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外考察了一个时期，张学良也还是有收获的。这时他对一些问题的看法虽然并不都是正确的，甚至还受了不少法西斯主ว义的影响，但抵御外侮、收复失地、披甲â还乡的雄心未灭，他还是很想大干一场的。但打内战他不干，“良由á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ใ工作。”“归国当时之志愿：（1้）本想为ฦ一脱军人，不再统率东北军，为ฦ私情所累和他们保持然关系，以备将来抗日也。（２）不希望参与任何国内战争。但其结果，事与愿违。”1
从这个通电看，他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全讲出来，对蒋他还是留有余地的。他还是以大局为重，从团结抗日这个大前提下来讲话的。这也不过是向国人告别，略抒衷肠而已。
蒋介石扳着指头，说服地：‘是啊，子文，你想想看，现在反对我的人都打起了抗日的旗号，胡汉民、冯玉祥……就连亲日的汪精卫也通电指责我不抗日……’
蒋介石摇着大折扇，对坐在他对面一位戴金丝眼镜、穿白西装ณ的中年男ç子侃侃而谈：‘我当然不是想真打。真打，我们打不过人家。我说过，我们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人打仗呢？打，是非亡国不行的！’
那ว时，在天津居住的官僚政客以及他们的亲眷不仅人数多，而且大都沾亲带故，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各种饮宴游乐也颇频繁。当时她的几个姐姐是常参加这些活动的，有时也想拉她去见见世面，她总以功课忙为借口婉言谢绝。那时她正在天津的中西女子中学念书，功课忙也是事实，但更主要的是她爱静不爱动，对那些活动不感兴趣。如果不是随着时代的展，以及人生当中ณ某些意想不到เ的机缘，终于打破了她那闭塞、狭小的生活天地，使她终于涉足社交界，并得以与张学良结识，那她的未来就将是另一番景象了。
也许正是母亲的美德，在她身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吧，所以那时她虽然生活在灯红酒绿之中，却仍然不骄不奢，朴朴素素า。平日里，她总是头剪ຘ短，穿着一般女学生常穿的那种高领ๆ斜襟儿短衫，深色的裙ำ子，蓝袜布鞋，只在节日或参加晚会时，才穿上比较鲜ຒ艳的服装。她爱整洁，不爱打扮，但由于她身材苗条，端庄俊秀，有一种象璞玉或水晶般的典雅、纯洁、玲珑剔透的天然的美，反倒愈加显得溢光流彩，楚楚动人，强似浓妆艳抹千百倍。
笔者赞同这个ฐ客观的分析。并认为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一般人的进步与提高，也不会在一个早上就能实现，那末，对于象张学良这样在旧军阀营垒里走出来的人，思想的转变，就会更为ฦ艰难。但有一点也是明显的，这便是达官显贵们的消极没落思想对他虽然也有影响，但他却并不消极，更不陶醉，而始终是兢兢业业的。他有理想，有抱负，顾大局，识大体，不仅对自身的修养、学习刻苦努力，对部ຖ队的训练和体育，也是非常重视的。对于那些军事训练好，而又勇敢善战的部下，他特别ี喜爱，总是给以嘉奖，委以重任；而对于那些平时不重视军训、不重视军容、军纪的人，就不喜欢，总是给以善意的批评。曾经当过张学良的裁缝、跟随他多年的赵新华，谈过一桩关于张学良决心驯服烈马，鼓励他试骑性子特别ี暴烈的“盖西北”的往事，讲得有声有色，扣人心弦，他回忆说：
张学良跻身军阀行列ต，举足轻重，照说他会离人民越来越远，展下去，甚至也会象其父那ว样，成为ฦ割据一方แ的大军阀的。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ฦ转移的，他非但没有被“溶”过去，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早在1９２1年的赴日本观秋操中，他就表现了强烈的御侮自强的精神。那时，面对日本人的傲慢无理的挑衅行径（他们故意让他参观甲â午战争时日本从中ณ国夺去的所谓‘战利品’）张学良义แ正词严地正告对方：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国已不是甲午之ใ战时之中国了，并明确表示ิ：“你们日本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เ，你们日本人不能做到เ的，我们中国也能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话虽如此，他仍不能不为中国的前途担忧，并常为ฦ此向父亲涕泣陈词，力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曾沉痛地说过：“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ท何等光荣。”
老张说：“我看，我们的谈判暂停一下，事情也就可以平息了。”
正在反日运动高涨之际，芳泽又来会见张作霖，气势汹汹地问道：“满蒙形势日趋混乱，阁下怎样对待这一问题？”
