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种仁政的批评，最细致、最公正、最尖锐不过的要算21้00多年以前的韩非子了。他是“法家”的哲学家，生活在孔子之ใ后约30่0年的时候。他是法家中最后一个ฐ，也是最伟大的人物。他赞成法治的政府，而不是人治的政府。他对人治政府的弊端作了尖锐的分析。他所描述的中国当时的政治生活状况，与现代中ณ国的状况是那么惊人地相似。如果他是在今天向我们讲话，那是绝不需要修改一个ฐ字的。
中国人民能管理自己，他们也一直在管理着自己。如果“政府”这种东西能不干涉他们的事务，他们倒也很愿意让政府靠边稍息。让人民在1้0年中处在无政府状态，不让他们听到เ“政府”这个词，他们会在一起和平地生活，他们会繁荣昌盛，他们会开发沙漠，把它变为果园。他们会制作器皿并销往全国。他们将创น办企业，开发地球上的宝藏。人们将不再种植鸦片，因为没有人强迫他们去种，鸦片就自动绝迹了。他们将会省下足够的钱以防旱涝饥荒等不恻风云。取消那挂着“富国强民”招牌的税务局，国家将会更富，人民将会更强。
〖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
然而，至少在理论上，孔子并没有认为家庭意识应该蜕化为一种扩大了的自私自利，从而把社会的完整丧失殆尽。在其道德系统中，他确实允许一定量的超家庭的仁爱。他认为家庭的道德教育是全社ุ会道德教育的基础，并且认为通过全社会的道德教育，应该出现一个人民生活幸福和谐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理解为什么เ“忠孝”被放在道德之首，并得到เ如此特别的强调。甚至中文中ณ代表“文化”或“宗教”的“教”字，也是从“孝”演变而来的。即“孝”字加一表示使役的偏旁“夂”，意思是“使……孝。”《孝经》是这样解释“孝”的：
蒲伯1้有一句格言说，一知半解是危险的，而中国人则认为学问太大于妇女道德无益，“女子无才便是德”。在绘画与诗歌中ณ，妇女常常能ม显露出自己的才能，写短诗似乎ๆ特别适合妇女的天才。这些短诗小巧ู玲珑，精致优美，但缺乏魄力。李清照，中国最伟大的女诗人，留下了数量不多但彪炳千古的诗歌，充满了雨夜的情思与对逝去幸福的怀念。妇女写诗的传统实际上从未间断ษ，仅在清代，我们就可以数到差不多一千位留แ下诗歌的妇女。袁枚是反对缠足的，在他的影响下，妇女作家形成了一种独到เ的风格。另一位大学者章实斋，对这种风格却嗤之以鼻，认为它对培养理想的妇女有害。不过，诗歌的写作与尽一分妻子和母亲的职责，两者并不矛盾。李清照ั就是一个ฐ理想的妻子，她不是萨福。2
女子教育
崇拜古人后来就变成了崇拜简朴的代名词。汉语中这两个ฐ观点是紧密联系的，即“古朴”。儒家的家庭理想总是男人们边耕边读，而妇女们则从事纺织。下面我们再引一首诗歌，与前边的道家诗歌相对比。它歌颂简朴生活，故而实际上是对道家诗歌的补充。作者陈继儒，16世纪的一位学者。这首词是作为ฦ家训子孙相传的。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这里，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思维特点的痕迹。由于不受科学方แ法的束缚，“直觉”就有可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甚至接近了幼稚的幻恩。某些中ณ国医学纯粹是建立在文字游戏之上的，另一些则ท建立在奇异的联想之上。赡蜍身上有皱皮，所以被用来治疗皮肤病；一种生活在山腰上既深又凉的池塘中的青蛙据说对身体器官有一种“冷却”作用。在过去的两年中，上海ร的地方报纸登满了有关“肺形草”的广告。这种植物出产在四川ษ，被认为ฦ是治肺结核的良药而向人们大力推荐。这样的广告一篇接一篇，直到人们都开始相信学龄儿童不能吃鸡爪子，否则他会染上一种乱ກ撕书的坏习惯。
