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文学中优秀散文是有的，但这需要人们独具慧眼，运用一个ฐ新的价值标准，自己去寻找。无论是思想和情感的解放还是文体的革新，人们都需要到一群稍有些不太正统的作家中去找。他们的思想中多少有一点左道邪说，他们具有这么多的智慧内涵，自然会歧视并试图打破文体的框架。这样的作家比方有苏东坡、袁中ณ郎、袁枚、李笠翁、龚定盦，他们都是知识界的叛逆，他们的作品总时时遭到朝廷的禁止或极大贬斥。他们的作品或思想都具有一种体现了他们个性的风格，正统文人视之为过激思想的产物，有害于道德教化。
这就把我们带到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来了。要弄懂ฦ中国的政治，就得了解中ณ国的文学。我们或许应该避免“文学”一词，而说“文章”。这种对“文章”的尊崇，已成为整个国度名符其实的癖好。这一点在现代的公告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无论学生团体、商业机构、还是政治党派，在草拟这样的公告时、总要先考虑语音是否嘹亮悦耳，词藻是否可以修饰得更华丽ษ。而报纸的读者在读这样的公告时也是首先考虑到读起来是否美妙动听。这种公告常常言之无物，但却总是讲得很漂亮，即便是露骨的谎言，只要说得漂亮，也会受到赞扬。
“仁政”
根据韩非子的观点，政治贤明的开始在于抛弃所有道德上的陈词滥调，避开所有道德改革的努力。笔者坚信，如果我们能够早一天停止谈论人民的道德改革，中国就有可能早一天出现一个廉洁的政府，这么些人坚持认为ฦ道德改革是解决政治腐败的方法，这个事实本身就是他们幼稚的思维方式的标志。表明他们没有能力把政治问题作为政治问题来处理。他们应该看到我们在过去的两ä千多年中，一直在重复着那些道德上的陈词滥调，却没有能够改善国家的道德状况，以产生一个ฐ稍为廉洁、稍为美好的政府。他们应该看到，如果道德教化还有一点点用处，那么เ中国今天就应该是一个圣人与天使的乐园了。我怀疑ທ，人们，特别是那些官贝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什么道德改革，是因为ฦ他们知道这些谈论不会有害于任何人。其实，很可能所有道德卫士们的良心都有问题。我发现像张宗昌将军这样一些试图恢复孔教并提高别人道德水准的人通常都娶ດ了5至15个ฐ老婆。他们在勾引年轻女子方แ面也很有些手腕。我们讲“乐善好施是美德”，他们也随声附和：“不错，仁慈是件好事。”谁都没有受害。另一方面，我却从未听到เ我们的官员们讲法治政府，因为人民会回答说，“好的，我们将控告你，把你送进监狱。”所以，如果我们能ม早一天停止谈论什么道德，早一天讨论如何实行严格的法治，我们就会早一天迫使这些官员正视这些问题，阻止他们装模作样地在外国租界内研读什么儒家的经典。
〖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
所以，他就可以对门徒曾子说：
中国人不同的女性理想，导致了我们对女子教育的不同方法。对女孩子的教育方法与对男孩子的教育方法现在是，或者说一直是迎然不同的。对女子的教育远比对男子的教育严格。加之女性成熟期一般比男性早，女孩子受的家教也早一些。于是，她们比同龄的男孩仪态更加庄重，举ะ止更加规矩。无论如何，女孩子的儿童期比男孩子短。从14岁开始，她就把自己้禁闭起来，学习女性的风范：早晨要比自己的兄弟起得早些，比他们穿得更整洁，要帮助母亲做饭，还要经常承担小弟弟的喂饭任务，等等。她们玩具不多，活计可不少。说话要慢声细气，走路要文雅大方，落座要规矩，双腿紧紧并拢。最主要的是她学到了娴静与拘谨，而丢掉了活泼和生气。小孩子的乐趣、顽皮与傻里傻气在她身上不复存在。她芜尔而笑，从不哈哈大笑，她的处女意识很强。在旧中国，拥有童贞比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重要。