张学良理解父亲的心情，但却不同意在短期内再出关作战，他婉转地向父亲进言：“世上常胜将军少，您不是也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吗？军队打仗，总是有胜有败，打胜了的，不一定就是最强大的，因为胜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失败了的，只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秣马厉兵，枕戈待旦ຆ，就能变弱为ฦ强，转败为胜。”
张作霖这一次是栽了个不小的筋斗。而且，偏偏还祸不单行，因为奉军战败，直军又占上风，总统徐世昌又变了脸，下令免除张作霖本兼各职（即东三省巡ำ阅使，蒙疆经略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要把他赶下台。但这时已今非昔比，张作霖在东北大权在握，凭一纸手令就罢他的官，也不是那ว么容易。命令布不久，东三省议会便出面举荐张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干脆宣布东北“独立”了。
张学良，字汉卿，号毅庵，祖籍辽宁海城，1９o1้年6月３日（夏历４月1７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
因袭的重负与人为ฦ的悲剧ຕ，是最令人惋惜的，但他认为只要国家能ม独立，民族能ม得救，个人得失全不计！向前看，心地宽，殷盼祖国早ຉ统一。
后来经过特务们的明查暗访，现是高崇民所编，才知道误捕了郭增凯。但是，特务们的哲学是“有错捕，无错放”，仍然把郭关押在南京，一直到西安事变，为作张、杨的工作，宋子文才把郭保释出来，一同去西安营救蒋介石。南京则对高崇民出通缉令。此时高崇民正在洛川ษ王以哲的军部，刘ถ多荃亦在洛川，张学良密令王、刘把高送往天津躲避……七十年代台湾公布张学良写的《我的回忆》中也提到：“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共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⑤
一天傍晚，燥热、憋闷，没有一丝儿风，是古城西安少有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张学良从外面回到公馆，因为他刚ธ刚听过一个特务在西安横行的情况报告，心中不悦，所以这天回来脸色阴沉，寡言少语，连晚饭也没有吃好。
当赵四小姐得知他烦恼的原因后，劝道：“汉卿，算啦，现在委员长要搞独裁é，学的就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那一套，他们不光是在西安这么เ干，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么干的，你不要理睬他们就是了。”
是的，我也曾这么เ想过，”张学良若有所思地说，“俗话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谁料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不理他们，他们却偏要找我的麻烦，对我和东北军进行监视，还向南京告我的状，你想，这我能置之不理吗？”
是的，这是使人不愉快的。”赵四小姐坦率地说，“但我觉得，你还是要沉住气，有道是：小不忍则ท乱大谋。又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他们虽然不一定都是地头蛇，但象过去上海那ว些青红帮流氓打手之类的人还是不少的。他们大都是些亡命之徒，为效忠自己的主ว子，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不到万不得已，这个马蜂窝还是不要去捅它为ฦ好。”
这时三楼卧室里的电å灯闪了一下，原来窗外起风了，似乎还落了雨，玻璃窗被刮得啪啪直响，远处隐隐传来沉闷的雷声。
你谈的有道理，这我能够理解。”沉默了一会，张学良仍然耿耿于怀地说：“我可以暂时不理他们，但如果他们认为我怕他们，认为我软弱可欺，那他就错了，不客气地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越了这个ฐ限度，我也饶不了他们！”“不，汉卿，要冷静，”赵四小姐继续劝慰道，‘我总觉得，许多事还是要想开些，看透些才好，你想吧，这些人之所以敢于这样胡作非为，甚至连你和杨将军都不放在眼里，莫非他们是吃了虎肝豹胆了？不是，他们是狗仗人势，有后台老板撑腰，根子还在上面，汉卿，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张学良默默地点点头，用赞许的日光望着她：“谈得对！
霞，请你继续分析。”
其实，我的这些看法也不一定都很成熟，”赵四小姐看到张学良重视她的意见，便也就一而不可收地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了。“汉卿，这些年我们朝夕相处，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个很关心政治的人，对于你的进退也都是淡然处之ใ，我常想，国事纷繁，尔虞我诈，宦海浮沉，风波迭起，要干一番事业，谈何容易！倒不如息影政坛，到เ僻静处过点清闲的日子为好。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未免太消沉了，当此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日益严å重的时刻๑，正是热血男儿报效国家之时，怎可消极避世？但也要看到，现在人心不齐，形势复杂，你这个当副司令的，遇事可要三思而行啊！”“对，今后我再也不能盲从了。霞，你谈得好，说下去。”赵四小姐的谈话，使他感到亲切，所以希望多听听她这些颇有独到之处的见解。