然而，这种思维方式也有其局限性，因为ฦ庸见的逻辑只能用于人类事件与行为ฦ，不能用来解开字宙之谜。人们可以用情理来解决人际纠纷，但是不能用情理来发现心脏和肝脏的相对位置，或者确定胰液ຂ的功能。因此，在推测自然与人体的奥秘时，中国人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直觉。很奇怪，他们凭直觉感到人们的心脏在右边，而肝脏ู则ท在胸腔的左侧。有一位很博学的中ณ国学者俞正燮，他的《癸已๐类稿》卷帙浩繁，传诵遐迩。他曾经读到一本由ájesuitsjacobusrho，jamesterrence和nicolauslongobaທrdi翻译的《人体解剖学》，发现书上说心脏位于左ุ侧，而肝脏则位于右侧，从而下结论说西方人与中国人有不同的内脏器官。他进而下结论说既然他们的内部器官不同，那么他们的宗教也肯定不同——这个ฐ演绎推理是直觉推理的绝妙的例子——所以，只有那些内部器官不完善的中国人才有可能成为基督徒。这位渊博的学者俏皮地评论道：如果jesuits等人知道这个事实的话，他们就不会那么饶有兴致地在中国传授基督教，并试图把那些半正常的人先变成基督徒。
中国人并没有像第欧根尼走得那ว么远，中国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走得很远。知足的哲学思想，给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消极方แ法。与第氏不同，中国人只要求那些可以带来幸福的东西，如果无法得到เ，他们也不会死乞白赖地去争取。中国人至少要求两件干净的衬衫，因为尽管故事书中ณ第氏精神的芬芳对人毕竟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是否真的与第氏为伍，效其所为，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他穷得只配有一件衬衫，他也不在乎。与第氏不同，中国人希望看一场好戏并尽情地享受，但如果他没有条件看，也并不十分难过。他希望自己้的房子周围有一些高大的古树，但如果院子里只有一株枣树，他也感到同样高兴。他希望有许多孩子，有一个妻子亲自动手做他爱吃的佳肴；如果他很富有，可以再请一个高级厨师和一个ฐ穿着红裤ไ子的漂亮女仆，这个女仆要能在他读书或作画ฑ时为他焚香侍候。他还需要一些好朋友，一个ฐ能理解他的女人，这个女人最好是他妻子，如果不是，则歌伎也行。如果他生来就没有这种“艳福”，他也不会懊恼。他需要吃饱，好在大米稀饭和腌萝卜在中国倒也不贵。他希望有一坛好酒，常常自己酿造米酒，或者花几个铜板到常去的酒店沽上一碗。他需要悠闲，这在中国不难得到，如果他——
人类的幸福是脆弱的，因为ฦ诸神明显地对此感到嫉妒，于是“幸福”就成了生活当中最捉摸不定的问题。然而在文化与进步的领域内，幸福仍是人类智慧首先应该关心和解决的问题。中ณ国人出于自己对生活的一般常识，竭力寻求这种幸福，他们像功利ำ主义那样，对幸福总比进步更感兴趣。