她不轻易让生人看见她，尽管她经常从屏风后面偷看别ี人。她培养着一种神韵与可望不可及的非凡气度。幽禁的程度越强，她就越了不起。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在男ç人看来，一个关在中世纪城堡里的小姐，确实比那个每天在餐桌上与你见面对桌而坐的姑娘更迷人。她学习刺绣，用她那ว年轻的双眼、灵巧的手指，她会做精美的刺๐绣，学习起来比学三角学更快更容易。刺绣使她高兴，因为这时她有时间做自己的梦，青年人总是爱作梦。就这样，她在为将来做一个ฐ贤妻良母而做着一切准备。
『1蒲伯，英国诗人。』
这种对自然的感情差不多流露在所有的中国诗歌中，形成了中国人精神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ຖ分。然而儒家在此也起了同样重要的作用。对原始简朴的崇拜，也是儒家传统意识的一部分。中ณ华民族生活的农业基础，部分是建立在家庭制ๆ度之上，要求土地归家庭所有，部ຖ分则建立在儒家渴望黄金时代的梦想之上，孔教总是追溯到尧舜时期，认为那时是黄金盛世。后人在提到这个ฐ时期时，说当时的人们席地而坐，用小棍打着节拍唱歌，那么幸福，那么优雅。歌词的要点是这样的：
〖有儿事足，一把茅遮屋。若使薄田耕不熟，添个新生黄犊。
他是极端认真地做出这些结论的。他的方法，实际上是中国人在自然科学与人类心理学方面典型的“直觉”推理方法。不过，人们现在已经开始相信科学的方法，认为它还是有些道理。尽管人们可能会太关注于“糖的主要功能是使它发甜”这样的问题，然而人们却可以避免上述《癸已类稿》作者那种孩子气的思维方法。他至少可以用手试一下心脏的跳动。但是，这位学者显然不屑于屈尊去做任何体力劳动。
迷信文字的力量可见于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这里不是讲逻辑，也不是谈庸见，而是讨论一种原始心理的反映。这种原始心理在有趣的幻想与严酷的现实之间井没有划分出一条界线，也不想去把它们区别开来。蝙蝠与鹿都是编织物上人们喜用的动物，因为“蝠”与“福”谐音，“鹿”与“禄”——权势——谐音。中国的新郎与新娘在婚礼结束后，要在私下吃一次由一只猪心做的宴席，因为这样他们就会“同心”，生活就会美满和谐。
罗素夫人曾经明智地指出，“谋求幸福的权利”过去是并且现在仍是被西方人士所忘怀，并置于兴趣之外的权利，他们总是专注于那ว些次一等的权利，比如选举ะ、通过皇家费用预算、宣战和彼捕后接受审判的权利。中ณ国人从没想到过被捕后接受审判是一种权利，但他们却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谋求幸福的权利ำ，无论是贫穷还是失宠都无法把这个权利从他们手中ณ夺走。西方แ人寻求幸福的态度是积极的，中国人的态度却像大儒主ว义那样消极，幸福最终总被降低到个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
〖因过竹院逢僧话
更重要的是，统治阶级不仅从农村来，而且更要回到农村去，因为田à园生活的模式总被认为是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在艺术、哲学与生活中的这种田园理想，深深地扎根在中ณ国普通人的意识中，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今天的种族繁荣与健康的原因。中国生活模式的创造者们在文明与原始的生活习惯之中ณ，维持一个不偏不倚的水平。他们干得如此漂亮，不是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吗？他们选择了农村文明，忌恨机械发明，喜爱简朴的生活，他们发明了各种舒适的生活方แ式又不被这些方式所束缚。他们在诗歌、绘画、文学中ณ一代又一代地宣传“返朴归真”。是他们健全的本能指导他们这么做的吗？
