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流传的便是好文学，只要消เ灭的便是坏文学；抢得天下的便是王，抢不到天下的便是贼。莫非中国式的历史论，也将沟通了中国人的文学论欤？
如果生物真会进化，人性就不能永久不变。不说类猿人，就是原人的脾气，我们大约就很难猜得着的，则我们的脾气，恐怕未来的人也未必会明白。要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
陶元庆君的绘画ฑ，是没有这两ä重桎梏的。就因为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
但我并非将欧化文来比拟陶元庆君的绘画。意思只在说：
6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
唐朝人早就知道，穷措大想做富贵诗，多用些“金”“玉”“锦”“绮”字面，自以为豪华，而不知适见其寒蠢。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有道：“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8全不用那些字。“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
这又是一宗恩典。
于是乎是算账了。不得了，这么เ雄厚的资本，还不够买一个灵魂么เ？但革命家是客气的，无非要你报答一点，供其使用——其实也不算使用，不过是“帮忙”而已。
两个月前罢，看见报上记着某邮局因为扣下的刊物太多，无处存放了，一律焚毁。我那时实在感到心痛，仿佛内中很有几本是我的东西似的。呜呼哀哉！我的《烈火集》呵。我的《西游记传奇》呵。我的……。
11但自从“清党”以后，这“直截痛快”以外，却又增添了一种神经过敏。“命”自然还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于过激，过激便近于共产党，变了“反革命”了。所以现在的“革命文学”，是在顽固这一种反革命和共产党这一种反革命之间。
只有某女士窃取“琵亚词侣”的画3๑的时候，《语丝》上也许是《京报副刊â》上有人说过几句话，后来看“现代派”的口风，仿佛以为这话是我写的。我现在郑重声明：那不是我。
本来在房里面有喜色，默认不辞，倒也有些阔气的。但因为ฦ我近来被人随手抑扬，忽而“权威”，忽而不准做“权威”，只准做“前驱”4；忽而又改为“青年指导者”5；甲说是“青年叛徒的领袖”罢，乙又来冷笑道：“哼哼哼。”6自己一动不动，故我依然，姓名却已经经历了几回升沉冷暖。人们随意说说，将我当作一种材料，倒也罢了，最可怕的是广告底恭维和广告底嘲骂。简直是膏药摊上挂着的死蛇皮一般。所以这回虽然蒙现代派追封，但对于这“首领”的荣名，还只得再来公开辞退。不过也不见得回回如此，因为我没有这许多闲工夫。
我于是勃然大怒道：这就是他在“当局”呀！说得露骨一点，就是“做官”！不然，为什么เ叫“做”？
有一天，我正从他的条陈桌旁走开，跨出门槛，不知怎的忽蒙圣灵启示，恍然大悟了——
他们什么罪孽呢，就因为常常和我往来，并不说我坏。凡如此的，现在就要被称为ฦ“鲁迅党”或“语丝派”，这是“研究系”8和“现代派”宣传的一个大成功。所以近一年来，鲁迅已๐以被“投诸四裔”9为原则了。不说不知道，我在厦门的时候，后来是被搬在一所四无邻居的大洋楼上了，陪我的都是书，深夜还听到楼ä下野兽“唔唔”地叫。但我是不怕冷静的，况且还有学生来谈谈。然而来了第二下的打击：三个ฐ椅子要搬去两个ฐ，说是什么先生的少爷已到，要去用了。这时我实在很气愤，便问他：倘若他的孙少爷也到，我就得坐在楼板上么？不行！没有搬去，然而来了第三下的打击，一个教授微笑道：又发名士脾ຆ气了10。厦门的天条，似乎是名士才能有多于一个的椅子的。“又”者，所以形容我常发名士脾ຆ气也，《春秋》笔法11้，先生，你大概明白的罢。还有第四下的打击，那是我临走的时候了，有人说我之所以走，一因为没有酒喝，二因为看见别人的家眷来了，心里不舒服。
不过我这回最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ฦ共产党。曾经有一位青年，想以独秀13办《新า青年》，而我在那里做过文章这一件事，来证成我是共产党。但即被别一位青年推翻了，他知道那时连独秀也还未讲共产。退一步，“亲共派”罢，终于也没有弄成功。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เ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天下究竟还有光明，没有人说我有“分身法”。现在是，似乎没有什么头衔了，但据“现代派”说，我是“语丝派的首领”。这和生命大约并无什么直接关系，或者倒不大要紧的，只要他们没有第二下。倘如“主角”唐有壬似的又说什么“墨斯科的命令”14，那可就又有些不妙了。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ฦ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ฦ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的最高位的，就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时说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是早ຉ知道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
四月六日——
3《相人》谈相术的书，见《汉书·艺文志》的《数术》类，著者不详。
还有，蒋先生以为国立图书馆“五六年来一直到此刻，每次战争的胜来败去总得糟蹋得很多。”那ว可也不然的。从元年到十五年，每次战争，图书馆从未遭过损失。只当袁世凯称帝时，曾经几乎ๆ遭一个皇室中ณ人攘夺，然而幸免了。它的厄运，是在好书被有权者用相似的本子来掉换，年深月久，弄得面目全非，但我不想在这里多说了。
