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罪人，应该称为“可恶的人”。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二日《语丝》周刊第一五四期。
《语丝》一三二期寄到我这里的时候是出版后约六星期，封皮上写着两个绿色大字道：“扣留”，另外还有检查机关的印记和封条。打开看时，里面是《猓猓人的创世记》，《无题》，《寂寞札记》，《撒园荽》，《苏曼殊及其友人》，都不像会犯禁。我便看《来函照登》，是讲“情死”“情杀”的，不要紧ู，目下还不管这些事。只有《闲话拾遗》了。这一期特别少，共只两条。一是讲日本的，大约也还不至于犯禁。一是说来信告诉“清党”的残暴手段的，《语丝》此刻不想登。莫非因为这一条么？但不登何以又不行呢？莫明其妙。然而何以“扣留”而又放行了呢？也莫明其妙。
中ณ国近来一有事，首先就检查邮ุ电。这检查的人员，有的是团长或区长，关于论文诗歌之ใ类，我觉得我们不必和他多谈。但即使是读书人，其实还是一样的说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谓革命的地方แ。直截痛快的革命训练弄惯了，将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顾不及增加营养。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画一个工ื人，手捏铁铲或鹤嘴锹，文中ณ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风顺，算是好的。现在是要画一个少年军人拿旗骑在马上，里面“严办！严办！”8这才庶几免于罪戾。至于什么“讽刺”，“幽默”，“反语”，“闲谈”等类，实在还是格不相入。从格不相入，而成为视之懵然，结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乱ກ七八糟，谁也莫明其妙。
这很像“诗哲”徐志摩先生的，至少，是“诗哲”之ใ流的“文笔”，所以如此飘飘然，连我看了也几乎想要去买一本。
被“正人君子”指为“学匪”，还要“投畀ถ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叫它“到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ศ”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三司法，海ร军总长，可以兼任教育总长。
所以：教育当局，十之ใ九是意在“当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当局”。
所以，我终于觉得无话可说。
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é浩荡荡。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此刻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ฦ中国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ม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ว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3张秀哲台湾省人。当时在广州岭南大学肄业，曾与人合著《毋忘台湾》一书。《劳动问题》，原名《国际劳动问题》，日本浅利顺ิ次郎著。张秀哲的译本于一九二七年由á广州国际社会问题研究社出版，署张月澄译。
古装的电影也可以说是好看，那好看不下于看戏；至少，决不至于有大锣大鼓将人的耳朵震聋。在“银幕”上，则有身穿不知何时何代的衣服的人物，缓慢地动作；脸正如古人一般死，因为要显得活，便只好加上些旧式戏子的昏庸。
听说，国产影片之所以多，是因为华侨欢迎，能够获利，每一新片到，老的便带了孩子去指点给他们看道：“看哪，我们的祖国的人们是这样的。”在广州似乎也受欢迎，日夜四场，我常见看客坐得满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