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扳着指头，说服地：‘是啊，子文，你想想看，现在反对我的人都打起了抗日的旗号，胡汉民、冯玉祥……就连亲日的汪精卫也通电指责我不抗日……’
也许，下面的这个场面，会使我们更能窥视蒋介石“支持”热河抗战的奥秘：
那时，在天津居住的官僚政客以及他们的亲眷不仅人数多，而且大都沾亲带故，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各种饮宴游乐也颇频๗繁。当时她的几个ฐ姐姐是常参加这些活动的，有时也想拉她去见见世面，她总以功课忙为借口婉言谢绝。那时她正在天津的中西女子中学念书，功课忙也是事实，但更主要的是她爱静不爱动，对那些活动不感兴趣。如果不是随着时代的展，以及人生当中某些意想不到的机缘，终于打破了她那ว闭塞、狭小的生活天地，使她终于涉足社交界ศ，并得以与张学良结识，那她的未来就将是另一番๘景象了。
四妹的父亲赵庆华老伯先娶好姆妈，生下大儿子后，又娶了一位名门闺秀。据说这位赵伯母在拜堂时，现一旁有个男ç孩也在叩头，才知道赵老伯早ຉ已娶妻生子。照ั常理，后来的这位赵伯母应当是二太太，可是好姆妈的娘家门弟不高，反倒屈居第二位，从此无声无势。平日，赵家来客或请客时，常见赵伯母稍事应酬便和女牌友打牌去了，好姆妈则里里外外忙着招待客人，还从不怠慢我们这些小辈儿。如今回想好姆妈的为人与境况，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话剧《雷雨》中的鲁妈。不过，好姆妈没有象鲁妈那样抛下儿子出走，而是忍辱负重留居在家，把全部心思放在抚养子女上。好姆妈生育了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四妹和她的二姐、三姐、大哥、三哥、六哥。1้
笔者赞同这个客观的分析。并认为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一般人的进步与提高，也不会在一个ฐ早上就能实现，那末，对于象张学良这样在旧军阀营垒里走出来的人，思想的转变，就会更为艰难。但有一点也是明显的，这便是达官显贵们的消极没落思想对他虽然也有影响，但他却并不消极，更不陶醉，而始终是兢兢业业的。他有理想，有抱负，顾ุ大局，识大体，不仅对自身的修养、学习刻๑苦努力，对部队的训练和体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对于那些军事训练好，而又勇敢善战的部ຖ下，他特别喜爱，总是给以嘉奖，委以重任；而对于那ว些平时不重视军训、不重视军容、军纪的人，就不喜欢，总是给以善意的批评。曾经当过张学良的裁缝、跟随他多年的赵新า华，谈过一桩关于张学良决心驯服烈马，鼓励他试骑性子特别ี暴烈的“盖西北”的往事，讲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他回忆说：
张学良公忠体国，锐意进取，早ຉ年就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富强，很有些奋图强的精神，所以进步较快。1９1９年，他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1９２o年毕业，即当了乃父的上校卫队旅长，不久，又升为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授少将军衔，与郭松龄领导的第八旅๓混成一起，统称为ฦ“三·八”旅๓，是奉军中的佼佼者。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由于战功卓著，被晋升为中将，成为独挡一面的第三军团军团长。
老张说：“我看，我们的谈判暂停一下，事情也就可以平息了。”
当时，日本的这个蛮横的《觉书》，也曾递交南京政府，可那时正热衷于与日本拉关系的蒋介石，哪敢同日本人交锋呢，所以对此露骨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ฦ，竟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只悄悄致电南京在日本的官员张群，让他转告日本政府，说什么“嘱作霖及时下野，自动退出京津，移驻关外，则全国之ใ统一可不用兵，更何须出兵远征？”南京政府为了掩人耳目，后来虽然表了一份有关《觉书》的对日照会，但用词婉转，软弱无力。这样一来，也更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他们对张作霖软硬兼施，勒索敲诈，以便在东北取得更多的特权，并尽快实现其占领满蒙的计划ฐ。原来，日本政府早在1９1５年，就曾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这当中有七条是霸占东北的内容。后来，段祺瑞又与日本勾结，搞了西原借款，其中有个ฐ交换条件，即中国需承认日本有权在东北修筑四条铁路。但由于中国人民始终强烈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都未实现。但日本人并不死心，前些年他们之所以支持张作霖，目的还是想把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中ณ一些条款变为现实。