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让孔子更加勤奋好学，努力上进，而且也使他对贵族阶层产生了距离感。他把人区分为“君子”和“小人”两大类。但是，“君子”和“小人”的差ๆ别并不是由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爵禄决定，而是取决于他们在道德上的成就。因此，在教育面前，贵族和平民是平等的。不管是哪个阶层的子弟，都有资格成为他的学生，受到เ他的教诲。
西周末年“王官失守”破坏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ษ，使私人讲学、平民教育成为可能。孔子或许不是最早ຉ开启平民教育的人，但一定是影响和成就最大的一位。
周公最受孔子看重的贡献，是他有意识地改造了上古文化，“制ๆ礼作乐”，完善典章制ๆ度，建构了一套完备的宗法礼乐制度。
后来，武王重病卧床，周公便向上天祈祷，愿意以自身代替武王受难。武王在临终前，愿意把王位传给有德有才的周公，并且说这事不须占卜，可以当面决定。周公涕泣不止，不肯接受。这时的政治形势微妙而严峻：商朝虽然已经被打败，但正所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商朝的残余势力还非常强大，周的统治还很不稳固；而太子姬诵还不到เ十岁，无法掌握政权，处理这么เ复杂的状况，于是周公只好“摄行天子之位”，毅然挑起了治理天下的重担。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心中不服，他们散布流言蜚语，说周公有野心，有可能谋害太子，篡夺王位。周公闻言，便对太公望和召公奭说：“我所以不顾ุ个人得失而承担摄政重任，是怕天下不稳。如果江山变乱，生灵涂炭，我怎么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和武王对我的重托呢·”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王之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为了稳定局势，周公果断出师东征平定了反叛。此后为了巩固周王朝的统治，他大规模分封诸侯，并营建洛邑今河南洛阳作为东都。
在殷商时间，“天命”观念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需要特别指出，此时的“天命”尚未被功利化，也就是说，它仍然是当时人们真实的信仰，没有被人为的利用。据《史记·殷本纪》记载，当商纣王在面临内忧外患的窘境时，仍然不以为ฦ意地说道：“我生不有命在天乎！”从商纣王的这句自信的话里，我们可以读出几重含义：第一，商朝已经有了天命观念，并且，上天之ใ命还成为ฦ王朝统治的合法性的终极依据。换言之，商朝之所以能行使并保有统治天下的权力，是因为ฦ商王享有天命的保护；只要天命仍然在保佑商朝，那些现实的威แ胁如文王的崛起和扩张对商朝的统治就产生不了致命的影响。第二，对于纣王而言，“天命”恐怕不仅仅是他欺骗民众、巩固统治的工具，他也不是刻意地要把自己้打扮成天命的拥有者。可以说，“天命”对他而言是真实存在的，是其信心的源泉。第三，商纣王并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德会影响到天命对商朝的保佑，这表明商纣王并没有天命依德而变革的观念。
被列为儒家重要经典“四书”之ใ一的《中ณ庸》，在谈到孔子思想的精神旨归时，说了这么一番话：“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后两句是讲孔子创建儒家乃是顺应天地，而前两句，则可看作是对儒家渊源的归纳。所谓“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在精神上遵循尧舜之道，并效法周文王、周武王制ๆ定的礼乐่制度。
201้1年1月
正是这种人生而有之的本性，成为“我”实现仁的生根出之ใ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只要存养呵护“孝悌”之ใ心，让它自然地成长育，最终就能够成就“仁德”。而孝悌归根到底，只能是“我”这一个体孝敬“我”的父母、尊敬“我”的兄长。也就是说，孝悌并不是抽象的、个ฐ体的人性，相反，它正是通过“我”这样的具体的、形形色色的个体来实现的。
但孔子并没有将“仁爱”局限在宗族关系上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血缘亲情层面，而是将“爱亲”推向“爱人”、“泛爱众”的层面，把家庭伦理推扩、上升为社会伦理。他把“孝悌”原则作了进一步推广、扩大，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推及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由宗法血缘关系扩大为一般社会关系。在他看来，一旦统治者实现了孝悌，那ว么民众也都会讲“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