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通电å看，他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全讲出来，对蒋他还是留有余地的。他还是以大局为重，从团结抗日这个大前提下来讲话的。这也不过是向国人告别，略抒衷肠而已。
被特意请到北平顺承王府来话别ี的东北军的一些主ว要将领，这时也一致表示ิ，请他放心，他在国内也好，不在国内也好，他们都一定带好队伍，保存好东北军这支部队，珍惜这抗日的基本力量，以便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把鬼子赶走！
蒋介石摇着大折扇，对坐在他对面一位戴金丝眼镜、穿白西装ณ的中年男子侃侃而谈：‘我当然不是想真打。真打，我们打不过人家。我说过，我们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เ和日本人打仗呢？打，是非亡国不行的！’
在一个深夜里，赵四小姐独自从天津搭上了去沈阳的火车。
也许正是母亲的美德，在她身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吧，所以那时她虽然生活在灯红酒绿之中，却仍然不骄不奢，朴朴素素。平日里，她总是头剪短，穿着一般女学生常穿的那ว种高领斜襟儿短衫，深色的裙ำ子，蓝袜布鞋，只在节日或参加晚会时，才穿上比较鲜艳的服装。她爱整洁，不爱打扮，但由于她身材苗条，端庄俊秀，有一种象璞玉或水晶般的典雅、纯洁、玲珑剔透的天然的美，反倒愈加显得溢光流彩，楚楚动人，强似浓妆艳抹千百倍。
以上所说，如果可以看作是杨、常被杀的远因，那ว么他们联日亲日，反对张学良关于东北易帜的大政方针ฤ，则ท就是他们致死的近因了。
张学良跻身军阀行列，举足轻重，照ั说他会离人民越来越远，展下去，甚至也会象其父那样，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的。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非但没有被“溶”过去，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早在1９２1年的赴日本观秋操中，他就表现了强烈的御侮自强的精神。那ว时，面对日本人的傲慢无理的挑衅行径（他们故意让他参观甲â午战争时日本从中ณ国夺去的所谓‘战利品’）张学良义正词严地正告对方：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国已๐不是甲午之ใ战时之中国了，并明确表示：“你们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ม做到，你们日本人不能ม做到的，我们中ณ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话虽如此，他仍不能不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并常为此向父亲涕泣陈词，力主ว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曾沉痛地说过：“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เ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
一九八五年八月，锦州市人民政府将此墓园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并拨专款进行修复。墓园的四周，已用青砖砌成花墙，园内立有一块洁白的方แ石，上面镌刻着：“张作霖墓园锦州人民政府立”。
正在反日运动高涨之际，芳泽又来会见张作霖，气势汹汹地问道：“满蒙形势日趋混乱，阁下怎样对待这一问题？”
平原忽兮路遥远。
张作霖这一次是栽了个ฐ不小的筋斗。而且，偏偏还祸不单行，因为奉军战败，直军又占上风，总统徐世昌又变了脸，下令免除张作霖本兼各职（即东三省巡阅使，蒙疆ຆ经略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要把他赶下台。但这时已๐今非昔比，张作霖在东北大权在握，凭一纸手令就罢他的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命令布不久，东三省议会便出面举荐张为ฦ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干脆宣布东北“独立”了。
一九二八年，经我兄弟赵国栋介绍，我到东北军兵工厂庶务处制服部ຖ当裁缝。张学良将军到เ兵工ื厂视察，我见到เ了他。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有幸结识了张学良将军……因我曾给少帅改过衣服，少帅挺满意，让我留在公馆内做衣服。但由于当时公馆内没有裁é缝的编制，就把我安排到马匹管理所当个挂名上士，从此，我就进了张公馆，当了张学良将军的裁缝。
因袭的重负与人为的悲剧，是最令人惋惜的，但他认为只要国家能独立，民族能ม得救，个人得失全不计！向前看，心地宽，殷盼祖国早统一。
兵谏功成廿五年，
早ຉ年曾在法国勤工俭学、并由朱德介绍入党的刘鼎，是1９３6年春来到西安的。到了西安后，他就住在张学良公馆里。那时张公馆在西安西门里金家巷５号，这所住宅，原为西北通济信托公司建造，1９３５年秋，张学良率东北军进驻西安后，租赁了这个院落，作为他的官邸。这里的主要建筑物是三幢东西排列的三层青砖楼房，即aທ楼、ｂ楼、c楼ä。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沧桑变化之ใ后，原来的房舍多已陈旧破落了，但它的主要建筑和庭院仍保存完好；特别是，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注，加强了对西安事变旧址的管理工作，经过认真修葺，如今这里已焕然一新，恢复了多年的风貌。a楼，在西安事变前，是张学良的下属、职员所住的地方แ，西安事变生后，中共代表团曾在这里住过。ｂ楼，是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副官和警卫人员的住所楼，是张公馆的核心。张学良自1９３５年秋来西安直到เ他离开西安去南京以前，同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等一直住在这里。1้９３6年1２月11日晚，张学良宣布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的军事会议是在这里召开的。1้２月２３、２４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三方会谈”也是在这里举行的……