〖吾弟所买宅，严紧ู密栗，处家最宜，只是天井太小，几天不大。愚兄心思旷远，不乐居耳。是宅北至鹦鹉桥不过百步，鹦鹉桥至杏花楼不过三十步，其左右颇多隙地。幼时饮酒其旁，见一片荒城，半堤衰柳，断ษ桥流水，破屋丛花，心窃乐่之。若得制钱五十千，便可买地一大段，他日结茅有在矣。吾意欲筑一土墙院子，门内多栽竹树草花，用碎砖铺曲径一条，以达二门。其内茅屋二间，一间坐客，一间作房，贮图书史籍笔墨砚瓦酒董茶具其中，为ฦ良朋好友后生小子论文赋诗之ใ所。其后住家主屋三间，厨屋二间，奴子屋一间，共八间。俱用草苫，如此足矣。清晨日尚未出，望东海一片红霞，薄暮斜ฒ阳满树。立院中高处，便见烟水平桥。家中宴客，墙外人亦望见灯火。南至汝家百三十步，东至小园仅一水，实为恒便。或曰：此等宅居甚适，只是怕盗贼。不知盗贼亦穷民耳，开门延入，商量分惠，有甚么便拿甚么去；若一无所有，便王献之青毡，亦可携取质百钱救急也。吾弟当留แ心此地，为狂兄娱老之资，不知可能遂愿否？〗
科举制度到唐朝已๐经完善。一直到1้90่5๓年，它基本是一条由á寒门通向权势与名利的向人人都开放的途径，尽管在后来的朝代中，科举制ๆ度多少有些修改。这些考试从本质上讲，是有些机械，尽管这种机械性多少也有些必要。所以，它往往不能ม吸引真正的天才，但是它却适合选举ะ一般有才能的人，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智力测验。这种制ๆ度使得农村有才能的人不断ษ进入城市，弥补了上层阶级那逐渐失去的活力，使得社ุ会健康所急需的内部ຖ再生能ม力得到周期性的补充。纵观多少世纪以来的情形，科举ะ制在统治阶级的质量上，起了重要的选择作用，从而使社会得以稳定。
『1苏塞克斯ั，英国南部ຖ一郡。』
『2๐李普顿，英国商人。』
文学革命之后，出现了两大变化。其一，出现并形成了一种有个ฐ人特点，无拘无束的写作风格，以周氏兄弟为代表，即周作人和周树人。值得注意的是，周树人受公安派影响极深。变化之二是：“汉语的欧化”，兼有句法和词汇两者，前者看上去是愚蠢的，而后者则是不可避免的。西方术语的引进是很自然的，因为旧ງ的术语已不足以表达现代的概念。这一变化始于19世纪90่年代的梁启超。但在1917๕年之后却愈演愈烈。人们对西方事物已๐有深刻๑的癣好，而汉语的欧化可以说是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癖好。不过这种引进的文风离汉语太远，因而无法长久。这种情形在翻译国外著作中尤为恶劣，它使得所著的东西不仅荒谬，而且使中国的一般读者无法读懂。
这实在应归罪于翻译者，因为他们井没有完全掌握那ว种外国语言，未能理解整句的含义，故而不得不逐字硬译。请再设想一下，如果将英语先行词后面的长定语翻译成汉语，先来上整整几行一连串ธ的修饰语，然后再出现中心词，当是何等怪诞模样！有一些变化显然是进步的，比如松散结构的引进。以往不可能将“如果”从句放在主ว句之后，而现在却可以这样做了。这使散文变得更为流畅、更为ฦ灵活。
中ณ国的散文有一个伟大的未来。它很快就可以和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散文在表现力和优美上相匹敌。最好的现代英语散文之ใ所以出类拔萃，是由于它健康地融台了来自日常英语的既具体又形象的词汇和出自罗马传统的意义更确切并兼有书卷气的词汇。这样一种书面语言认为ฦ“新า闻嗅觉”、“知识网”、“语言的漂流”、“乘๖着胜利ำ的潮流前进”、“鲁依·乔๒治与保守党调情”等表达方แ式是优秀的、标准的语言，那么，这种书面语就会成为ฦ一种雄浑的文学语言的媒介。错误的文学标准将清除诸如“嗅觉”、“网”、“漂流”、“潮流”、“调情”等词语，强迫代之ใ以“欣赏”、“积累”、“倾向”、“前进”等等。语言的活力即刻失去。在汉语中具体与抽象两ä大类词语相当丰富。汉语的基本构造完全是具体的并非抽象的，像盎格鲁－萨克逊语一样。而经典文学的传统留แ给我们的词汇，则ท更偏重藻饰，词义也更精确，与英语中的罗马语部分相类似，如果有一位真正的文学巨匠将这两个因素า融合在一起，那ว么他就会造就出一种具有最大的表现力，最优美的散文来。
