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对苦难的承受力小一些，我们的苦难就会少一些。然而这种对污辱的承受力被赋予了忍耐的美名，又被儒家伦理学谆谆教诲为做人最重要的品德。我并不是说这种道德不是中ณ国人的伟大品质，耶稣说，“为温顺者祝福吧，因为他将继承整个世界”。能否继承整个世界我没把握，但中国人的忍耐使我们得以继承并管理着半个亚洲大陆却是真的。中国人把忍耐作为一种崇高的道德，并有意识地反复向后代灌输。谚语“小不忍则乱ກ大谋”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像《西游记》这样的幻想小说也是这时才出现的。中国人的想象力是被那时的佛教激起来的。小说在9
1哈夫洛克·埃利ำ斯havelockelis，1้859—19๗39，英国心理学家和作家。
第一周期公元前22๐1─588年约83๑0年这些循环周期包括：一、从秦朝至六朝和鞑靼族入侵公元前221年至公元58๖8年，其间约83๑0
惊人的事实是，中国历史可以很方แ便地划分成每八百年为ฦ一单位的周期。每个周期都以短命的然而在军事上却很强大的王朝开始。它使中ณ国在几百年的内部纷争之后重新团结起来。其后，是五百年的和平，中间有一次改朝换代，接着是一系列的战乱ກ。结果，都即从北方迁往南方。然后，北方与南方脱离，南北形成对峙局面，敌对情绪强烈。这时，外来民族入侵，整个周期便告结束。历史于是又开始重新循环。中国又一次统一在中国人手中，文化又开始繁荣起来。
3伯里克利pericles，约前495一前4๒29๗，雅典政治家，将军，演说家。
1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约前49๗5一前406๔，古希腊ຘ悲剧ຕ作家。
明显得很，一种固定标准的制度业经崩溃，道德的标准和政治的标准。
因为老的中国不是像今日那样的混乱。捐税的征收虽非基于人民的同意，它却基于习俗与惯例，这就是真正的土地法，而农人们很熟ງ悉春秋二忙所应缴付的一切。那ว时候还未闻有所谓棺材捐、花轿捐福建南部和交猪捐、产猪捐、小猪捐、猪槽捐、称猪捐、宰猪捐、猪肉捐、猪粪捐。上述名目行于汕头、汉口尚未闻有仁义捐、公益捐，而农人之不种鸦片者处以懒税。那时的农夫还不致售鬻妻女以付税款像有些江北农夫的命运；他们也不致被军人阻止收获，以为不付新税之ใ报复，像广东番禺县县长于1934年秋尝禁止之。人民不致预ไ缴3๑0年后的赋税像今日之四川省然。他们不致负担30倍于正税额之田赋附加，如江西曾经一度实现者。农夫不致被迫缴付税款过所有的资产，因而被捕入狱，以追现款，鞭挞之声，达于户外，惨呼彻夜而不息，如今日陕西农夫然。中国是地球上最失政的国家，而她的贫苦的人民，被卷于暴力的漩流中，不自明了，却是出其不屈不挠的勤勉辛劳而容忍的一切，最后终能ม克服困难。等到他们的最后一文钱被榨取掉，让他们流为乞丐。工作与生活的要求再接再厉地涌进，但仍保持很高兴的心情，而因为他们的老实，因为ฦ他们的和气，上帝将永远爱他们。
对于这样一些非议，林语堂置若罔闻，保持我行我素的作风，直到30年后，他才在《论足赤之美》一文中表明自己写作《吾国与吾民》的心态。他记叙了美国商务参赞诺德出于尊敬之心，想拍下一位卖烧鸡的白髯老人的照片，却被人误认为ฦ是要侮辱中国人。通过记叙这一经历，林语堂恳切地表示说：“知道这一点道理，才知道我《吾国与吾民》的写法及立场。中ณ国自有顶ะ天立地的文化在，不必样样效颦西洋。看到深处，才明白中国人生哲学之伟大，固不在西装ณ革履间也。”
这是一种与孔子的实证主义相抗衡的哲学，用来弥补儒家社会的不足，起一种安全阀的作用。儒家的世界ศ观是积极的，而道家的世界ศ观则是消极的，这商种奇怪的元素า放在一起提炼，则产生出我们称为ฦ中国人性格的这种不朽的东西在对待人生的消极态度上，佛教不过是道教的一种狂热的形式罢了。