这是怎么回事？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怎么在家中ณ也议论起西安的形势来？难道……
是的，由于西安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而地处内战前线的陕、甘边区却风平浪静，是一派西线无战事的和平景象，这就使急于剿共的南京当局大为不满了。他们利用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四处打探，似乎获得了一些很了不得的情报，终于生了蒋介石密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秘密逮捕东北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宋在解放后曾先后出任旅๓大市市长、辽宁省委书记）和马绍周、关沛苍的事件。宋黎是应张学良邀请，来陕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特务们之ใ所以抓他，对他的身份很怀疑，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觉得宋与张学良关系密切，想从宋黎等人的口供中，进一步了解张、杨联共抗日的情况。特务们抓了宋黎等人还不算，还准备将他们押送南京审讯呢！幸而，由于宋黎的机智，更主要的是由á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坚定、果敢，由于他们及其部属与特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蒋介石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这就是生在1้９３6年８月２９日晚上的一个不寻常的事件。因按韵目排列ต，这天是“艳日”，故人们常把此事称为“艳晚事件”。
这一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因岁月悠悠，人们的说法不尽相同，也有误传。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前不久，“艳晚事件”的主ว要当事人之一宋黎写了《艳晚事件》一文，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ำ，谈得比较具体、详尽，兹摘要援引如下：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接到เ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的电话，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对我们采取行动，要我们加倍小心谨慎。情况危急，我让马绍周到เ“总部”政训处找他的熟人弄清情况，以便决定对策。后来知道，他出去后就被特务逮捕了，羁押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马绍周刚走，东北中ณ学学生代表团几个ฐ人进来找我，研究撤换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的事。当时我心里很急，考虑他们年纪轻，怕吓着他们不好明讲，又担心随时可能生意外，只简略说了几句就让他们走了。代表团负责人曹富琨（曹裕民）留下来要跟我深谈，我不好推辞。他正在讲着，突然门被踢开，接着闯进两ä个人，进门就喊：“宋黎！”我一目了然，顺ิ口答：“不在家，出去了！”特务横眉竖目，声嘶力竭地叫道：“就是你！”说完猛扑过来，把我和曹富琨一起逮捕了。两个特务架起我的两只胳ฑ膊往外拽，刚出房门，特务头目对他的喽罗宣布：“抓到了共产党要犯！命令谁也不许打电话，不许走露风声，来一个ฐ捕一个。”
这时，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先生迎面走来。一个特务说：“这个老头来了，逮捕他！”抓我的三个ฐ特务分出一个去抓车，剩下两个ฐ特务拖不动我。一会儿，那个特务空手回来造谣说：“车带了枪……赶快先把这个ฐ送走。”
三个特务把我抬起来，我极力反抗，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我弄出小院。我趁机猛然挣脱出来，又跑回小院，现车向忱先生还没逃走，特务追进院来只顾抓我，七手八脚๐把我拖出西北饭店后门，车先生这才乘机脱身，离开了险地。我现只有一个特务押着曹富琨，就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一转身，从西北饭店前门跑进前院楼上。那里住着东北大学、东北中ณ学学生代表团十多个人，其中东大代表有景全丰、萧润和等五、六个ฐ人。因学生较多，特务没敢进去。三、四个特务把我抬起来往省党部走，后来听说，有几个ฐ学生代表跑出来试图营救我，但没有成功。
