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该戴上帽子的“老右”们当初都不认错、不认罪，那么เ就会新า生一大片一大片的极右、反革命、罪大恶极者。那么，还有多少人能ม生存到“文革”？如果“文革”时所有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黑笔杆”等等都不低头不坦白不交待不服罪，统统地抗拒从严å死路一条，那么50年代的学者、教授、作家、艺术家的存活率还能有多少？可事实是，“保存”下来的是绝大多数，不过很多部件损伤了。比如很多人回弹力不行了。好比一只泄气的皮球，踢上一脚๐就凹下去一块，弹不起来。如今再怎么给球打气，终究不知哪儿可能又漏气，蹦跶不高了。
1983๑年11月，胡风恢复创作。到12๐月，完成《胡风评论集·后记》，又用半年完成十五万字的《左联回忆录》和二十万字的《抗战回忆录》和四万五千字的《鲁迅回忆录》，虽然他一直在病中。
我们现在怎样做人？我们现在想做怎样的人？想拥有怎样的人生？
二十年后，“堵堵妈妈”在“堵堵”的新房里好像还有忙不完的事，我在水管冲洗从沈阳到鞍山的火车上的尘土，一直听她在安排什么。我走进新房想对镜擦点雪花膏。贵岚急急地叫着：“哎呀，这屋也没个ฐ镜子！”怎么没有镜子？组合柜上一面一面的大镜子，贵岚居然熟视无睹！贵岚和马蹄疾的家里，从来没有镜子。直到去年马蹄疾的父亲送他们一面小镜子，贵岚都没能用心去照ั自己。没有用镜子的习惯，所以面对着这么多镜子竟然就是看不见就是不知道用！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然而马蹄疾多么需要一个宁静、平和的家庭气氛。这是他得以专心研究学术的基本生存条件。他希望他能ม以利他主义แ，以自我牺牲，不断完善家庭的调节机制ๆ，来保持家庭的恒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