于是，所有的中国人在成功时都是儒家，失败时则是道家。我们中的儒家建设、奋斗；道家旁观、微笑。一个ฐ中国人在位时说道论德，闲居时赋诗作词，并往往是颇为代表道家思想的诗词。这就是为什么差不多所有的中国文人都写诗，为什么他们几乎所有的集子中，诗歌占了大部ຖ分的篇幅，并且是较散文写得好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道家思想像吗啡一样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觉，于是便有神奇的镇定作用。它减轻了中ณ国人的头痛病与心脏病。道家的浪漫主义，它的诗歌，它对自然的崇拜，在世事离乱时能为中ณ国人分忧解愁，正如儒家的学说在和平统一时作出的贡献一样。这样，当肉体在经受磨难时，道家学说给中ณ国人的心灵以一条安全的退路，一种宽慰。仅仅道家的诗歌就可使儒家严å格的生活模式变得可以忍受，它的浪ฐ漫主义使得中国文学不至于变成只是为帝王歌功颂โ德，或一般道德说教那ว样的陈词滥调。所有好的中国文学，所有有价值的、可读性强、能使人心灵欣慰的中国文学，基本上都充满了道家精神。道教与孔教是使中国人能ม够生存下去的负正两极，或曰阴阳两ä极。
中国人在本性上是道家，文化上是儒家，然而其道家思想却更甚于儒家思想。作为ฦ一个民族，我们伟大到可以根据扬善惩恶的基本原则制ๆ定至高的法典，但我们也可以伟大到不信任律师，不信任法庭，95％需要诉诸法律的纠纷是在法庭外面解决的。我们伟大到可以制定相当繁缛的礼节，然而我们也伟大到可以把这些礼节看作生活这个ฐ大玩笑的组成部分：中ณ国人举行葬礼时的大吃大喝，锣鼓喧天，即可证明这一点。我们伟大到可以声讨罪恶，但同时对罪恶又可以无动于衷，不感到大惊小怪。我们伟大到可以起一系列的革命运动，但也伟大到เ善于和解，并回头再重复以前所反对过的统治制度。
我们伟大到可以精心制作一套完整的对官员进行弹劾的制度、行政管理制度、交通制ๆ度、图书阅览制度，但我们也伟大到可以打碎所有的制ๆ度，不理睬这些制度，绕过这些制度，和制度开玩笑，驾驭这些制度。我们并不给大学生们讲授政治学课，教他们政府应该如何工作，我们只让他们看看我们市政府、省政府、中ณ央政府实际在做什么就可以了。不实际的理想主义对我们毫无用处，因为ฦ我们对空想的神学缺乏็耐心。我们并不教导我们的青年成为
上帝的儿子，但我们教他们做一个清醒正常的人。因此，我们才相信中国人基本是人文主义者，基督教在中国注定要失败，除非它改头换面得令人难以认出本来面目，否则不可能被人接受。基督教教义แ中确能为ฦ中国人接受的部ຖ分是基督的训谕“像鸽子一样无害于人”，但是要“像蛇一样机智。”因为这两项ำ品德——鸽子一样的温柔与蛇一样的机智——正是脱老猾者的特征。
一句话，我们既ຂ认识到人类努力的必要，又承认人类努力的徒劳，这种总的心态使人倾向于展一种消极防御策略๓。“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这个ฐ原则ท下，中国的人与人之ใ间的所有裂痕都得以弥补，所有的计划ฐ都得以调整，所有的改革方案都被打了折扣，直至有了和平，每人碗中都有了饭吃。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是我们的另一个ฐ谚语，意思即英语的“不要惹事”，“别去惹醒睡着的狗”。
于是中国人就这样地生活着，极少斗争，也极少反抗。这就展了某种平静的心灵，使得人们能够忍气吞声，并与自然和谐一致。这也展了某种防御策略，这种防御策略比进攻策略还可怕。你到一餐馆就餐，饥肠辘辘，饭菜却迟迟不来，你可以再唤饭店的伙计，如果他态度粗暴，你可以找饭店经理点脾气。但是如果他嘴上非常文雅他说，“来了、来了”，但是脚上却一动不动，你简直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做点祈祷，或者也非常文雅地骂几声。简而言之，这就是中国人消极方面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领ๆ教最多的人才最能欣赏，这就是脱老猾者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