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下面的这个场面，会使我们更能窥视蒋介石“支持”热河抗战的奥秘：
其实，如果父亲不是那么固执（当然这其中也有其他的原因，如家庭内部的分歧，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的渲染挑拨等），能够稍稍体谅一下女儿的心，她怎么能会连个招呼也不打，说走就走呢？尽管如此，她还是怀着恋恋不舍的情感踏上了新的旅程。她流着眼泪在内心里默默地呼唤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对不住你们，我没有跟你们商量就走了，我这是实在无法啊！不是我不爱父母，也不是孩儿不孝，是您太不理解孩儿的心啊！
四妹的父亲赵庆华老伯先娶好姆妈，生下大儿子后，又娶了一位名门闺秀。据说这位赵伯母在拜堂时，现一旁有个男ç孩也在叩头，才知道赵老伯早已娶妻生子。照ั常理，后来的这位赵伯母应当是二太太，可是好姆妈的娘家门弟不高，反倒屈居第二位，从此无声无势。平日，赵家来客或请客时，常见赵伯母稍事应酬便和女牌友打牌去了，好姆妈则里里外外忙着招待客人，还从不怠慢我们这些小辈儿。如今回想好姆妈的为ฦ人与境况，我们很容易联想到เ话剧ຕ《雷雨》中ณ的鲁妈。不过，好姆妈没有象鲁妈那ว样抛下儿子出走，而是忍辱负重留居在家，把全部心思放在抚养子女上。好姆妈生育了三个ฐ女儿和三个儿子——四妹和她的二姐、三姐、大哥、三哥、六哥。1้
但也不可否认，这也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แ面，使他致死的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是杨宇霆的心腹，极力主张拥杨上台，如常自建山林警备队，杨就由他所掌管的兵工厂给他运送军械，并还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张学良找杨查问，杨才承认确有此事，“张询以何用？杨曰‘装备山林警备队。’张质问：‘咱们兵工厂不是有得是步枪吗？’杨宇霆有恃无恐地回答：‘没有人家的好啊！’”④使张尤为惊讶的是，这样重大的事，他们竟瞒着他，既不请示，也不报告，这不明明是要搞独立王国吗？张学良怎么能容忍他们这样无法无天呢！
张学良公忠体国，锐意进取，早年就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富强，很有些奋图强的精神，所以进步较快。1９1９年，他入东北讲武堂炮兵科训练，1９２o年毕业，即当了乃父的上校卫队旅长，不久ื，又升为东北第三混成旅๓旅长，授少将军衔，与郭松龄领导的第八旅混成一起，统称为“三·八”旅๓，是奉军中的佼佼者。又过了一段时间他由于战功卓著，被晋升为ฦ中将，成为独挡一面的第三军团军团长。
墓园在石山乡驿马坊村西头的果树林中。此墓园始建于一九一六年，那是张作霖小有迹之时。墓地共占地二十余亩。在墓园的西南方一座山上，有一方形平面玉石，每当旭日东升，方แ石闪辉光。山的后面，有一座山尖，远望似猴，因而称作“猴山”。一九一六年，张作霖将其亡母灵柩由辽宁黑山县移葬于此，立为祖坟，以后依次埋葬了张作霖的原配夫人赵氏，“九·一八”事变后，由á张作霖的旧部（当时任黑龙江省伪省长的张景惠、伪6๔军部长、总理大臣张海鹏等人）操办，将张作霖的尸骨由沈阳采林寺移葬锦县驿马坊与赵氏合葬。
当时，日本的这个蛮横的《觉书》，也曾递交南京政府，可那时正热衷于与日本拉关系的蒋介石，哪敢同日本人交锋呢，所以对此露骨干涉แ中国内政的行为，竟也装聋作哑，一声不吭，只悄悄致电南京在日本的官员张群，让他转告日本政府，说什么เ“嘱作霖及时下野，自动退出京津，移驻关外，则ท全国之统一可不用兵，更何须ี出兵远征？”南京政府为了掩人耳目，后来虽然表了一份有关《觉书》的对日照ั会，但用词婉转，软弱无力。这样一来，也更助长了日本帝国主ว义的嚣张气焰，他们对张作霖软硬兼施，勒索敲诈，以便在东北取得更多的特权，并尽快实现其占领ๆ满蒙的计划ฐ。原来，日本政府早在1９1５年，就曾与袁世凯的北洋政府签订了臭名昭著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这当中有七条是霸占东北的内容。后来，段祺瑞又与日本勾结，搞了西原借款，其中ณ有个交换条件，即中ณ国需承认日本有权在东北修筑四条铁路。但由á于中国人民始终强烈反对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都未实现。但日本人并不死心，前些年他们之所以支持张作霖，目的还是想把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中ณ一些条款变为现实。而这当中，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东三省的路权问题，他们要垄断铁ກ路修建权。张作霖和张学良却要打破这种垄断，自办铁路，先后修了奉（天）海（龙）路和大（虎山）通（辽）路，日本人对此大为不满，张氏父子不予理睬。后来，日本人要求修吉（林）会（朝鲜会宁）等路，张作霖也总是含糊其词，能推就推，能拖就拖，致使日本吞并东北的计划无法实现。