诗歌
平心而论，诗歌对我们生活结构的渗透要比西方แ深得多，而不是像西方人似乎普遍认为的那ว样是既对之感兴趣却又无所谓的东西。如上所述，所有的中ณ国学者都是诗人，或者装出一副诗人的模样，而且一个学者的选集中ณ有一半内容是诗歌。自唐朝以来，中ณ国科举考试在测验重要的文学能力时，总是包括诗歌创น作在内。甚至家有才女正待出阁的父母，有时是才女本人，在择婿时也要求对方能ม够写一手好诗。阶下囚经常因为ฦ能够写几首好诗而为掌握他生杀大权的人所赏识，并且重新获得自由á或受到เ特殊礼遇。诗歌被视为最高的文学成就，被当作测试一个人文学技能ม的最为ฦ可信、最为便捷的方法。中国的绘画ฑ与诗歌紧ู密相联，在神韵和技巧上，即使不是完全一致，也是息息相关的。
如果说宗教对人类心灵起着一种净化作用，使人对宇宙、对人生产生一种神秘感和美感，对自己้的同类或其他生物表示体贴的怜悯，那么依著者之见，诗歌在中国已经代替了宗教的作用。宗教无非是一种灵感，一种活跃着的情绪。中国人在他们的宗教里没有发现这种灵感和活跃情绪，那ว些宗教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黑暗的生活之上点缀着的漂亮补钉ล，是与疾病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在诗歌中发现了这种灵感和活跃情绪。
诗歌教会了中国人一种生活观念，通过谚语和诗卷深切地渗入社会，给予他们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诗歌通过对大自然的感情，医治人们心灵的创痛；诗歌通过享受简朴生活的教育，为中国文明保持了圣洁的理想。它时而诉诸于浪漫主ว义แ，使人们超然于这个ฐ辛勤劳作和单调无聊的世界ศ之上，获得一种感情的升华，时而又诉诸于人们悲伤、屈从、克制等感情，通过悲愁的艺术反照来净化人们的心灵。它教会他们静听雨打芭蕉的声音，欣赏村舍炊烟缕缕升起并与依恋于山腰的晚霞融为ฦ一体的景色，它教人们对乡间小径上的朵朵雪白的百合要亲切、要温柔，它使人们在杜鹃的啼唱中体会到思念游子之情。它教会人们用一种怜爱之ใ心对待采茶女和采桑女、被幽禁被遗弃的恋人、那些儿子远在天涯海角服役的母亲，以及那ว些饱受战火创伤的黎民百姓。最重要的是，它教会了人们用泛神论的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春则觉醒而欢悦；夏则在小憩中聆听蝉的欢鸣，感受时光的有形流逝；秋则悲悼落叶；冬则ท“雪中寻诗”。在这个意义上，应该把诗歌称作中国人的宗教。我几乎认为，假如没有诗歌——生活习惯的诗和可见于文字的诗——中国人就无法幸存至今。
不过，要是没有某些特定的原因，中国的诗歌也不会在中ณ国人的生活中获得这么เ重要的地位。首先，中国人的艺术与文学天才，使他们用充满激情的具体形象进行思维，尤工于渲染气氛，非常适合于作诗。他们颇具特色的浓缩、暗示、联想、升华和专注的天才不适合于创作具有古典束缚的散文，反而可以轻而易举地创作诗歌。如果像伯特兰·罗素า所言：“艺术上他们追求高雅，生活上他们讲究情理。”那么，中国人长于诗歌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中国诗歌精巧，从不冗长，从来没有极大的伟力，但于创作完美的感伤的瑰宝、构勒神妙的情景却十分合适。它的节奏美使它充满了活力，它的神韵使它通篇生辉。