西北饭店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一条大街上，相距二（半）里路左ุ右。眼看快到เ省党部门前了，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迎面而来，我大喊：“土匪绑架！
土匪绑架！”巡逻队五、六个人跳下马先缴了特务的械，然后喝问：“怎么回事，为什么抓人？”
特务抢先说：“我们是省党部ຖ的，他是刚捉到的共产党要犯！”我赶紧ู分辩：“我不是共产党要犯，他们是土匪绑架。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书。”巡逻队中有人认识我，因为我在西北饭店已住了半年多，负责查店的宪兵知道我的姓名和公开身份，我又去过西安绥靖公署，在西北军中宣传过抗日，因此不少人认识我。一位巡逻队员机智地向特务要逮捕证，特务强词夺理地说没有逮捕证！巡ำ逻队员质问特务：“没有逮捕证为什么抓人？”一个特务趾高气扬地说：“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产党要犯，你们别来碍事，不信跟我们一起去省党部问问。”特务们蛮横地坚持要把我送交省党部。我强硬地说：“我是张副司令的秘书，要送就送交张副司令或杨主任。”这时认识我的巡逻队员向他们队长说：“他讲你们是土匪；你们说他是共产党要犯，我们管不了这些，我们巡逻队查街遇到เ此事，都应上交杨主任处理。若不然杨主任问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张副司令知道后向我们要人，我们哪儿去找？”巡逻队长听了点头同意，便高声说：“带走，都上交。”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我想，若把我交到เ巡逻队连部，必得走西大街，从国民党宪兵一团门前经过，倘生不测，这岂不是躲过虎口又进狼窝！我连忙说：“你们连队处理不了我的问题，干脆送交营部吧，营部离这儿又近。”巡逻队长表示ิ同意……
不久，宪兵营的营副谢晋生来了。他以特务捕人既ຂ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又没和宪兵营联系共同办理为由，严词拒绝交人，特务迫于无奈，提出让他们回省党部取公文来提人，谢营副明白硬顶顶不住，就同意特务回去，办理提人手续，借此拖延时间再想别的办法。
特务们刚走，大门咣地一声关上了。谢营副走进来让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件事闹得很大，各方正在设法解救。刚才搜出的东西全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碍事的就处理掉，特务回来还得要这些东西。”又说：“你放心，没有我盖章谁也提不走人，不过还得审讯一下，留个ฐ口供……”
过了一会儿，十七路军的军法官李木庵（地下党员，西北特支领导成员）来了。我们一起研究了“口供”，除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俗套外，主要讲我来西安是张副司令请的，一贯奉公守法，不是共产党，我主张抗日，但抗日无罪……
为了营救我，杨虎城将军决定迅报告张副司令，由张下令提人，并研究了几条应付省党部的措施。
张学良将军听到我被捕的消息，愤然说道：“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一面命令孙铭九去接我，一面由孙铭九派参秘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去西北饭店我的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务手中ณ。关去后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张学良将军得知这些情况，既为国民党特务如此胆大妄为ฦ而震怒，又担心被捕人的安全，为此断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但张学良是细心的，这次坏事是谁干的，虽然他已心中有数，但他认为在进行军事行动之前，也还是得做做邵力子（陕西省主席）的工ื作。邵力子虽然也是拥蒋的，但他与那些国民党的特务和党棍是不同的，对他还是应当争取。态度严厉些是可以的，但也不可失了和气。那晚，是深夜把邵请到张公馆来的：
邵力子刚迈进客厅门槛ນ，张学良将军一反谈笑风生的常态，勃然大怒地质问：“省党部ຖ逮捕我的学生、秘书和职员，为什么不通过我？我是‘剿匪总部ຖ’的副司令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即使是抓共产党也应该让我知道！省党部竟如此藐视我，胆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严办！”
邵力子先生从未见过张学良将军这么大的脾ຆ气，也从未见过对他如此不恭，不禁有些惶恐不安，连声说：
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查明后马上报告，事情由我负责。”张说：“那就请你负责查明，把抓去的人尽快送回！”