这就是中国文学中的典型感情。郑板桥的这种田园理想是建立在他对贫苦的农民充满博爱精神的诗一般的感情之ใ上的，接近于道家精髓。正如曾国藩的田à园理想是建立在渴望维系家族制度的感情之上，与儒家种族观念息息相通，二者相辅相成。因为ฦ田园理想使家庭成为一个单位，是社会制ๆ度的一个组成部ຖ分；它也使乡村成为一个单位，是整个ฐ政治文化制度的组成部分。
然而，对他来说，还远不止这些。是他自己的“人性”不能忍受他所意识到的人类悲哀与贫穷。他甚至不能忍受一个人像牲畜一样为ฦ他拉黄包车，他需要一辆小汽车。他的小汽车不单卑是一辆小汽车，而且是一个带篷子的走廊，从家里到办公室，保护他不受中国人的伤害。他在喝茶时和史密斯小姐谈了这些，说在中国拥有一辆小汽车不算奢侈，而是必需。一个精神封闭的人，坐在用玻璃封闭的盒子里，被从住宅运送到办公室，每天行程3英里。在侨居中国的2๐5年间，他就是这样生活的，尽管他回到英国，在给伦敦《泰晤士报》的信上署名“25年侨居中ณ国的老住户”时并没有提及这些。他的信给人以深刻๑的印象，他当然应该知道自己在讲些什么。
所有这些，我们都能理解，这都是很自然的事。如果不是因为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由á此而来，我们也不会提起它们。只要考虑一下这些因素า，一切都不难理解：语言的难学，汉字的难写，当今中国政治、学术和艺术上的一片混乱，中西方แ在习俗上的巨大差异等等。不过，我们要求的不过是更高的智慧层次上对中国更加全面的理解，我们固然不能仅因为老中ณ国通们读不了中文报纸，就下结论说他们没有权利写有关中国的书。然而这些书籍和文学也只能维持在世界ศ上营业时间最长的酒吧里的那些闹言碎语的水平上。
『1江阴，原文如此。』
小说就这样潜滋暗长着，像路边的野花，只能对孤独的路人投以一瞥，以朔取悦。它就像野花引人注目地生长在顽石绝隙之ใ中，没有人培植。它给予，但并不期望回报。它依靠的只是一种纯粹的内在创作冲动。有时，这种花要隔上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开放一次，但这是何其芬芳的花朵啊！它的开放看起来恰好证明了它存在的合理性，它耗尽生命之血尽情开放，然后凋谢。一切优秀的故事和小说都是这样起源的。塞万提斯和薄伽丘写小说，也都是出于纯粹的创作快感。金钱与创作没有必然联系。即使是现代，有了版税版权的保障，金钱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再多的金钱也无法使一个不具创น造能ม力的心灵讲出一个动听的故事来。安逸的生活为人们的创น作提供了条件，却并非决定性的条件。安逸生活本身不会创造出任何东西。金钱把查理·狄更斯送上了去美国的旅途，但金钱无法制造出《大卫·科彼菲尔》。我们的故事巨匠，像笛福、菲尔丁和施耐庵、曹雪芹，他们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个故事要讲，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讲故事的人。造化把曹雪芹先生放在一个豪奢之家，厩而又使他穷愁潦倒，晚年变成了一个困苦的儒生，生活在一个破败的茅舍之中。于是他就能像一个刚从梦中醒来的人那样，把梦中ณ的故事回忆起来。他在自己的想象中再现了这个ฐ梦境之后，便感到要迫不及待地把它落在纸上，我们随即称之为“文学”。
笔者认为，《红楼梦》无愧为世界名著。它的人物刻画，它深切而丰ถ富的人性，它炉火纯青的风格，使它当之无愧。它的人物生动形象使我们感到比自己生活中的朋友还要真实，还要熟ງ悉。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我们能一一加以分辨。总之，优秀小说该具备的它都具备：