不仅如此，连1９２８年３月，张作霖为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军费、与日军签订的《吉敦铁ກ路延长垫款合同》，因后来决定不再同国民党军队作战，也单方面把这个合同取消了，并还有企图摆脱日本人、欲与英美等国联系、寻求新的出路的意向，比如“他热心开始与英国、特别是与美国人交往，在他自己身边引进美国军事顾问”，并吸收美国银行投资，提议让美国人在东北修筑铁路等。这就更加激怒了日本人。以致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等漏夜晋谒，几番拜访，试探之不足，复加以威胁，提出种种无理要求，把张作霖也惹得火冒三丈，二人唇枪舌箭，生了激烈冲突。张怀英（张作霖的二女儿）如今还清楚记得：“从北京出前，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还找我父亲签字（签定‘日张秘约’，即履行郭松龄倒戈时所允诺的条件），谈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这事在成玄的《张作霖演义》中也有记述，据说作者早年有机会接触到张家父子，并广泛搜集了有关资料，虽为演义，但是在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下面，我们姑引部分片断ษ，权作了解这段历史的一个参考材料。书中载道：
出不入兮往不反，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战争开始时，直军打得并不好，因为当时吴佩孚怕驻防河南的赵倜生动乱ກ（赵与奉张有旧ງ，有二心），住在洛阳不敢动。直到陕西的冯玉祥（当时属于直系）出了潼关，并派张锡元和李呜钟两个ฐ旅先行到洛阳后，他才到了前线，并又急电å张、李二旅๓星夜北上。本来，西路奉军得胜，直军已败，现在援军到达，便又重整旗鼓，“张旅加入西路正面出击，李旅则从大灰厂拊奉军之背。奉军方面认为直军已无力作战，有些麻痹了，现在看到大批直军忽然从正面打了过来，而且还有伏兵抄了他们的后路，被弄得莫名其妙，以为ฦ是中了直军之ใ计，于是张景惠下令全线撤退……吴佩孚即令张锡元之旅迅前进追击，进入天津。这时京津间消息不通，因为ฦ东路奉军受西路败退影响急向后转，把铁路电信都破坏了，因而京津隔绝。这时直军实际前进到เ天津的只有张旅，而奉军不知，几乎ๆ草木皆兵……”3๑
笔者赞同这个客观的分析。并认为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一般人的进步与提高，也不会在一个早上就能实现，那末，对于象张学良这样在旧军阀营垒里走出来的人，思想的转变，就会更为ฦ艰难。但有一点也是明显的，这便是达官显贵们的消极没落思想对他虽然也有影响，但他却并不消极，更不陶醉，而始终是兢兢业业的。他有理想，有抱负，顾大局，识大体，不仅对自身的修养、学习刻苦努力，对部ຖ队的训练和体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对于那些军事训练好，而又勇敢善战的部下，他特别喜爱，总是给以嘉奖，委以重任；而对于那些平时不重视军训、不重视军容、军纪的人，就不喜欢，总是给以善意的批评。曾经当过张学良的裁缝、跟随他多年的赵新华，谈过一桩关于张学良决心驯服烈马，鼓励他试骑性子特别暴烈的“盖西北”的往事，讲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他回忆说：
至于张学良将军的丰功伟绩，他终身幽禁的历史悲剧，不也都是从不可能到เ可能，甚至成为不可移易的历史现实吗？
每当夜阑人静，在长时间伏案工作之余，我常推开通往凉台的门，爱在自己้高楼住所的凉台上，向东南方遥望，很想写一点关于张学良将军的文字，可又觉得将这位中国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潇洒豪爽的勃勃英姿和始终如一的纯真的爱国主义激情，丹心如铁ກ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事迹很好地反映出来，要把他从一个旧ງ军阀转变成为“特别使人怀念”的民族功臣的过程如实地加以再现，并对这位曾经走过一条极其曲折、复杂、伟大而又磨难重重的道路，然而却并非完全没有争议的爱国将领的思想展和无私贡献，尽可能作一些客观、公正的分析、评述，谈何容易！但由于他的一生的经历和历史功绩深深地感动了我；特别是从将军的遗憾又联想到周总理对他的评价，以及总理为著名爱国人士高崇民改诗的动人事迹，我似乎又茅塞顿开，文如泉涌了。1９61年1２月1２日，在北京举ะ行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会议上，张学良将军的老部下和好友高崇民思念将军，热泪潸然，当场赋诗一，诗云：
于凤至见赵一荻气咻咻的，把那报纸揉成了一团。于凤至却夺过来，在膝头上展平，叹息道：“小妹，这样的报纸给他看看也是件好事。他现在是吃了蒋某人的迷魂药，死心塌地为他受过！如今汉卿已成众矢之的。如何了得？让他看看老百姓怎样在报上骂他‘卖国’，也好让他认清一下蒋某人到底是人是鬼！有什么เ不好？”赵一荻听于凤至说得有理，连忙颔同意。