张学良与刘鼎素不相识，突然见面，彼此都不大了解，但性情开朗而又为人豪爽的张学良并不拘束，一见面，张便“向他提了几个问题，如‘为什么你们骂我投降卖国不抵抗？为ฦ什么红军打我打得那么厉害？’等等。刘鼎答复大要是：‘张将军掌握几十万大军，坐镇东北，严防边陲，有守土之ใ责。日寇犯我，一夜之间，沈阳沦陷，进而东北尽失。面对外侮不放一枪，全国人民能不骂你？共产党同全国人民一气，当然不能例外。
东北军是蒋介石指使下的‘剿共’先遣大军，前在鄂豫皖，后在陕甘边区，一直都很积极，红军受到很大损失。你们打我们，我们回击了一下，能算厉害吗？红军有广大人民作后盾，是不可战胜的，蒋介石百万大军也无可奈何。“蒋介石驱东北军上前线‘剿共’，是他的‘一箭双雕’、‘借刀杀人’之计，你看是红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厉害？！东北军应当联共抗日，这不仅可以洗掉东北军不抵抗、投降卖国的骂名，而且还可以摆脱蒋介石的阴谋诡计。将来，抗日胜利ำ和中国解放的大功，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列前茅。
刘鼎同志的一席话，说得张学良将军心里特别高兴，一定要留住刘鼎同志。中共中央得知刘鼎同志与张学良将军相处甚得，就委派刘ถ鼎同志作为ฦ共产党的代表常驻西安。”1刘鼎在这里住下来以后，能和张学良及其他东北军将领时常见面，使他能ม以他的学识和丰富经验，系统地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张学良等对党和红军有了更确切的了解，加强了他们与共产党全面合作抗日的信心和决心，为周恩来同志到肤施（今延安）与张学良会谈作了准备。他曾参加这次会谈，并被任命为ฦ中共中央驻东北军代表。他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党中ณ央对他当时在西安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maozedong同志曾一再指出：“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张学良对他的印象也很好，在由应德田口述的有关张学良和西安事变的回忆录中也曾谈到：“刘鼎同志住到金家巷之ใ后，他和张学良将军时常见面，和我及孙铭久ื的接触也较多，时常谈到抗日整军的问题，对东北军抗日运动和抗日准备工作有很大的影响。有很长一段时间，张学良将军怀疑ທ刘鼎同志系王稼祥，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刘鼎可能是王稼祥。’可见，他是十分重视刘鼎同志的。”
总之，张学良的上海之行，高福源的奔走，以及刘ถ鼎的到来，使张学良对于共产党和红军的看法有了新的转变。而在这之前李克农与张学良的洛川ษ会谈和在这之后周恩来与张学良的肤施会谈，对于贯彻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的方แ针和推动张学良走向联共抗日的道路，则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1９３6年４月８日，是预定在肤施举行会谈的日子，但这天天不作美，从一大早ຉ开始，就风雪交加，飞机无法飞行，所以谈判时间不得不推迟一天。
４月９日，风雪小多了，但仍是个ฐ严寒的日子，为ฦ了能及早赶到肤施，使这次谈判能顺利举行，张学良决定当天一定启程。所以９号这天，他早早起身了，并特意换了一套普通的灰布军便服，这是他为了与红军谈判ศ而特意让裁缝制作的，由此也可看出他对这次会谈的重视。
在肤施会谈的前几天，天气一直不好，８号那ว天，先是大雪，后又下雨，给行路带来许多不便。９号这天，天虽晴了，但雾大。张学良已顾ุ不了这许多，带领王以哲、刘鼎、孙铭九等少数随行人员，亲自驾驶飞机直飞肤施。
下了飞机后，张学良觉得，有点疲倦，胳膊、腿都有些酸，好象不常劳动的人突然干了一天体力活似的。他过去不止一次地驾机冲向蓝天，坐汽车也总喜欢亲自驾驶，都没有这么累过。他这才真正体验到，开飞机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么轻松，特别ี是在雾大或气候变化无常的情况下。
这天下午，他没有再出门，就在会谈地点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附近的一个ฐ小院里休息。
中共代表也是顶风冒雪，从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骑着马，经两天长途跋涉，于当天傍晚才赶到肤施ๅ的。但护送人员和马匹都留แ在城外了，只有参加谈判的几位同志徒步进入了肤施ๅ县城。
当时，负责在大门外迎候中共代表的是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他只知道来的是级别较高的代表，但究竟是哪些人，由谁率领，却毫无所知。
中共代表是在天擦黑时才来到天主ว教堂门前的。他们一共五个人，走在最前面的一位，中等身材，人较瘦弱，但很有精神；他穿着黑色中ณ山装（这天他和李克农均换上便衣了），眉毛浓而黑，目光炯炯有神。从他那行动矫健、气宇轩昂的神态看，他年纪并不大，可是却留แ着浓密的黑胡子。那时，他看到大门外有人迎接，急忙大步流星地走过去，与孙铭九热情握手，并亲切地说：“辛苦了！”