它有惊人瑰丽的中国式亭台楼阁，有一个庞大的官宦之家，四个ฐ小姐和一个公子，他们正在长大成人。还有一些漂亮的、年龄相仿的表姐妹，过着善意的椰榆戏谑的快乐生活。一群十分迷人而聪明的婢女，有的工于心计，有的急躁真诚，有的则悄悄地爱上了自己的主人。一些仆人的妻子不忠实，常常牵涉进家庭中发生的小小嫉妒和流言之中。一位老爷常年出门在外为官，两三个媳妇把家政家务管理得井然有序，其中ณ最能干、最有天赋、最饶舌、最受人爱戴的，是凤姐，但她却根本目不识丁。主人公宝玉正值青春年少，十分聪明，却又总喜欢钻在脂粉堆里，正如书中所言，是被仙界遣送下凡历劫，以参透情缘便是魔障的幻境，他像中国所有大家庭中ณ独嗣子那ว样，颇็受祖母这个家庭权威แ的过分宠爱，但他又极为害怕父亲，十分受堂、表姐妹们的喜欢。几个蝉女照顾着宝玉的衣食住行，甚至还通宵守护照ั看他的睡觉。他爱着表妹黛玉——这个寄居在大家庭里的孤儿，害着肺病，靠喝燕窝汤度日。她的美貌和诗才都使别人大为逊色，但她却太聪明了一点，以至不能像那些比她傻的人们一样过幸福的生活。她用少女的纯真和激情，热烈地爱着宝玉。另一位是表姐宝钗，也爱着宝玉，但性情更为ฦ爽直，头脑更为ฦ实际，被长辈视为ฦ更合格些的妻子。最后的一次欺骗行为是：几位夫人在宝黛两ä人全无知晓的情况下，筹办了主玉与宝钗ู的婚礼ึ。黛玉直到婚礼ึ举行前夕才得知此事，这个消息使她歇斯底里地狂笑一阵之ใ后就香消玉陨了。宝玉则一直被蒙在鼓里，直到婚礼ึ举行的那个夜晚，才发现父母的骗局。于是他变得半痴半呆，魂不守舍，最后遁入空门。
所有这些事件都发生在一个大家庭兴衰的过程之中，在故事的最后三分之ใ一部分里，家庭的灾难接二连三地发生，使人大为惊讶，就像埃德加·爱伦·坡的小说《厄舍古屋的倒塌》所描绘的那样。它快乐的全盛期已经过去，倾家荡产的气氛四处弥散。我们听到的不复为中秋月下酒宴上的欢笑声，而是寂静庭院中怨鬼的哭声，漂亮的姑娘都已长大成人，并嫁到เ不同的人家，命运也各不相同。宝玉的贴身婢女们都被遣发殆尽，各自嫁人去了，其中最为忠实的晴雯，带着贞洁和真诚归西。幻境消逝了。
如果像中国的有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红楼梦》可以丧邦ะ，那么中国早就被毁掉了。黛玉和宝钗成了讨整个民族喜欢的人，此外还有一些别ี的类型的人：急躁的晴雯、温柔的袭人、浪漫的湘云、贤淑的探春、饶舌的凤姐和聪明的妙玉。她们性情各异，代表不同的类型，供读者去选择取舍。发现中国人脾性的最简易的办法，是问他在黛玉和宝钡之间更喜欢哪个。如果喜欢黛玉，他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如果喜欢宝钗，他就是一个现实主义แ者。如果他喜欢晴雯，他也可能会成为一个ฐ优秀作家；如果他喜欢湘云，他会同样欣赏李白的诗篇。我本人喜欢探春，她兼有黛玉和宝钗的品质，幸福地缔结了婚姻，成了一位好妻子。宝玉的性格十分懦弱，远不足以成为年轻人崇拜的“英雄”。不过，无论喜欢与否，中国的男男女女，大部分都把这部小说读了七八遍，一门学问也由此发展起来，称为“红学”。其学术地位的高贵与研究卷帙ຉ的浩繁完全可以与莎士比亚和歌德的评论著作相匹敌。
从各方面讲，《红楼ä梦》都可以说是代表了中国小说艺术的顶峰。但同时它也是一类小说的代表。简单说来，小说可以根据其内容划ฐ分为以下几类，每类中著名的代表作附后：
〖1。侠义小说：《水浒传》
2。神怪小说：《西游记》
3。历史小说：《三国志》
4。爱情小说：《红楼梦》
5。淫秽小说：《金瓶梅》
6。社会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7。理想小说：《镜花缘》
8。社会现状小说：《二十年目睹之ใ怪现状》〗
当然，严格的划分是困难的。比如《金瓶梅》虽有五分之四篇幅的淫秽描写，但它却是最好的社会现状小说，它既无情又生动地描绘了一幅幅丢姜ä众生的画像，描绘了乡绅土豪的嘴脸，特别ี描绘了明代中ณ国妇女的状况。除了这些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小说之外，我们还应该提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大小故事。它们具有十分久远的传统，最好的代表作有《聊斋》和《今古奇观》，后者是世代流传的各种通俗故事的最佳集选本。
