开脱，这已是很难得了。其实，邵力子是有进步倾向的，随后不久还生过这么一件事，那是1９３７年，他已调离陕西，到南京出任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了。上任不久，就遇到许广平自上海送《鲁迅全集》书稿请中ณ宣部审查。邵与他的秘书对此事都很支持，对书稿没有详细去看，只随便浏览一下目录，当即批准出版。许广平和《鲁迅全集》的编委们都很高兴。可是邵力子却因此遭到非议，南京的一些顽固分子讽刺他不是中宣部ຖ长，而是“鲁迅宣传部长”。邵力子让秘书公开回答：他极愿意任鲁迅宣传部长，只要把派令送来，他一定乐于接受，并保证兼职不兼薪……弄得顽固分子哭笑不得。⑦
艳晚”事件后，特务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张学良和杨虎城是不是松了口气，认为就平安无事了呢？那也不是。他们并不轻松，因为他们都知道，委员长虽然来了个“高姿ู态”，可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既然有了关于他们联共抗日的口实，那就决不会轻饶他们。他们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裂痕更为加深，他们的联共抗日政策与蒋介石的反共方แ针是不可调和的，而且随着形势的展，这一矛盾越明朗而尖锐化了，从而揭开了西安事变的序幕。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９８6年1２月出版。
汪锋：《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ณ国文史出版社1９８6年1２月出版。
熊汉生口述，韩进林整理：《杨虎城将军轶事二则》，《百花》1้９８７年第７期。
白竟凡：《西安事变前的〈活路〉》，学术会议论文，未刊稿。
宋黎：《艳晚事件》，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９８6年1o月出版。
引自《文摘报》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