欢迎，欢迎，请！”孙铭九伸手让客，很有礼貌地把他们引进里面去。那时，他只觉得这位大胡子衣著朴素า庄重，仪态沉稳和蔼，一定是个ฐ不简单的人，却无论如何也没料é到，原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张学良与周恩来也是初次见面。过去彼此虽然都久ื闻其名，却无缘相会，今天在陕北一偏僻小城，得以握手言欢，坐在一起会谈，真是机会难得，所以二人一见如故，谈笑风生。对于西安事变和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最初的会晤，许涤新曾有简要的评述。他说：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之后，救亡运动的火焰，遍及全国。我党向被蒋介石派来“剿共”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西北军，开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两ä军将士们的抗日情绪日益高涨，而蒋介石对两军的压迫也日益加强。在这种形势下，张杨两将军动了震动全国的西安事变，活捉了蒋介石。四十一年后，西安和兰州ะ的剧团都编排了壮怀激烈、慷慨动人的《西安事变》话剧。
在话剧里，当周恩来同志对张学良说到“我们都是中ณ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时，张说：“不，不，我是一个不抵抗将军。”恩来同志说：“我相信，这个不抵抗将军的名义，你会自己洗掉的；我们也会帮助你洗刷。”恩来同志又说：“听说张将军不久前写过一抒怀的诗。”张说：“周先生你也知道么？”恩来同志边笑边念：“极目长城东眺望，河山依旧主人非！”张说：“只是感慨而已。”恩来同志说：“张将军，我想借用鲁迅先生的两句诗奉赠：‘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剧本所写未必完全是事实，但在当时那种慷慨激昂的心情之下，《西安事变》剧本的这一段对话，是反映了当时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真实性的。2
笔者亦有同感。的确，在当时那ว种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这对话是反映了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心声的，是具有历史的真实性的。就说在肤施的这次会谈吧，双方也始终是开诚相见，推心置腹，是一次亲切、友好和相互尊重的会晤。
在会谈中ณ，他们谈了很多的问题，但谈论得最多的还是民族的危机，以及如何制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问题。张学良谈了他在国外的见闻，也谈到了他的一些胡涂ิ的认识，他毫不避讳地说：“前些时我到欧洲游历了几个ฐ月，开阔了眼界，看到了一些新า的东西，但也接受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如在意大利的时候，有人对我说，你们中国英雄太多了，但应该象我们拥护墨索里尼一样，不要互不相下。所以我一度认为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由á于人民全心全意拥护领袖，使领ๆ袖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中的障碍。我国人民若要救国，也得如此。所以我回国后，是竭诚拥护蒋介石做中国领ๆ袖的。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的信念动摇了，深感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靠国民党来救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而对墨索里尼的办法还存在幻想，认为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ณ国。后经与刘鼎和李克农先生交谈，才知道自己想错了，这个ฐ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而思想上却也还有一些矛盾，特将这些想法谈出来，向周先生请教。”
哪里，哪里，咱们共同研讨，共同研讨吧。”周恩来一直静静地认真听张学良谈话。他有个特点，一般是不随便打断ษ别人的谈话的。但听他这么เ讲，也立即作了谦虚的表示ิ。
不，请周先生指教，学良讲的是真心话。”张学良又补充道。
周恩来见张学良态度诚恳，是真心实意要抗日的，便开诚布公地谈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张先生到国外看了看，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是难能可贵的。不过，关于法西斯主义แ，我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它不是一种先进的思想，而是帝国主义แ的产物。它主张个ฐ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把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一点表面上的‘民主ว’全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展到เ帝国主义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思想观点，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
在随后的会谈中ณ，周恩来现，张学良过于注重政府和军队在抗日斗争中ณ的作用和地位，而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则估计不足，所以他又指出：“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ำ。假如仿效德国和意大利，搞法西斯主ว义，只会投降帝ຓ国主义，是不可能ม真正抗日的。张将军，我说的这些也都是个人看法，是否妥当，也请你多多指教。”“不敢当，不敢当，”张学良忙说，“你谈得好，我完全赞同。近来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些想法，经你今天再一点拨，心里就更亮堂了，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主义แ。但现在究竟应当怎样抗日，你们的抗日和蒋先生的攘外，都附带倒蒋或安内，我不能苟同，因为日本军部ຖ绝不会等着倒蒋或‘剿匪’。