门外一阵橐橐的皮鞋响，张学良满脸怒气地走进门来，见于凤至和赵一荻正在那里瞟着他冷笑，更加怒了，道：“大姐，咱们结婚十几年，我还真想不到您会这么冒失！”赵一荻不以为ฦ然地说：“大姐办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张学良道：“你问她，就知道。你们知道魏道明和郑毓秀到北平来干什么吗？唉，可您为什么不通知我，就一个人到六国饭店把郑女士从宴会上找出来，向人家募起抗日的捐来？亏您想得出。现在让您把事情闹大了，郑女士和魏道明被您弄得下不来台，两人都不辞而别了。”赵一荻高兴得拍起手来叫：“走了好！”于凤至道：
我名为募捐，实际就是要撵他们回南京。汉卿，你也不想想，现在东北国土沦陷，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候，你这个东北子孙为何陪他们这些达官贵妇跳舞取乐่呢？”张学良一脸沮丧ç的神情，颓然地坐在椅子上。他的心里充满了矛盾。他痛心疾地说：“大姐，别人骂我，我不恼。
可你我朝夕相处，难道还不知我是何用心？东北丢了，我张汉卿恨不得碰死，以去耻辱！这魏道明和郑毓秀，本来就是蒋介石派来观察我张汉卿动静来的。您说，我不苦中ณ作乐，又有何办法应酬？”
张学良一席话，说得于凤至和赵一荻良久沉默无语。
他们都深深理解张学良的话是自肺腑的真诚话。忽然，赵一荻打破沉默说道：“汉卿，你看看这几句诗。把你和我都骂得淋漓尽致了。连我和朱五小姐，还有电影明星蝴蝶（应为胡蝶——引者）也都沾了光。其实，你明明只和蝴蝶见了个面（胡蝶本人说没有见过面，这里似欠确切——引者），哪里在一起跳过舞呀？”
张学良接过那张《重庆日报》，见第四版上果然有一打油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蝴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鬼子进奉天。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锣鼓正相催。
奉天已陷休回，
且抱娇娃舞一回。
于凤至和赵一荻盯盯地瞅着张学良，知道他读罢这诗，定会大雷霆的。你看他那ว双手真的哆嗦起来了，脸色由á青变白，由白变红。渐渐，张学良将一腔莫名的委屈、愤懑和懊ิ恼，克制下去。很快就平静下来，冷冷一笑，把那报纸掷于几上，说道：“骂得好！”
于凤至和赵一荻一惊：“骂得好？”张学良也不解释，只是追问：“这诗是什么人写的？”赵一荻气咻咻地说：
广西诗人马君武！”张学良又把报纸拿来，上下看了一回，说：“九·一八事变，对我张学良不满，百姓对我恨之入骨，这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因为他相信我张学良是个ฐ有血性的中国人！马君武用诗来刺激我，是让我奋起抗日，有什么不好！不过我张汉卿的苦衷天下人怎么知道？大姐，小妹，我已经派人带着我的亲笔信和黄绫子，回东北去联络旧部ຖ了。马占山和苏炳文也打回了江省！我相信日本人是不会长久的！……”1
由上面的这段记述看，在那个时候，尽管张学良的看法还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但他能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就说明他还是爱国的，是要抗日的，东北的沦陷，他确有难言的隐痛与苦衷。
马君武是个怎样的人？他为什么เ写此诗？当时人们是怎么看的？马君武对抗日问题的认识有无变化？与此诗有关的现在仍然健在的当事人又是怎样看待这桩不大不小的历史公案的？谈一谈它的来龙去脉，看来还是有这个必要的。
前些时，曾在报上看到张宜雷写的谈马君武及其诗作《哀沈阳》的文章，倒是有一个比较扼要的介绍，他写道：
马君武名和，字贵公，广西桂林人。早年留学日本，即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ณ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后为清廷追捕，逃往德国，入柏林大学，成为ฦ中国第一个ฐ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回国后在国内次制定无烟炸药。
辛亥革命成功，历任孙中山总统秘书长、国会议员、实业部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广西省长等职。又曾编撰我国第一部《德华字典》，译达尔文《物种原始》，是“我国近代第一流的学者。”
他还擅为诗，与柳亚子先生等同为“南社”的台柱。
曾写过《华族祖国歌》等不少充满爱国主ว义精神的诗章。
他翻译的英国诗人拜伦的名诗《哀希腊》，更是在反清革命的爱国志士、热血青年中ณ传诵一时。“九·一八”时期，他写了《哀沈阳》二。今录之如下：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阿娇舞几回。
马君武这两诗没有将批判的锋芒准确地指向不抵抗的蒋介石，却指向了作为替罪羊的张学良，是由á于他不知内情所致。但激荡其间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异常强烈，欲此二诗当时传遍全国。2