而这当中，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东三省的路权问题，他们要垄断铁路修建权。张作霖和张学良却要打破这种垄断，自办铁路，先后修了奉（天）海（龙）路和大（虎山）通（辽）路，日本人对此大为不满，张氏父子不予理睬。后来，日本人要求修吉（林）会（朝鲜会宁）等路，张作霖也总是含糊其词，能ม推就推，能拖就拖，致使日本吞并东北的计划ฐ无法实现。不仅如此，连1้９２８年３月，张作霖为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军费、与日军签订的《吉敦铁路延长垫款合同》，因后来决定不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也单方แ面把这个合同取消了，并还有企图摆脱日本人、欲与英美等国联系、寻求新的出路的意向，比如“他热心开始与英国、特别是与美国人交往，在他自己身边引进美国军事顾ุ问”，并吸收美国银行投资，提议让美国人在东北修筑铁ກ路等。这就更加激怒了日本人。以致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等漏夜晋谒，几番拜访，试探之不足，复加以威胁，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把张作霖也惹得火冒三丈，二人唇枪舌箭，生了激烈冲突。张怀英（张作霖的二女儿）如今还清楚记得：“从北京出前，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还找我父亲签字（签定‘日张秘约’，即履行郭松龄倒戈时所允诺的条件），谈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事在成玄的《张作霖演义แ》中也有记述，据说作者早年有机会接触到张家父子，并广泛搜集了有关资料，虽为演义，但是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下面，我们姑引部分片断，权作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参考材料。书中载道：
张学良理解父亲的心情，但却不同意在短期内再出关作战，他婉转地向父亲进言：“世上常胜将军少，您不是也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吗？军队打仗，总是有胜有败，打胜了的，不一定就是最强大的，因为胜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失败了的，只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就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战争开始时，直军打得并不好，因为ฦ当时吴佩孚怕驻防河南的赵倜生动乱（赵与奉张有旧，有二心），住在洛阳不敢动。直到陕西的冯玉祥（当时属于直系）出了潼关，并派张锡元和李呜钟两个旅先行到洛阳后，他才到เ了前线，并又急电å张、李二旅星夜北上。本来，西路奉军得胜，直军已败，现在援军到达，便又重整旗鼓，“张旅加入西路正面出击，李旅则从大灰厂拊奉军之背。奉军方แ面认为直军已无力作战，有些麻痹了，现在看到大批直军忽然从正面打了过来，而且还有伏兵抄了他们的后路，被弄得莫名其妙，以为ฦ是中了直军之计，于是张景惠下令全线撤退……吴佩孚即令张锡元之旅迅前进追击，进入天津。这时京津间消息不通，因为东路奉军受西路败退影响急向后转，把铁ກ路电信都破坏了，因而京津隔绝。这时直军实际前进到天津的只有张旅，而奉军不知，几乎草木皆兵……”3๑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祖籍辽宁海城，1９o1年6月３日（夏历４月1７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
至于张学良将军的丰ถ功伟绩，他终身幽禁的历史悲剧，不也都是从不可能到可能，甚至成为不可移易的历史现实吗？
屠狗犹拼弦下命，
将军偏惜镜中ณ头。
饶他关外童男女，
立马吴山志竟酬。2
才华横溢的爱国作家和诗人郁达夫在诗中是以南宋奸臣秦桧影射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并指出日本帝ຓ国主义欲吞并全中国的狂妄野心。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抗日的呼声，也是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和公意。而这些思潮无疑ທ都对张学良有很大的影响，他曾沉痛地表示：“以前同胞们谴责我对日本不抵抗，现在我希望领ๆ袖蒋公能更改我的任务，不让我去打共产党而去打日本人，因为ฦ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抗日而死为有价值。”从张学良的这段谈话中，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他内心的苦闷、矛盾，不管怎么说，丢â掉东北、热河失陷、华北危急，他都是深感痛心的。他总觉得这是他个ฐ人、也是全国人民的耻辱，是必须洗雪的。