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确实的纪年起于共和。共和元年，在民国纪元前二千七百五十二年，公元前八百四十一年。自此以上，据《汉书律历志》所推，周代尚有一百九十二年，殷代六百二十九年，夏代四百三十二年。尧、舜两代，据《史记五帝ຓ本纪》，尧九十八年，舜三十九年。如此，唐尧元年，在民国纪元前四千一百四十二年，公元前二千二百三十一年；三皇之ใ世，距今当在五千年左右了。
近世这一期，是我们现在直接承其余绪而受其影响的。清朝虽亦是异族，然其对于中国的了解，较胡元为深。其治法遵依中国习惯之处，亦较胡元为多。因其能遵依中国的习惯而利用中国的国力，所以当其盛世，武功文治，亦有可观。假使世界而还是中古时期的样子，则我们现在，把这客帝驱除之后，就更无问题了。然而闭关的好梦，已成过去了。欧风美风，相逼而来，再不容我们的鼾睡。自五口通商以后，而门户洞开，而藩属丧失，外人的势力，入人内地。甚至划ฐ为势力范围，创น作瓜分之论；又继之以均势之说。中国乃处于列ต强侵略之下，而转冀幸其互相猜忌，维持均势，以偷旦夕之ใ安。经济的侵略，其深刻，既ຂ为前此所无；思想的变动，其剧烈，亦非前此所有。于是狂风横雨，日逼于国外，而轩然大波，遂起于国中了。所以近世史可分为两个小期。西力业已东渐，我国还冥然罔觉，政治上、社会上，一切保守其旧样子，为前一期。外力深入，不容我不感觉，不容我不起变化，为后一期。五口通商，就是这前后两期的界线。
总而之：中华的立国，是以汉族为ฦ中ณ心。或以政治的力量，统治他族；或以文化的力量，感化他族。即或有时，汉族的政治势力不竞，暂为ฦ他族所征服，而以其文化程度之高，异族亦必遵从其治法。经过若干时间，即仍与汉族相同化。现在满、蒙、回、藏和西南诸族，虽未能ม和汉族完全同化，而亦不相冲突。虽然各族都有其语文，而在政治上、社交上通用最广的，自然是汉语和汉文。宗教则佛教盛行于蒙、藏，回教盛行于回族。满族和西南诸族，亦各有其固有的信仰。汉族则ท最尊崇孔子。孔子之教，注重于人伦日用之间，以至于治国平天下的方略，不具迷信的色彩。所以数千年来，各种宗教在中国杂然并行，而从没有争教之祸。我国民族的能团结，确不是偶然的。
狁，和汉族杂居。
治水之事，详见于《尚书》的《禹贡篇》。此篇所述，是否当时之ใ事，亦颇可疑。但当时确有水患，而禹有治水之ใ功，则ท是无可疑的。《尸子》说当时水患的形，是“龙门未开，吕梁未凿，河出孟门之上，江淮流通，四海ร溟滓”。则其患，实遍及于今日的江、河流域。禹的治水，大约以四渎为主。凡小水皆使人大水，而大水则导之入海。未治之前，“草木畅ม茂，禽兽繁殖”、“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治水成功，则“人得平土而居之”。佐禹的益、稷，又“烈山泽而焚之ใ”、“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人民就渐得安居乐业了。
舜所命之官，见于《尚书》的，有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朕虞、秩宗、典乐、纳等。又有四岳、十二牧。四岳，据《郑注》，是掌四方诸侯的。十二牧，则因当时分天下为十二州，命其各主ว一州之事，《书经》又述当时巡守之ใ制：则ท天子五年一巡守。二月东巡守，至于东岳之下，朝见东方的诸侯。五月南巡ำ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ำ守，至于西岳；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其礼皆同。其间四年，则四方诸侯，分朝京师。此所述，是否当时之ใ事？若当时确有此制ๆ，则ท其所谓四岳者，是否是后世所说的泰山、衡山、华山、恒山，亦都足资研究。但当时，确有天子诸侯的等级；而尧、舜、禹等为若干诸侯所认为共主，则似无可疑。当时的政治，似颇注重于教化。除契为司徒，是掌教之官外，据《礼ึ记王制》所述，则有虞氏有上庠、下庠，夏后氏有东胶、西胶；一以养国老，一以养庶老。古人之教，最重孝弟。养老，正是所以孝弟，而化其犷悍之气的。我国的刑法，最古的是五刑，即墨、劓、剕、宫、大辟。据《书经吕刑》，则其法始于苗民，而尧采用之。而据《尧典》所载，则ท又以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é。后世所用的刑法，此时都已启其端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