我大致上以这些小说在公众中的影响程度大小为它们排了队。从街上那些“流通图书馆”图书借阅的情况来看，最流行的小说，当首推冒险小说，汉语叫“侠义小说”。在一个侠义勇敢的举动常被老师和家长所训斥的社会里，这种现象自然是很奇怪的，然而从心理上来解释则一目了然。在中国，侠义的子孙常会使自己的家庭陷入与警察和地方แ官吏的麻烦和纠纷之中，故而常被赶出家门，流落下层社会。而行侠仗义之士，常常大具有公众精神，一定要干预别ี人的事务，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于是被逐出社会，赶往“绿林”。因此，如果父母不把他们“击碎”，他们就会击碎这个家庭。这也是由于缺乏宪法保护的缘故。在一个正当行为ฦ得不到宪法保护的社会里，一位执意要为社ุ会上的穷苦人和被压迫的人主ว持正义的侠客，就一定得是一位“硬派英雄”。显然，那些安分守己地呆在家里的人，呆在上流社会的人，是不配麻烦别人去“击碎”的。于是，这些中国的“优秀公民”便十分欣赏绿林豪杰，就像无助的妇女欣赏脸庞黝黑、胡子拉茬、胸ถ毛蓬蓬的魁梧大汉一样。有什么เ比一个ฐ结核病人躺在床上看《水浒传》，欣赏李逵的力气与业绩更容易令人兴奋和畅快的呢？应该记住，中国小说总是躺在床上读的。
奇幻小说或曰神怪小说，涉及到妖魔与神仙的斗法，包罗了传统民间故事的很大一部分。这种传统与中国人的心灵非常接近。在《中国人的心灵》那ว章里，笔者已经指出，在中ณ国人的心灵中，超自然的东西总是与现实纠缠在一起的。《西游记》曾由田·蒂莫西·里查兹博士译出一个轮廓，书名为“amissiontoheaven”，故事描述了玄奘法师去印度取经的业绩以及途中所遭遇的危险。同行的还有三个ฐ极为可爱的半人半兽的人物：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和尚。这个故事并不是由á作家首创น，而是以民间的宗教传说为ฦ依据写成的。最为可爱、最讨人喜欢的角色自然是孙悟空，他代表了人类精神中最顽皮的那一部ຖ分，永远在做着一些不可能ม做到的事情。他吃了天堂里的禁桃，就像夏娃吃了伊甸è园的苹果一样；他后来又像普罗米修斯那ว样被锁在大石底下达500年。满期之日，玄奘恰巧路过，将他解救出来。他需要一同上路，并担负与各种妖魔鬼怪作战的任务，以期将功折罪。但他恶作剧般的性格却还保留着。这个人物的发展过程，正好代表着不甘约束的人类精神与神圣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冲突。他头上有一个铁箍，每当他行为越轨，违反戒条时，玄樊就可以念紧箍咒，铁箍就会缩紧ู，使他的脑袋疼痛难忍，几欲爆裂。而猪八戒则ท代表人类的动物欲望，但这种欲望在宗教的旅程中逐渐得到遏制，得到净化。所有这些欲望与诱惑所引起的冲突发生在如此奇怪的旅程中，由这样一些并不完美但却颇具人性的人物参加，于是便造就了一系列滑稽的情节和令人兴奋的打斗场面。打斗时还借助于超自然的武器和魔力，孙悟空耳朵里藏着一根小棒，可以随心所欲地放大。他还具有拔下腿上的猴毛使之变成无数个小猴去骚扰敌人的能力。他还可以变成一只水老鸦、一只麻雀、一条鱼儿或一座庙字——眼作窗，嘴作门，舌作佛像，时刻๑准备把踏入庙门的妖怪吞进肚里。孙猴与妖怪的这种打斗ç，互相都可以变化无定，追来逐去，上天入地或潜入水中。这种战斗，使所有的儿童和那ว些还没有老到不欣赏米老鼠的成年人，都大感兴趣。
这种对神怪的喜好，不仅志怪小说里有，还可见于其他各类小说，甚至诸如《野叟曝言》这样的第一流作品的力量也都部ຖ分地被这种喜好冲淡了。这是一部描述冒险与天伦之乐่的小说。这种对神怪的嗜好又使得《包公案》这样的悬念故事逊色不少，使侦探小说的发展成为不可能，后者的原因当然还在于中国人科学推理的缺乏，生活的贫乏等等。因为当一个ฐ中国人死了的时候，通常的结论是死了就是死了，如此而已。中国的侦探家包公本人也是一个法官，总是通过梦境来解决迷惑和谋杀，而不是运用福尔摩斯那样的推理。
