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任何一国的国民性，必须运用联系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具体地历史地考察和分析。具体地考察和分析，主要是指从横向的方面去进行，它指向的东西是地点。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历史的观点则ท是从纵向的方面去分析，它指向时间。不论是认识世界，还是改造世界，我们都必须运用历史的观点。恩格斯说：“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ศ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可以说，事物就是过程。这意味着，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展和消亡的过程，不存在这个过程的事物是没有的。因此，我们就要先把事物如实地看成一个变化展的过程。要了解事物的“来龙”，以深刻๑理解它的现状；又要看到事物的“去脉”，以把握当前的行动。其次，对过去的事物，要用历史的眼光，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理解，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过去的事物，更不能苛求前人。用今天的成熟去否定昨天的幼稚，这样的论点是错误的，我们不能ม讥笑自己้蹒跚学步的时代，也不必因为电脑技术的达而去怀疑ທ第一台电脑问世的必要。最后，还要知道事物处于什么阶段，认识到它是刚ธ刚产生的，还是正在展的，或者行将灭亡的，根据对事物所处阶段的准确判ศ断，决定我们对事物的态度和策略。
任何希冀探寻中国人的书籍,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探寻中国的文化与人性（国民性），譬如易中天的《闲话中国人》，钱穆的《国史新论》和《中国思想通俗讲话》，诸此等等。易中天在《品三国》封面上有这么เ一段话：“以故事说人物，以人物说历史，以历史说文化，以文化说人性。”文化传统（中国古代，政统和道统是主要的两个ฐ系统）造就了一种历史的时势，“时势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只能是后来那个样子”。而这种传统，归根到底，是人性（国民性）的积淀。《易̶๐6;๙系辞传》：“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ใ道。”有形象的谓之器，可以说，人性是属于形而上的。人性是抽象的，摸不着的，但又是具体的、实在的，我们不能凭空做抽象的无谓的纯思考。反之，我们应该从历史的文化遗留中探寻人性。那么เ，我们就不得不对历史，包括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等做一番๘简略的考察。
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尚未形成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故在此不赘言。中ณ国的封建时代是等级森严的礼制ๆ社会。周王室分封天下，按大宗、小宗及公、侯、伯、子、男五等，确定利益及宗法等级制，并依靠军队、亲缘、惯例以及贡、赋、税维系。而亲缘与“礼”是当中比较重要的两ä个机制。费孝通《乡土中国》：“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这种乡土社会的内在属性很容易衍生出以家为社会基本单元的模式。在古人看来，国是家的扩大化。这样一来，“内外有别，亲疏有差，长幼有序，贵贱有等”的家伦理就成了国的礼制，是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一种社会模式当然需要一套完备的制度来维系，不然，中国就会如同其他古国一样在磕磕碰碰中ณ离散。钱穆说：“中国民族擅长政治，故能以政治活动为其胜场。能创建优良的政治制度来完成其大一统之局面，且能维持大一统之局面历数千年之久ื而不败”。故而，研究中ณ国历史不得不研究制度。自周公开创一套封（土）建（国）制度以降，经秦朝郡县制度（后世有“百代皆沿秦政”说法），中ณ国古代的各种制度如政体制度、科考制度日臻完善。诚然，种种制度，都是为了大一统服务。形成古代中国的制度和社会模式是有着背后的原因的，物质方面，主要的是经济上的原因。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有这样的表述，“中国的历史传统，常能警惕地紧握着人生为ฦ主而经济为副的低水准的经济观”，“中国人一向的经济理论，都是以人文主义为立场，或说是以道德主ว义แ或礼义แ主义为立场的”，“无论富与贫，同样不该水准，而此水准则ท是以人生的理想为依归而树立”……中国历史传统的一个现象是，由政治来领导社会，由学术来领导政治。中国学术（思想）重视“知行合一”，是一种实践哲学，“亦可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其主要精神，乃在面对人群社会中ณ一切人事问题之各项实际措施”。钱穆认为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ใ学。儒家讲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正心诚意是“体”，修、齐、治、平是“用”。修齐治平体现的是一种实践哲学。古人主张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而不论立功、立言，“皆须自德性出”。可见，“整个中国民族一部中国史主要精神主要向往，大可用一‘善’字来概括”。国人追求“善”（在古人看来，美与真是包涵在善之内的）的天性，在实践哲学的牵引下，创造出臻于完善的社会、经济制度，维系着天下的大一统。当然，这只是中国历史上大体的国民性，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又有着不同的特点，尤其是在现代社会中，传统中ณ国文化系统与西方商业意识系统不断融合，呈现出批判继承的承上启下的状况，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不是专业学者，也无法说明具体环境下的人性特点，事实上任何一个ฐ人都无法规定具体环境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