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เ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ใ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在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ณ国大家族的后代。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
『4๒阿丝帕霞，希腊名妓，曾为ฦ伯里克利的情妇。』
正文
本书又名《中国人》，是林语堂在西方แ文坛的成名作与代表作。该书论述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中国人的性格、思维方式、人生追求，妇女问题，政治社会问题，文学艺术，乃至中国人的最佳生活模式。作者语言朴质流畅，娓๙娓道来，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这本书问世了，正如所有伟大的书籍终会问世一样。它满足了我们一切热望的要求。它实事求是，不为ฦ真实而羞愧。它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ฦ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ຖ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位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ณ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曾这样评价本书。
消极避世也并非人们的自然属性，而是我们文化有意识的产物，是在特殊环境下我们古老智慧的有意识熏陶的结果。法国文艺批评家兼历史学家丹纳说过，美德与恶习有如红糖与硫酸。如果不这样绝对地看问题，我们至少也可以赞同以下这个普遍的道理：即任何一种美德，如果在社会上推行后确有明显效果，这种美德就会被普遍鼓励，并被认为ฦ是生活的一部分。
中ณ国人消极避世的习惯有如英国人出门带雨伞，因为政治气候对那ว些试图单独做点冒险事业的人来说，总是不大正常。换句话说，消极避世在中国有明显的“活命价值”。中国青年与外国青年一样，都有公众精神。中国的那ว些热血青年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青年一样都对“参与公共事业”表示出极大的热忱。但是大约在2๐5๓～30岁之ใ间，他们都变得聪明起来了，获得了消极避世的品德，从而大大有助于他们的老成温厚等文化习性的养成。这种品德的获得，有些人是得力于聪慧的天资，另一些人则因为ฦ自己曾吃过一两次亏。所有的老年人都很稳重，因为所有的老滑头们都学到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在一个ฐ人权得不到保障的社会，吃一次亏就够呛了。
消เ极避世的“活命价值”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由于个ฐ人权利缺乏保障，人们参与公共事业——“管闲事”——就有相当的危险。我们有两ä位胆子最大的记者，邵飘萍与林白水，19๗26年在北平未经审讯就被满洲军阀枪毙，于是其他记者自然很快就领悟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变得“聪明起来”。中国最成功的记者是那ว些没有任何自己观点的人。像中国所有的开明绅士一样，像西方แ外交家们一样，这些记者一般不对人生大事作任何评论，特别是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并像他们那ว样，对此感到自豪。然而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一个人可以有参与精神，那ว是在个人权利有保障的条件下，他只要注意不犯诽谤罪就行了。然而没有这种保障的时候，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告诉我们，消极避世是我们个人自由的最好的宪法保证。
换言之，消极避世并非一种崇高的道德，而是一种在没有法律保护下的不可忽视的处世态度。它是自卫的一种方式，我们培育这种品质，正如乌龟培育自己้的甲壳一样。中国有名的淡漠的凝视仅仅是一种自卫的凝视，有其深刻的文化与自律的背景。这一点可由以下事实证明：中国的强盗土匪们并不依赖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没有这种消เ极避世之ใ好，他们是我们所知道的中ณ国最勇武、最有骑士精神、最有参与精神的阶层。中国的骑士精神被称为“豪侠”，并总是和《水浒》中的强盗联系在一起。人们在阅读过程中，对这些英雄人物的生活和冒险活动产生共鸣，产生了一种间接的经验，从而感到很愉快，这就使诸如此类的小说大受欢迎，正如美国许多老处女们欣赏埃莉诺·格林1一样。于是，强者有参与精神，因为他们有力量参与，温顺者——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消极避世，因为他们需要保护自己้。
『1埃莉诺·格林，英国女小说家。』
这一点可由á魏晋历史来充分说明。当时文人们不参与国事，并因此受到人们赞赏，结果国势衰微，北部中ณ国继而被北方骠悍的民族所征服。魏晋的文人崇尚饮酒和“清谈”，醉心于道家的虚幻境界ศ，炼长生不老之丹ล。这是自周汉以来中华民族政治上最消沉的一个时期，代表了民族退化的顶点，导致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沦亡他族的结局。这种对消极避世的狂热追求，是不是人的天性？如果不是，又作何解释？历史明确无疑地揭示ิ了问题的答案。
汉末前后，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事实上，政治批评在这个时期是最激烈的。当时文人学士的首要人物及“大学生”有3๑00่0多人，他们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