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鲁迅识于广州中山大学——
张秀哲君是我在广州才遇见的。我们谈了几回，知道他已经译成一部《劳动问题》3给中国，还希望我做一点简短的序文。我是不善于作序，也不赞成作序的；况且对于劳动问题，一无所知，尤其没有开口的资格。我所能负责说出来的，不过是张君于中日两ä国的文字，俱极精通，译文定必十分可靠这一点罢了。
他借了称赞中国人，贬斥西洋人，来讥刺日本人的目的，这样就达到了，自然不必再说这兽性的不见于中ณ国人的脸上，是本来没有的呢，还是现在已经消เ除。如果是后来消除的，那么，是渐渐净尽而只剩ທ了人性的呢，还是不过渐渐成了驯顺。
但此后对于中国一部分人们的相貌，我也逐渐感到一种不满，就是他们每看见不常见的事件或华丽的女人，听到有些醉心的说话的时候，下巴总要慢慢挂下，将嘴张了开来。这实在不大雅观；仿佛精神上缺少着一样什么机件。据研究人体的学者们说，一头附着在上颚骨上，那一头附着在下颚骨上的“咬筋”，力量是非常之ใ大的。我们幼小时候想吃核桃，必须ี放在门缝里将它的壳夹碎。但在成人，只要牙齿好，那咬筋一收缩，便能ม咬碎一个核桃。有着这么大的力量的筋，有时竟不能收住一个并不沉重的自己的下巴，虽然正在看得出神的时候，倒也情有可原，但我总以为究竟不是十分体面的事。
一九二八年十月三十日，鲁迅校讫记——
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
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เ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เ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ฦ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
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ฦ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此刻๑就将我所想到เ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这毛病。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分别ี的。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ฦ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ใ原理。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创น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ณ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น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ศ文学史，那ว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ว么，你畅ม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国，称为“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大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4。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ว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看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5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6，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7，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8๖之ใ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纷歧。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า创作何尝有人绍介，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ว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