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一九二七，一二，二四——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七期。
（2๐）“大内档案”指清朝存放于内阁大库内的诏令、奏章、朱谕、则例、外国的表章、历科殿试的卷子以及其他文件。内容庞杂，是有关清朝历史的原始资料。
（3）罗振玉参看本卷第389页注（7）。辛亥革命以后，他曾在文章中咒骂武昌起义为“盗起湖北”，又自称“不忍见国门”；但他后来寓居天津，仍往来京津，常到故宫“朝见”废帝ຓ溥仪，并与一般遗老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进行复辟的阴谋活动。一九二二年春，历史博物馆将大内档案残余卖给北京同懋增纸店，售价四千元；其后又由罗振玉以一万二千元买得。一九二七年九月，罗振玉又将它卖给日本人松崎。
（4）金梁字息侯，驻防杭州ะ的汉军旗人。清光绪进士，曾任京师大学堂提调、奉天新民府知府。民国后是坚持复辟的顽固分子。这里是指他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四号（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发表的《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一文。《东方แ杂志》，综合性刊物，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â，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共出四十四卷。
（5）王国维（18๖77—1927）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著有《宋元戏曲史》、《观堂集林》、《人间词话》等。他一生和罗振玉的关系密切，在罗的影响下，受清废帝溥仪的征召，任所谓清宫“南书房行走”；后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在北京颐๖和园昆明湖投水自杀。
（6）蒋彝潜事迹不详。他的《论档案的售出》一文，载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一号。
（7）sandwich英语：夹肉面包片。音译三明治。
（8）sentimental英语：感伤的。按蒋彝潜的文章中ณ充满“追悼”、“痛哭”、“去了！东渡！——一部清朝全史！”等语句。
（9）“国朝”封建时代臣民称本朝为“国朝”，这里是指清朝。
辛亥革命以后，罗振玉在文章中仍称清朝为“国朝”。
（10）胡玉缙（18๖59—1940）字绥之，江苏吴县人。清末曾任学部员外郎、京师大学堂文科教授。著有《许庼学林》等书。
（11้）南菁书院在江苏江阴县城内，清光绪十年（1884๒）江苏学政黄体芳创立，以经史词章教授学生，主讲者有黄以周、缪荃孙等人。曾刻有《南菁书院丛书》、《南菁讲舍文集》等。
（12๐）夏曾佑（1865—1924๒）字穗卿，浙江杭县（今余杭）人。
光绪进士。他在清末与谭嗣同、梁启超等提倡新学，参加维新运动。一九一二年五月至一九一五年七月任北洋政府教育部ຖ社会教育司司长。
他所著的《中国历史教科书》，从上古起到隋代止，共二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改名为《中国古代史》，列为该馆编印的《大学丛书》之一。
（13）f先生指傅增湘（1872—1้949），字沅叔，四川ษ江安人，藏书家。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一九年五月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
著有《藏园群书题记》等书。
（14）g主事不详。
（15）殿试又叫廷试，皇帝主ว持的考试。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录取三名（状元、榜眼、探花），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â赐同进士出身。
（16）实录封建王朝中某一皇帝统治时期的编年大事记，由当时的史臣奉旨ຈ编写。因材料é较丰富，常为后来修史的人所采用。
（17）y次长指袁希涛（1866—1้930），字观澜，江苏宝山人。
曾任江苏省教育会会长，一九一五年到เ一九一九年间先后两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等职。
（18）c参事指蒋维乔，学竹庄，江苏武进人。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间先后三次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参事。
（19）“念兹在兹”语见《尚书·大禹谟》。念念不忘的意思。
（20）yt指彦德，字明允，满洲正黄旗人，曾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郎中ณ、京师学务局长。他在这“大内档案”中得到蜀石经《穀梁传》九四○余字。（罗振玉亦得《穀梁传》七十余字，后来两人都卖给庐江刘ถ体乾；刘于一九二六年曾影印《孟蜀石经》八册。）
（21）《司马法》古代兵书名，共三卷，旧题齐司马穰苴撰，但实为战国时齐威王诸臣辑古代司马（掌管军政、军赋的官）兵法而成；其中ณ曾附及田穰苴用兵的方法，所以称为《司马穰苴兵法》，后来《隋书·经籍志》等就以为是他所撰。
（22）蜀石经五代时后蜀皇帝孟昶命宰相毋昭裔楷书《易》、《诗》、《书》、三《礼》、三《传》、《论》、《孟》等十一经，刻๑石列于成都学宫。
这种石刻经文的拓本，后世称为ฦ蜀石经。因为它是历代石经中唯一附有注文的一种，错字也比较少，所以为后来研究经学的人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