另外，蒋是现在中国的统治者，军事、财政、金融、外交等大权也都掌握在他手中，完全撇开他不行。根据我这两年的观察，蒋介石还是有可能抗日的，错就错在他想先消เ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日，即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这当然是必须扭转的。我们要对他进行争取，统一战线既ຂ然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蒋介石也应包括在内，如能争取过来，对抗日有利，反之，就会增加抗日的困难，因为他必然会同我们作对，甚至用中央政府的名义แ讨伐我们，使我们陷于被动地位。所以我觉得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宜再提反蒋，他不抗日，我们可以逼他走上抗日道路，把反蒋抗日改为ฦ逼蒋抗日是不是更好些？”
嗯，这个问题是可以考虑的，联蒋的问题我们将认真研究。”周恩来回答说。不过，看得出来，他虽然觉得张学良言之ใ有理，但显然还有某种保留。果然，他随后也尖锐指出：“不错，蒋介石是有一定实力地位的，抗日不争取他参加，是个很大的损失。问题是他干不干，如用古人的话来说，就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ฦ尽管日本侵略者重兵压境，大片国土沦丧，可他仍然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所谓‘宁给外人，不给家奴’的思想指导下，对日寇妥协退让，对群众残酷镇压，所以向他展开一些斗争是必要的。共产党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ฐ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是的，国民党是存在着这些问题的，”张学良深有同感地说：“让蒋介石轻易改变政策是不容易的。但我想，随着形势的展，他也会有变化，现在他不是也对日本人的贪得无厌很恼火吗？但他有个很错误的看法，就是认为共产党的一切方针ฤ政策都是针对着他，并要把他拉下马的，所以他把‘安内’摆在了要地位，似乎共产党和红军更是他的心腹之ใ患。”
对张学良的这一分析，周恩来虽觉着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认为并不确切。他没有指责张学良，而是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历数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勾结帝国主义，把人民推入十年内战的血海的罪行，深刻说明蒋介石之所以不得人心，军事上也屡遭失败，并不是他军队少，更不是武器差，而是他多行不义的结果。最后，他高瞻远瞩地说：“我说这些，不是要跟他算这个ฐ旧帐，而是说，看问题既ຂ要根据形势，放眼未来，也要有历史观点。不过，不管蒋介石怎样仇恨共产党，仇恨工农群众，怎样以怨报德，我们今天仍然希望他能ม改弦易辙，悬崖勒马，尽快走上团结抗日的道路。你所说的‘逼蒋抗日’，不也是这个意思吗？这其实也是符合统一战线精神的，有团结，有斗ç争嘛ใ，因为光斗争，弄得彼此关系紧张，当然不好，但光让步也不行，让步太多了，他会觉得我们都怕他，对团结抗日同样是不利的。”
张学良高兴地说：“对！今后我们就在联合抗日的大前提下，加强团结，共同对敌吧。至于蒋介石，过去我同他接触较多，关系不能ม说很好，但还能说得上话。照我看，他顽固是顽固，但只要我们用最大的力量去争取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เ抗日阵线中ณ来的。”
是吗？你有这个把握？”周恩来似乎不大相信，“如果能把他争取过来，当然很好，祝你成功。今后如需要我们配合的，你尽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大力协助！”
对，对！”张学良兴奋地说，“对蒋介石就得逼一逼，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他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3
随后，他们还就红军和东北军在抗战中所担负的责任、对日作战的战略、两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和经济通商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达成了相应的协议。
会谈结束时，天将破晓，此刻大地虽然仍是静悄悄的，但远处也隐隐传来鸡啼，它告诉人们，又迎来一个新的黎明。
张学良感到很兴奋，虽然一夜无眠，却毫无倦意，多年来使他疑虑重重、百思不解的许多问题，现在经过周恩来鞭辟入理的分析，大都冰化雪消、迎刃而解了，他怎能不如久ื旱逢雨、春风拂面、满怀喜悦呢！也象长期压在身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顿觉浑身一阵轻松。事后他还常对他的部下谈起这次会谈，谈起周恩来，总是赞不绝口：“周恩来虚怀若谷，处处以民族利益为重，共产党确实了不起！”
４月1o日清晨，张学良和王以哲出来送客，当他们把几位穿着朴素的深色便装的客人送出天主教堂大门时，张学良举ะ目东望，只见霞光满天，一轮灿烂夺目的红日冉冉升起了。
这次会谈，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也由于周恩来和张学良都能以大局为重，相互信赖，使会谈取得很大的成功，而这对张学良来说，也是他戎马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为以后的西安事变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９８o年1２月出版。
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关于周、张二人会谈内容，曾参考了申伯纯所写的《西安事变纪实》及其他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