有人也许会说，既然他不愿打内战，为什么回国后又接受了剿共的任务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是的，他这时的确尚处于进退维谷的矛盾中。人们在评论历史人物时爱讲“局限性”，我想这也可以说是张学良的局限性吧？因为那时蒋介石也把他抓得很紧ู，唯恐他动摇，多次找他谈话，耳提面命，反复宣扬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说什么要抗日，先必须实现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所谓内患不除，国无宁日，说的就是国家的统一，不能搞割据，全国上下都要听从中ณ央指挥；只能有一个中ณ心领袖掌握中枢，才能一致对外，等等。张学良与蒋介石打交道的时间毕竟还不算很长，他虽然吃过亏，上过当，知道此人是惯于耍弄权术的，但还没有真正接受教训，还没有完全觉醒，蒋介石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竟然把他征服了，他还错误地认为蒋是从国家全局出提出这些问题来的，所以他服从了这一调遣。
然而，当他真正指挥部队同红军打起仗来时，却屡遭失败，而军中ณ将士也多怨言，他这才隐隐不安起来。对于先前认为是从国家全局考虑问题的蒋介石的那些所谓“攘外必先安内”之类的论调开始怀疑了，因为他始终认为日寇对我国的野蛮侵略是无法容忍的，他们是中ณ华民族不共戴天的仇敌，政府对此熟ງ视无睹，却只热心于“剿共”，这怎么能行呢？共产党对中央政府是有不敬之处，但他们也总还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成员吧，怎可老是自己内部动刀兵呢？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来打去，还有什么团结可言，又谈何抗击外来侵略？
这样做的结果，不是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吗？
就在这个ฐ时期，生了这么一件事：
有一天，不知怎的，张学良忽然心血来潮，来到了自己的机要秘书张慎修跟前，笑呵呵地说：“小张，我向你提个问题，好吗？”
好！”张慎修以为他是询问工ื作上的问题，满口答应了。
不料，张学良却提出了一个使他大吃一惊的问题。那天，他一改过去总爱说笑的习惯，忽然压低声音，严å肃地似乎也是挺神秘地说：“小张，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
张慎修不知道张学良的真实用意，不敢正面谈，因为ฦ当时是白色恐怖时期，这样问法是会使人大吃一惊的。“我没有研究过，副司令意见如何？”张慎修只有这样回答。
张学良知道张慎修是个ฐ进步青年，对共产党不会没有看法，现在之所以推托，显然主要还是有顾虑，所以他也不勉强，自己略微想了想，坦然地说：“只是拼命地去打，那ว也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即使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也是不可能消灭的，因为ฦ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呢？
这个问题到最后还须用政治方แ法求得解决。”3由此可知，张学良这时对共产党的看法已๐有新的变化，虽然不能说已很正确，但敌对情绪已明显减弱；特别是，他到国外考察了一段时间，视野毕竟是更加开阔了。当然这时还不可能那ว么纯粹，在他的思想上也还存在着矛盾，也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甚至是错误的想法。如由于他曾访问过意大利，就受到法西斯主义แ的影响，认为墨索里尼还真有一套，他搞法西斯ั极权主义，一呼百诺，很有气魄。认为“共产主ว义成功的条件，要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国家，又无外患的情况下方能实现，我国是半殖民地状态，是不适用的。剩下只有法西斯蒂一条路，模仿德、意，乃能迅复兴中国。墨索里尼说过：‘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法西斯蒂召开大会，如领ๆ袖缺席时，要选举ะ新า的领袖才开大会。资本家的利润有限制，工人不许罢工，彻底执行法令。德国希特勒亦是如是作法，一定很快复兴。”④为ฦ了说明服从领袖的重要性，他常伸出五指，说明手的巨大功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其他指头都得听大拇指指挥，离开它的指挥，就大为减色，许多事都做不成了。所以他认为凡事得有人作主，从这种意义上说，讲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有什么不对，所以对于所谓“一个国家，一个领ๆ袖”之类的论调，他是欣赏的，甚至还组织了拥蒋的“四维学会”。他这样做的目的，表示拥蒋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主要的还是为了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实力地位。