在情节上，中国的小说则像d。h。劳伦斯的小说那样松散；在篇幅上，它像俄国的托尔斯ั泰和陀恩妥耶夫斯基的小说那样冗长。中国小说与俄国小说的相似之处是十分明显的，二者都使用极为现实主义แ的技巧，都十分爱好对细节的详述，在叙述故事时，他们都不喜欢西欧长篇小说常有的那ว种主观性。虽有丝丝人扣的心理描写，但倘若要作者再由此往前走一步，发挥一下自己的心理学知识，则很困难。小说的主要任务是讲故事。《金瓶梅》在对纯粹腐败堕落行为所进行的详尽描写上，与《卡尔玛卓夫兄弟》相比，毫不逊色。恋爱小说的情节通常都是最杰出的。社ุ会现状小说在近30年来很是时髦，但其情节松散，进而成为一系列互相没有多少关联的趣闻轶事，尽管故事本身都很有趣。短篇小说这种形式本身甚至都没有出现，直到近十年来现代作家读了原版的或翻译的西方แ文学，试图写一些类似的东西之ใ后，它才初露端倪。
总之，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步伐很好地反映出了中ณ国生活的发展步伐。它规模宏大，错综复杂，从不急急匆匆。长篇小说生来就是给人消磨时光的，这一点是公认的。当作者有足够的时间可供消磨，读者又不急着去赶火车的时候，没有理由急急忙忙地写完或读完。中国的小说是要耐着性子慢慢读的。路边既有闲花草，谁管路人闲摘花？
西方文学的影响
当两ä种文化相遇时，较为丰富的那种文化应该给予，另一个ฐ则应接纳，这一点十分自然，也极其合乎ๆ逻辑。事实上，尽管令人难以置信，给予要比接纳更为幸运。很明显，中国近30่年来在文学和思想上获益非浅，这全得归功于西方的影响。承认西方文学内容较为ฦ丰富，承认它整体上的优越性，这一点使得自诩为“文学国度”的中国大为ฦ震惊。约莫50年前，中国人有深刻印象的只有欧洲的炮艇；约莫30年前，他们对西方的政治制度有了深刻印象；约莫20年前，他们发现西方居然还有十分优秀的文学，而现在不少人已经在慢慢地意识到เ西方แ甚至具备比他们自己更良好的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风范。
对于一个古老而又自傲的国度而言，这可实在使人难以接受，但是中国之大，已经大到可以接受任何东西的地步。无论如何，文学领域的变革已๐经到来。中国的文学在文体和内容上的深刻变化，比以往整整2000年来的任何变化都要大。受外语的直接影响，白话本身成了文学的媒介；语言的解放是由一位深受西方精神感染的人士所提倡起来的。词汇大量增加，这意味着增加了大量新的概念，无论是科学、哲学、艺术还是文学的概念都包括在内。这些概ฐ念通常比我们思维中的那些旧材料的概念、定义更完善、更精确。我们思维中这种原材料的增多，导致了文体的变革。文体的变革又现代化到旧文人难以辨认的地步，以至使他们发现自己已经很难适应新的语言格式。如果让他们为杂志写一篇在文体和内容上都能为人接受的文章，他会感到茫茫然不知所措。诸如自由诗、散文诗、短篇小说和现代戏剧等新的文学样式已经出现，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也大为改进。更为重要的是，那种在总体上与法国新古典学派观点非常相似的中ณ国旧文学批评标准现在已被抛弃。代之而起的是更为新鲜、丰富和广阔的文学观念，这种观念最终会使文学与生活高度和谐起来，使我们的思维更为精确，使我们的人生更为真诚。
当然，给予比接纳更为幸运。接纳带来了混乱。进步是有趣的，也是痛苦的，更有甚者，进步还常常是丑陋的。伴随着年轻的中国那心灵的剧烈震荡，我们失去了思想的重心，也失去了欢悦的庸见。这个新旧ງ选择调整的任务殊非一个寻常的心灵所能承担，而现代中ณ国人的思维方式又是极端地幼稚，脾性是那么เ易变，观念是那么浅薄。理解；日东西是困难的，明白新东西也不大容易。有些许的浪漫主义แ，也有些许的自由主ว义；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