张学良将军对特务疯狂镇压抗日学生极为ฦ愤怒，同时也怀疑陕西省党部藏有诬告东北军的材料。邵力子告辞后，他便命令副官长兼一o五师副师长谭海率领ๆ卫队营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随同去的还有参谋孙铭九。
他们救出了马绍周，关时润，还缴获了省党部诬告东北军的密电å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三百多人名单。
蒋介石亲自下令逮捕我们几个人，矛头也是指向张学良将军的。张意识到这点，来了个ฐ“先折后奏”，“艳晚”第二天，他给蒋介石急电，大意说：省党部ຖ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总部”政训处长，蒋介石的心腹曾扩情于“艳晚”
第二天清晨乘飞机赶往广州ะ向蒋介石密报，蒋介石虽然收到了张学良将军的电报，又听了曾扩情的报告，仍觉得心中无数，便从广州给邵力子报，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邵回电说：事情已经结束，张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的命令。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一时腾不出手来，无暇对付西北。因此尽管他对张学良将军这一“不轨行为”恨得咬牙切齿，但为了缓和矛盾先把张稳住，很快给张回了个电报：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办理（对于这个电报，有人持否定态度，说事实是蒋接晏报告后，说晏胡说，并将批语转给张看，是为了把张稳住。此事有待进一步查考——笔者）……6
生在西安事变前三个ฐ月的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蒋介石的暂忍不而未掀起大浪，实际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恨透了张学良，他心想，你说省党部ຖ不尊重你，可你这么干，又把我放在了什么地方？你眼里没有领袖，也没有中ณ央。你身为中ณ央常委，却派兵查抄省党部ຖ，试问，你又把党纪国法置于何地？不过，现在我还不说什么，我还要再看看，一旦腾出手来，我就会飞往西安，到那时，不是简单地要同你张学良算这个旧帐，而是要彻底解决整个西北的问题，你小子再不给我老实点，到เ时别怪我蒋某人不留情面……
不过，说到เ这里，有一点，似乎还应作点交代，这便是前面提到的邵力子，有人也许会问，他不是认为ฦ宋黎等人是共产党，逮捕他们没有错吗？怎么เ事后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又说了公道话，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张学良的作用，这不是有些矛盾吗？实际是不矛盾的，邵ๅ是国民党要员，与蒋介石有较深的历史关系，让他在那ว时反对蒋介石的命令，站出来保护宋黎，显然是不现实的，他能在报告里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并为张学良开脱，这已是很难得了。其实，邵ๅ力子是有进步倾向的，随后不久ื还生过这么一件事，那ว是1９３７年，他已调离陕西，到南京出任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了。上任不久，就遇到เ许广平自上海送《鲁迅全集》书稿请中宣部ຖ审查。邵ๅ与他的秘书对此事都很支持，对书稿没有详细去看，只随便浏览一下目录，当即批准出版。许广平和《鲁迅全集》的编委们都很高兴。可是邵力子却因此遭到非议，南京的一些顽固分子讽刺他不是中宣部长，而是“鲁迅宣传部长”。邵力子让秘书公开回答：他极愿意任鲁迅宣传部长，只要把派令送来，他一定乐于接受，并保证兼职不兼薪……弄得顽ื固分子哭笑不得。⑦
艳晚”事件后，特务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张学良和杨虎城是不是松了口气，认为就平安无事了呢？那也不是。他们并不轻松，因为他们都知道，委员长虽然来了个“高姿态”，可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既然有了关于他们联共抗日的口实，那就决不会轻饶他们。他们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裂痕更为加深，他们的联共抗日政策与蒋介石的反共方针是不可调和的，而且随着形势的展，这一矛盾越明朗而尖锐化了，从而揭开了西安事变的序幕。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ณ国文史出版社ุ1９８6๔年1２月出版。
汪锋：《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９８6年1２月出版。
熊汉生口述，韩进林整理：《杨虎城将军轶事二则》，《百花》1９８７年第７期。
白竟凡：《西安事变前的〈活路〉》，学术会议论文，未刊稿。
宋黎：《艳晚事件》，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９８6年1้o月出版。
引自《文摘报》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