不过，这以后，红军开始长征，北上抗日，全国的政治、军事也生了新的变化，张学良又把注意力放在了东北军的内部ຖ整训上，准备抗日。
又过了一段时间，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已经西入川、陕，根据地里留下的红军只有几千人，战事已趋缓和。他对剿共战事原本厌恶，现在无仗可打了，真是求之不得，正想趁此机会训练部队，不料让东北军西进的命令又下达了。原来，1９３４年1o月，中央红军突围，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向西北进军。当时，蒋介石为阻止红军打通国际交通线，取得苏联帮助，曾以重兵围堵，未能奏效。主力红军到เ达陕北，与徐海东、程子华、刘ถ志丹等领导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并决定把陕北作为领导中ณ国革命的大本营。蒋介石哪能不急，遂令张学良组织“剿共”总部于西安，担负维持陕甘宁地区防务和“剿共”任务。
这副担子不轻松。如果说初ม开始对此他还感受不深，甚至有点麻痹轻敌之意，但经过几次战斗，他就觉得问题不是那么เ简单了。使他觉得有压力、并开始有些观望不前的，倒还不是集重任于一身，而在于这个没完没了的“剿共”。说实在的，让他抗日或维持治安，并担负一定的防务，他没说的，一定闻风而动。可定要打红军，他就有点犹豫了。尤其使他不安的是，这一新的任命公布后，下面还有不少议论。有人甚至说，这次派东北军入陕进剿红军固然是一个目的，但借机削弱甚至消เ灭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等杂牌部ຖ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只要看一看蒋介石过去在排斥异己，如何将非嫡系的如孙连仲、公秉藩、张英、张印相和王家烈等人的部队，不声不响地一个个搞掉的情况，对此就不会有什么疑问了。
但在那时，若认为有了这些想法，他就会公然抗命，拒绝入陕，那当然也是不现实的。对赴陕“剿共”他没有提出异议，还有另一种考虑，这就是他天真地认为，陕北红军人数少，武器装ณ备差，打也不难；从另方面看，陕西离东北近，一个新的抗日基地，一个打回老家去的巩固后防，却可很快建立起来，这不也是一桩好事吗？
然而，这一回张学良又过于乐观了。由于东北军长途跋涉แ，在陕西人地生疏，与群众关系也很淡漠，不打鬼子，却跑到陕西打红军，老百姓不喜欢，因而消เ息不灵，满眼漆黑，处处被动。而红军呢，人数虽少，却与群众关系密切，所施政令又深得民心，所以处处受到欢迎；他们消เ息灵通，如鱼得水，处处光明。以致尽管东北军不论在兵力或装ณ备上都优于红军，却屡战屡败，一筹莫展。1９３５年９月，在陕北甘泉的劳山一战，东北军一一o师被红军歼灭，师长何立中ณ被打死。1o月，东北军一o七师又在甘泉的榆林桥与红军交战，该师一个团被消灭，团长高福源被俘。这两仗，使张学良大为震惊，他那时是怀着不安和苦恼的情绪离开西安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的“五全大会”的。临走前，他曾嘱咐部下，不要轻举妄动，不能ม再前进。可是他到เ南京不久，就得到红军在长征到เ达陕北后的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一o九师又被全歼、并活捉师长牛元峰的消เ息。
接二连三的惨败，使张学良大为震怒，也甚不安。那ว时，他和杨虎城都正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看到张学良心情不好，杨虎城劝他不要过于伤感，出路总是会有的。张颇感动，他们的关系也更密切了。
不过，对于董英斌（东北军军长）部牛元峰师的被歼，张学良仍然感到愤懑：“前已有令在开会期间不许行动，因何违令？急欲飞返查办此事，乃匆匆告知我（即此段回忆录的作者，时任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随行，并未询问气象状态，即自南京起飞，一路在云雾之ใ中，盲目飞行，飞机又无定向设备，按时间与距离计算约达河南平原之时乃猛降低飞，才找到平汉铁路。飞机离地不过二百公尺，沿平汉路北飞找到黄河，再沿黄河西飞，过孟津以后，河曲山高，云重谷狭，不能辨别前景，危险万分，最后才找到เ洛阳降落。是日大雨不止，翌日改乘火车返陕。查得牛师失败原因，乃董军因缺粮而请示ิ总部今后行动方针，总部ຖ的指示ิ仅说明该军迟早是要东进的。董军长误解电意，又因鄜州（今富县）粮食较丰，遂贸然令牛师东进。张将军对参谋长晏道刚、军长董英斌大加斥ม责。”⑤
严å厉地训斥部下也好，怨天尤人、冥思苦想地寻求对策也好，这在那时实际是不可能收到什么显著效果的。严峻的现实促使张学良不得不考虑：今后怎么办？东北军向何处去？
