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部上下两ä卷本的著述中，王国维以自己的广采博识，通过汉魏以来之历史文献比对出土文献实物，对自汉代至元代的布帛价格进行排比综合，并参照金银价格的涨落，从而对两者之间的关联作出了精审的考释。由此可见，这是一部通过中国服饰文化来考察古代经济情况的著述。
拥有如此深厚的儒家经典之ใ积累，王国维在国学领域里的研究简直是如鱼得水，所涉猎的范围也是大为拓展，诸如他在细读“十三经”过程中完成的《明堂寝庙通考》一书，俨然是一部中ณ国古代宫室建筑史。
隔座听歌人似玉，六街归骑月如霜。客中行乐只寻常。
点滴空阶疏ຕ雨，迢递严城更鼓。睡浅初成，又被东风吹去。无据。无据。斜汉垂垂欲曙。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
与藤田剑峰引导王国维尝试译介日文报刊所不同，与汪康年兄弟俩故意刁难王国维学习日语更不可同日而语的是，罗振玉对于王国维来说简直就是一颗有着知遇之恩的福星。那么，除了以上介绍的罗振玉在《时务报》馆初识王国维不俗才华之后，王国维后来又是因何而得到เ罗振玉的格外垂爱，以及竭力资助和扶携其走上学术事业辉煌的呢？
第五章：结识罗振玉
第三章：科场折翅
另据上海辞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李伟国先生在《敦煌话语》一书中所说：“如要说最早在刊物上表敦煌ä学论文的学者，可能是刘师培。刘ถ氏江苏仪征人，1911้年在《国粹学报》第七卷1∽8期表《敦煌新า出唐写本提要》19篇，所据也是伯希和所得敦煌ä写卷。”好在李伟国先生在这里用了“可能”两个字，否则ท则要埋没罗振玉最早ຉ在刊物上公开表相关文章的头筹了。因为早在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罗振玉就撰写了《莫高石室秘录》疑是《鸣沙山石室密录》一文，并于当年表在《东方แ杂志》第六卷11้和12期上，虽然这不是纯粹的学术著述，但其中考订色彩并不比刘师培那ว《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等1้9篇论文逊色。
不过，在《敦煌话语》一书中接着李伟国先生话语的，还有赵和平先生对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中的评说：“早期研究敦煌ä学最有成就的除了上述叶、罗、刘三位外，还有大学者王国维，他在敦煌ä学研究方แ面的成就可以说还在上述三位之上。”在这里，我们姑且不论赵和平先生为何只提出“叶、罗、刘ถ”三位中国学者而忽视日本学者藤田剑峰，单是说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就在这三位之ใ上一语，这个评价倒也是客观公正的。那么，王国维在敦煌学方แ面到底有何研究成果，他对于敦煌学轫又有何贡献呢？
在解析王国维在敦煌学研究领域内的卓越成果之前，笔者想先引录王国维于民国十四年公元19๗25年暑假时应清华大学学生会邀请所作题为《最近二三十年中ณ中国新见之学问》的公开演讲中的一段话。在这一讲演中，王国维将“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见之学问”归纳为“殷虚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简牍”、“敦煌千佛洞之ใ六朝唐人所书卷轴”、“内阁大库之ใ书籍档案”和“中ณ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这五个方面。其中，关于“敦煌遗书”王国维这样说道：
汉晋牍简，斯氏斯坦因均由人工掘得之，然同时又有无尽之宝藏于无意中出世，而为斯氏及法国伯希和教授携去大半者，则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五代宋初人所书之卷子本是也。千佛洞本为佛寺，今为道士所居。当光绪中叶，道观壁坏，始见古代藏书之窟室。其中书籍居大半，而画幅及佛家所用幡幢等亦杂其中。余见浭ณ阳端氏端方所藏敦煌出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乃ี光绪己亥所得。又，乌ไ程蒋氏蒋汝藻所藏沙洲曹氏二画像，乃光绪甲辰以前叶鞠裳学使昌炽视学甘肃时所收。
在这里，王国维提到เ自己从“浭ณ阳端氏”和“乌程蒋氏”两ä人处见到เ了从敦煌流散出来的一些散件，虽然他没有说明他是何时得见这些散件的，但“浭ณ阳端氏”端方แ所藏的“开宝八年灵修寺尼画观音像”则ท是“光绪己亥所得”，也就是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๗9年，这个时间竟比道士王圆箓现“敦煌遗书”的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๗00年还早，想来这一散件虽不属于“敦煌遗书”，但王国维明确地说明是由“敦煌出”，这就表明王国维关注敦煌出土古物的时间要早于“敦煌遗书”现之时。另外，“乌ไ程蒋氏蒋汝藻所藏沙洲曹氏二画像”，王国维也明确地说明是在“光绪甲辰以前”从那位甘肃学政叶昌炽手中ณ所出，光绪甲辰即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这个时间也要比“敦煌遗书”被押运到北京早的多。由此可知，王国维对“敦煌遗书”的研究并非局限于伯希和所得，这很显然对他撰写敦煌学轫之作有一定的优势。
当然，以王国维独特而深邃的学术视角，他对一门新兴学问的研究向来不同于别人，他总是高屋建瓴、独辟蹊径。例如，在宣统元年公元1909๗年9月当王国维与罗振玉等人一同观看抄录伯希和所得“敦煌遗书”时，他不仅与罗振玉等人一起积极地校勘和研究这些敦煌写卷，还撰写了《唐写本敦煌县户籍跋》、《敦煌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和《唐诸家切韵考》等大量论文，其内容涉แ及制度史、宗教史、俗文学、西北历史地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