中ณ国思想的大趋势，使诗歌创作成为文学艺术活动中最荣耀的事情。中国的教育着重培养通才，中国的学术研究也着重于各种知识的融会贯通。像考古学那样十分专门化的科学很少，而中国的考古学家也总是保持着人之常情，能够对家庭生活和院中ณ梨树发生兴趣，诗歌恰恰是需要一般性的综合力才可造就的产品。换言之ใ，它需要人们有一种视生活为一个ฐ整体的能力。凡弱于分析的，必然强于综合。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缘由。诗歌基本上是饰以情感的思想，而中ณ国人又总是用感情来思维，很少用理性去分析。无怪乎ๆ中国人把腹部看作一切知识和学问的贮藏所。这一点可见于这样一些说法：“一肚子文章”、“满腹经纶”等等。现在，西方心理学家已๐经证明腹部ຖ是贮藏情感的地方。由于没有人可以完全不用情感来思维，所以我倾向于相信人们是用腹部和脑袋同时思考的。思考时情感越多，肚肠对一个人的思想所负的责任就越大。伊莎多拉。邓肯说女子的思想起源于腹部尔后逐渐向上运动，而男子的思想则起源于脑袋而逐渐向下运动，我看中国人就是这种情况。这也正与著者关于中国人心灵女性化的理论相吻合。英语中说一个ฐ人在思考如何作文时用“搜索脑筋”，而汉语里形容寻找诗文佳句则用“搜刮枯肠”。诗人苏东坡曾经在饭后问他的三位爱妾他肚子里装ณ的是什么เ。最聪明的一位叫朝云，她回答说满肚尽是不合时宜的思想，中ณ国人之所以能写出优秀的诗歌，是因为他们用肚肠来思考的。
另外，汉语与诗歌之间也有关联。诗歌需要清新、活跃、利落，汉语恰好清新、活跃、利ำ落。诗歌需要运用暗示，而汉语里充满意在言外的缩略๓语。诗歌需用具体形象来表达意思，而汉语中表达形象的词则多得数不胜数。最后，汉语具有分明的四声，且缺乏末尾辅音，读起来声调铿锵，洪亮可唱，殊非那些缺乏四声的语言之ใ可比拟。中ณ国的诗歌格律是基于调值的平衡之ใ上的，就像英语的诗歌基于重音之ใ上一样。四声分成两ä组：一种是“软”声调，幽长游越；另一种是“硬”声调，包括上声、去声和入声。人声在理论上是以p、t、k结尾的，已经在现代国语中消失了，中国人要自己้的耳朵训练有素，使之有节奏感，能够辨别平厌的交替。这种声调的节奏甚至可见于散文佳品之中，这一点也恰好可以用来解释中ณ国散文的“可吟唱性”。任何人，只要有耳朵，就可以从约翰·拉斯ั金和沃尔特·佩特的散文中感受到这种声调的节奏。只要观察和对比一下拉斯金文章中用诸如“i”“m”“n”“ng”等“流音”结尾的词语与用诸如“p”“t”“k”等爆发音结尾的词语，就会发现这种声调的节奏分析起来并不难。
在唐代的诗中，这种交替是十分复杂的，就像下面的“常式”一样：
〖1。平平仄仄仄平平
2๐。仄仄平平平仄仄
3。仄仄平平仄仄平
4。平平仄仄平平仄
5。平平仄仄仄平平
6。仄仄平平平仄仄
7。仄仄平平仄仄平
8。平平仄仄仄平平〗
每句第四个音节之后都有一个停顿ู。每两句自成一联，中间两联必须完全对仗。也就是说，句中每一个字都要在声调和意义上与另一句相对应的字吻合。要弄清这种交替，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设想两个ฐ人正在对话，每人说一行。把每一行的前四个音节和后三个音节作为两个ฐ不同的单元，代之以两ä个ฐ英语词语，结果就是下面这个ฐ模式：
〖ah，yes？
bຘut，no？
but，yes！
ah，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