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到了大革命的时代，文学没有了，没有声音了，因为ฦ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荡，大家由呼喊而转入行动，大家忙着革命，没有闲空谈文学了。还有一层，是那时民生凋敝，一心寻面包吃尚且来不及，那ว里有心思谈文学呢？守旧的人因为受革命潮流的打击，气得发昏，也不能ม再唱所谓他们底文学了。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ฐ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忙的时候也必定没有文学作品，挑担的人必要把担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车的人也必要把车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时代忙得很，同时又穷得很，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争，非先行变换现代社会底状态不可，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做文章；
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所以，我想：革命，倒是与文章有关系的。革命时代的文学和平时的文学不同，革命来了，文学就变换色彩。但大革命可以变换文学的色彩，小革命却不，因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变换文学的色彩。在此地是听惯了“革命”了，江苏浙江谈到革命二字，听的人都很害怕，讲的人也很危险。其实“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ม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和猴子是没有大两样的，人类和猴子是表兄弟。”但为什么เ人类成了人，猴子终于是猴子呢？这就因为猴子不肯变化——它爱用四只脚走路。也许曾有一个猴子站起来，试用两ä脚走路的罢，但许多猴子就说：“我们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许你站！”咬死了。它们不但不肯站起来，并且不肯讲话，因为ฦ它守旧。人类就不然，他终于站起，讲话，结果是他胜利ำ了。现在也还没有完。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还未灭亡的民族，还都天天在努力革命，虽然往往不过是小革命。
以上的所谓“革命成功”，是指暂时的事而言；其实是“革命尚未成功”6๔的。革命无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7，这人间世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不过，中ณ国经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幸福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为继续培养的人们少，而赏玩，攀折这花，摘食这果实的人们倒是太多的缘故。
但是三月二十九日的事却特别，当时虽然失败，十月就是武昌起义แ，第二年，中华民国便出现了。于是这些失败的战士，当时也就成为ฦ革命成功的先驱，悲壮剧刚ธ要收场，又添上一个ฐ团圆剧ຕ的结束。这于我们是很可庆幸的，我想，在纪念黄花节的时候便可以看出。
三天之后，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过因为攻击国粹，得罪了若干人。现在回想起来，像我们似的人，大危险是大概没有的。不过香港总是一个畏途。这用小事情便可以证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环日报》5上，有这样两条琐事：
k陈国被控窃去芜湖街一百五十七号地下布裤一条，昨由á史司判笞十二藤云。
k昨晚夜深，石塘嘴有两ä西装男子，……遇一英警上前执行搜身。该西装男ç子用英语对之。该英警不理会，且警以bbb。于是双方缠上警署。……
第一条我们一目了然，知道中国人还在那ว里被抽藤条。
“司”当是“藩司”“臬司”6之“司”，是官名；史者，姓也，英国人的。港报上所谓“政府”，“警司”之类，往往是指英国的而言，不看惯的很容易误解，不如上海称为“捕房”之分明。
第二条是“搜身”的纠葛，在香港屡见不鲜。但三个方围不知道是甚么เ。何以要避忌？恐怕不是好的事情。这bbbຘ似乎是因为西装和英语而得的；英警嫌恶这两ä件：这是主人的言语和服装。颜之推以为学鲜ຒ卑语，弹琵琶便可以生存的时代7๕，早已๐过去了。
在香港时遇见一位某君，是受了高等教育的人。他自述曾因受屈，向英官申辩，英官无话可说了，但他还是输。那最末是得到严厉的训斥ม，道：“总之ใ是你错的：因为我说你错！”
带着书籍的人也困难，因为一不小心，会被指为“危险文件”的。这“危险”的界说，我不知其详。总之一有嫌疑ທ，便麻烦了。人先关起来，书去译成英文，译好之后，这才审判。而这“译成英文”的事先就可怕。我记得蒙古人“入主中夏”时，裁判就用翻译。一个和尚去告状追债，而债户商同通事，将他的状子改成自愿焚身了。官说道好；于是这和尚便被推入烈火中ณ。
8我去讲演的时候也偶然提起元朝，听说颇็为“x司”所不悦，他们是的确在研究中国的经史的。
但讲讲元朝，不但为“政府”的“x司”所不悦，且亦为有些“同胞”所不欢。我早知道不稳当，总要受些报应的。果然，我因为谨避“学者”9，搬出中ณ山大学之后，那边的《工商报》10่上登出来了，说是因为“清党”11，已๐经逃走。后来，则在《循环日报》上，以讲文学为名，提起我的事，说我原是“《晨报副刊â》特约撰述员”1้2，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