鉴于东北军的失败和极为不利的处境，人们也许会说，东北军不是很有名气的军队吗？为什么เ变成了这个样子？也许被红军消灭的刚好是原本就很差劲的军队吧，不然为何如此不堪一击？实际不然，这全是东北军中ณ比较精锐的部队。问题很明显，这主要还不是军队战斗力强不强的问题，而是打得对不对的问题。说起来左一个“安内”，右一个“安内”，似乎振振有词，实际是人民反对，师出无名，哪能不败？也正因为经受了这些严重的挫折，才使张学良终于认识到，与红军作战不仅很难取胜，也是没有出路的，如果象这样不停地“剿”下去，红军消เ灭不了，而东北军的这点老本反而会被折腾光的，还谈何抗日，谈何收复东北呢？使他尤为气愤的是，他的这些损失，南京“中央”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削减了一一o师番号，减东北军军饷，实得军饷只有国民党中央军的七成。而他关于要求南京国民党政府抚恤两位阵亡师长家属每家十万元的提议，也遭拒绝。他们公然冷落他，给他穿小鞋，甚至连一句抚慰的话也没有。所有这一切，不能不使张学良感到屈辱和愤怒。从另方面看，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也渐渐生了变化，特别ี是许多被释放回来的官兵，成为ฦ红军和统一战线政策的义务宣传者。许多过去关于共产党和红军的谣言，也都不攻自破了。原来的仇视和疑惧心理逐渐消失，一种钦๔佩和懊ิ悔之情却油然而生，以致常常出现两ä军对垒，将不打，兵不战的和平共处的景象。张学良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怀着访问老朋友、探索新า道路的心情，利用到南京开会之机，于会后匆匆赶到上海，对杜重远作了拜访、作了长谈的。
杜重远是吉林人，早ຉ年留แ学日本，回国后在沈阳从事陶瓷业机械化方面的工作，曾任沈阳市商务会副会长，是东北工商界知名人物，也是一位精明干练的实业家。“九·一八”事变后，他南下到了上海，当了进步刊物《新า生周刊》的主编。他思想进步，主ว张抗日，是个爱国主义แ者，也是民主主义แ者。他那时，工ื作原本是顺利的，后因该刊表了一篇题为《闲话皇帝》的文章，竟被打了闷棍，刊â物被封，人也被关到เ监狱里去了。
杜先生真的犯了什么法或做错了什么事吗？实际并没有，那他为什么竟被判了刑呢？原来，在他编的刊â物上登载的《闲话皇帝》犯了忌。其实，那文章是明明白白，并没有要去攻击谁的，它只不过提到天皇是个生物学家（事实如此），按照宪法，天皇无实权，所以闲得很，常以搜集动植物标本，作为日常工作等，这无一字歪曲，也无一字不敬，是讲的实际情况。可日本人却不高兴了，通过他们在上海ร的日文报纸，大加笔伐，硬说是“侮辱天皇”，并由日本政府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国府对日本一向迁就，看到抗议，就害怕了，竟由上海地方แ法院对杜重远提出公诉，判了他一年零两ä个月的徒刑。当时，他正在上海某监狱服刑。不过，由于引起了舆论界的强烈反对，全国各地都声援杜重远先生，当局虽然不肯改变他们的决定，但对杜先生的看管不得不有所放松。他于是被转移到一所疗养院治病，通讯、会客，一般是不限制的。在友人的帮助下，他也正好利用这个机会，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更进一步提高了认识。也就正是在这一年的1o月间，他和高崇民曾联名给张学良写信，劝他联共抗日，勿再迟疑。
张学良与杜重远是老相识，早在杜重远在沈阳开设新式肇新窑业公司时，他们就认识了。张学良对他一向敬重，引为知己。相见之ใ后，二人就联合战线与抗日救国等问题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杜对张分析形势，着重介绍了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西北大联合的建议。他强调指出：东北军是能打硬仗的有作战经验的部队，士气也高，应在抗日战场上挥作用；日寇虽猖狂，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气节；只有万众一心，坚决抗击日寇的侵略，中国才有光明的前途，东北军才有前途，他个人也可以有荣誉，而且，也必定是深得民心的；反之ใ，若是只知“剿共”而不抗日，也即是人们常说的兄弟只知阋墙而不知外御其侮，那才真正是很危险的，不仅谈不上什么光明的前途，还有灭亡的可能，这是毁灭之ใ路，是万万走不得的。杜重远的话，使张学良很受启，使他进一步看清了东北军前进的方向。有人说，“杜重远是最初使张学良与东北军转变的幕后策划ฐ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与此同时，他也会见了从苏联回国的原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他们也是老相识，张学良就与红军联合抗日问题，请他从中联络，给予协助，他欣然应允，以后确也做了不少工ื作。
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是1้９6o年在台湾表的。就西安事变来说，张学良是有大功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不需要、不应该、也不存在什么要“忏悔”的问题。此文是在不正常的情况下表的，引文仅供参考（此系援引张魁堂有关文章注释）。
许涤新：《百年心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９７９年３月出版。
据一位同志的回忆资料编写的，原文散失，出处不详。
何柱国：《西安事变前后的张学良》，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９８6年1２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