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认为中国历史与其他民族的不同最显示在政治上，“亦可说中国民族性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ฦ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此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三联书店，2oo1）。前面已经说过，事物是历史地展的，中国人擅长政治的特性直至现代仍然体现在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古人没有专门的政治学，当然也没有形成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政治学科，但是中国人又实在是运用政治的高手。如同需要和货币不是贬义แ的东西一样，政治也不是一个贬义的东西。政治实质上是利益的一种分配关系，而利益的占有主体是人，所以政治处理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众所周知，古代中国相对而言更加注重人文关系而非自然科学，并且在官场的实践中培养起高明的政治素养，为后人提供了活生生的样本。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成为一本暗含政治原理的教科书，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人希望从这本宝典中得到启示ิ，并用它来指导我们的工ื作生活，以处理好日常的人际关系。市场上各种政治书籍也层出不穷，但是相对普通大众而言，出于实践实际的需要，人们更加乐่于接受生动的政治书籍而不是呆板的教科书，他们不是蔑视学术，而是更加注重学术的运用。maozedong说：“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ม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中国人不但喜欢阅览政治书籍，在政坛和商场上也是运用政治的高手。除了个别ี野心家政客之外，政治实在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本领ๆ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项。历代开国皇帝几乎ๆ都是政治家，而且是大政治家。刘邦与项羽对峙的四年之争中，刘邦带兵打仗几乎逢打必输，然而最终打败项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刘邦是大政治家（流氓与大政治家没有什么เ矛盾），懂得运用张良、萧何、韩信等人（政治其实就是人事的运筹和利益的分配），而项羽只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家。楚汉之ใ争再一次证明了《孙子兵法》诞生之后政治家比军事家更厉害的观点，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是一种特殊的政治手段，因此军事家是隶属于政治家的。
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是一个勇夫，却也是一个ฐ莽夫，单纯得可爱。他不善于运用诡道，或者说不屑于玩弄手腕。他崇尚武力的单纯，享受战斗的激情。他的权谋是白纸一张，这点在刘邦面前简直就是小儿科。当一个单纯的军事家碰上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历史选择了后者，这是流氓对贵族的胜利，也是政治家对军事家的胜利，这个胜利奠定了后来开国皇帝是政治家的走向。
而后来的李世民、maozedong则更是政治家、军事家并于一身。政治不仅可以运用于战争，而且应该运用于战争。《孙子兵法》：“兵者，诡道也。”同样，政治不仅可以运用于商业，而且应该运用于商业。从来单纯的军事家、企业家是成不了大事业的。不管是打仗，还是做生意，处理的问题都是人事和利ำ益，这正是政治。人们可能ม一边崇拜刘邦、李世民这些政治大家，一边鄙视这些政治大家的诡道，其实这是一种道德感过重的幼稚病。政治家必须以国家利益为重，顾不得什么道德，企图以道德来看历史人物和政治家，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就说孙权接受曹丕册封一事，就表现出政治大家的深谋远虑。过去骂曹丕是窃国大盗，现在却要俯称臣，这个弯转得小吗？这个道德顾忌不重吗？所以东吴大臣中就有不同意见。孙盛说，取义不辱，是连伯夷、叔齐那样的“匹夫”都能做到เ的，一个江东“国主”怎么就做不到呢？事实上，正因为是江东国主ว，孙权才不得不暂时俯称臣。作为个人，不妨像伯夷、叔齐那样“不食周粟”，或者像鲁仲连那ว样“义不帝ຓ秦”，但是孙权是一个政治家，而且是大政治家，那么放在他决断桌上的东西绝不只是心中的道德和称臣的不快，他必须考虑家国大义，考虑自己的力量打不打得过曹丕。在国家领ๆ导者的工具箱里，道德仁义永远是隶属于国家利益和目前形势的，因为ฦ他不能逞一时不快，或者过不去道德的门槛，无视条件悍然动一场没有胜算的战争。小仁小义比不上国家利益，做决策的时候，领导者不是先想到怎么เ向干部和群众做道德的解释，并因此将正确的决策服从了道德的东西，而是先想到做什么样的决策是正确的，然后再向干部和群众做道德的解释。而且，只要决策是正确的，那ว么就算干部和群众一时没有法子接受，领导者也要去实践，用实践来统一认识。不在实践中体验一番๘，人们很难放弃自己选择过的思想武器。理论解决不了人们心中ณ的这个问题，只有随着以后的实践水平不断提高，你才能转变你的观点。
你应该懂ฦ点政治。人是现实的人，现实是政治家的一个基本要求。高明的大政治家往往也很有理想，但是这种理想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是建立在对现实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的。有理想才知道带领团队到达什么地方แ，懂现实才知道怎样带领团队到达。任何冠冕堂皇的政治口号背后必然是政治力量的支撑，物质的东西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