另据陈钟瑞谈：“……后来，马君武先生弄清了‘不抵抗’的内幕，便在《致蒋介石、汪精卫电》中指责说：‘国事败坏至此，论者异口同声皆曰：是乃精卫兄在武昌一年，介石兄在南京四年倒行逆施之总结果。介石兄坚持对内不妥协、对外不抵抗之主ว张，日本已๐占据东三省，介石兄犹唱先统一后对外之说。……介石兄对内面狞如鬼，对外胆小如鼠。’忧国忧民、嫉恶如仇的耿耿爱国赤忱跃然纸上。这封电文表后，曾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3
这些文章资料é，对此事的分析评价，除了所引的诗在个别词句上与原诗稍有出入外，总的来看，还是比较客观、公正的。无疑的，马先生的诗是有缺陷的，这不仅广大读者这样看，就连作者本人也不讳言这一点，在他弄清了“不抵抗”的真相后，以通电å的形式公开斥责汪、蒋，这可以看作是他对上述诗作的一种否定，这位被周恩来同志誉为“一代宗师”的著名学者，是位知错必改的人。同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对马先生的介绍也并未因此就以偏概全，否定一切，而是既ຂ指出该诗的不足之处，也肯定它的积极意义。当然，它讲的均较简略，对此诗的历史背景与所牵涉的人物事迹或一笔带过，或未曾涉及，为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似仍需略加补充。
这两诗文字不算深奥，虽不能说明白如话，还是易于理解它的含意的。但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些地方แ还要作些注释，方แ可对它有个透彻的了解。诗里所说的赵四，就是赵四小姐，其用意无须ี多说。所谓朱五，是当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๒的五女儿湄筠。她是张学良二弟张学铭的大姨子，即学铭太太的五姐。她经常与张学良跳舞，后来嫁给张学良的好友朱秀峰为妻。至于胡蝶，则ท是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诗的意思主要是讲当时风传的张学良思想摩登，已经腐化堕落，早ຉ把国难家仇置于脑后，在“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北京六国饭店与胡蝶跳舞。这当然不是事实，那ว晚他是在北京中和剧院看戏，这已๐在前面谈到เ了。至于胡蝶，当时并不在北京。而且他们从来也没有见过面。胡蝶女士（现侨居海外）近年来在她写的回忆录里，针对此事也说过：“世间上荒唐的事情还真不少，沈阳事件生的时候，我那ว时还跟明星公司摄影队一起逗留แ在天津，没有踏入北平一步……后来为ฦ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后约一周，未料到此行会引起一段莫须有公案。……”④但她不了解，这谣言之所以流传甚广，责任主要还不是那诗，而是谣言的炮制者。这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报《庸报》故意造谣，以转移人们的视线；另一说法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中的亲日派蓄意借题挥，目的在于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张学良身上，为蒋介石、同时也为ฦ日本侵略者开脱罪责。可谓用心良苦。难怪胡蝶女士前些时在追述这桩往事时，仍感寒心，她把这事称之为ฦ“该结束了的‘莫须有公案’”。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桩公案应该说现在已得到澄清，是早该结束了。所谓“九·一八”之夜跳舞之ใ事，是不存在的。不过，关于张学良与胡蝶是否见过面，有无交往，仍众说不一。其实，对此胡蝶女士在她的回忆录里也讲得很清楚，她告诉我们：“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以后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一九六四年六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⑤胡蝶女士的这一谈话在报上表不久，考试院院长莫德惠去看张学良。据莫事后对记者说，张曾问他，是否看到胡蝶那段谈话，然后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了解了这个真实情况，对生在五十多年前的这桩历史公案的真伪，就会一清二楚了。
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1９８７年6月出版。
张宜雷：《马君武及其诗作“哀沈阳”》，载《武汉晚报》。此处所引系《文摘报》摘编稿。
陈钟瑞：《中国第一流的学者——马君武》，载1９８７年1２月５日《团结报》。
转引自胡蝶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