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上海《文汇报》）
90年代初，有些报刊开展了所谓“谢晋模式”的讨论，这是很正常的。可是讨论中ณ有人对谢晋的电影艺术睨而视之，贬为“煽情”我读了很感不平，几乎ๆ拍案而起要写篇文章。但终因对电影艺术的生疏无从下笔，怕“郭呆子帮忙越帮越忙”何况谢晋也并不需要我“帮忙”今天，我只想以一个普通观众的身份说：中国电影我的确看得不多，为什么我办了个ฐ影视城居然还不多看中ณ国电影？因为ฦ我偶尔看看中国电影，多数要让我睡觉：电影语言干瘪，画面构图缺乏美感“蒙太奇”拖沓（许多过场在我这个外行看来都应剪掉），服装、化妆、道具粗制ๆ滥造，虽然我们不能像《泰坦尼克号》那样精细到电影中ณ用的碟子少了泰坦尼克号的标记就推倒重拍，但至少时代总要交代清楚吧，而不少中国电影（尤其是电视连续剧）受香港电视连续剧的影响，画面中的服装、化妆、道具让你搞不清剧ຕ情和人物是在什么年代。香港电视连续剧是纯娱乐性的，人们并不追究它的不合情理。内地电影、电视连续剧带有“教育”任务，人们当然有权要求它符合情节所需的真实性。更让我看不下去的是演员的表演，真可谓“叹为观止”很多演员连“死”都不会“死”临“死”前还要找块干净的地方慢慢躺下（这里我想起谢添老人在《洪湖赤卫队》中“死”的表演，可作为“死”的典范），简直叫人不忍卒“睹”谢晋导演的影片除了早ຉ期的几部，几乎我全看过，我以为，尽管以今天的眼光看，因当时的政治条件不得不带有某种遗憾，但它们全部都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保留แ剧目，有几部还可称为经典。其原因就在于谢晋的每一部影片无不贯穿着“情”在没有高科技可以运用，没有大投入，剧本也算不上特别ี优秀，表演艺术基本上已๐程式化，服装、化妆、道具也并不精良，而且特别强调“政治标准”的影片，要让观众看得进去并且感动，不靠剧中人物的情感吸引人还能靠什么？“煽情”是一种很高超的艺术本领，是任何一种艺术门类的重要技巧。谢晋就能牢牢地把握这种艺术技巧ู，运用自如，而且这“情”中还必须避讳最重要的爱情元素。在没有限制的完全自由状态下创作出优秀作品，还不能算艺术家有本事，在有限的、不自由的空间创作出观众读者喜爱的作品，这才是艺术家的高明之处；在不自由中争取精神自由，这个过程最能锻造出高的人格境界。打个不太适当的比喻，就像堤坝下的“管涌”一样，那一小孔中冲出的水，力度是最大的。
是的，我们的智慧、知识、经验和社会关系就是我们雄厚的资本！
在这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中，文化人如果不亲身参与市场建设和商品经济，也在商品大操中当一个ฐ弄操儿，不但不能解除眼前经济上和精神上的窘迫，而且会辜负先辈们的教导甚至辜负自己้的一生。
你前些日子给我的信里曾说，我的《风格》和你的《花园街》有奇异的相似之ใ处，如果有人愿意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倒是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也有同感。如果有人愿意这样做，我这里还可以提供一点第一手资料。许多文学爱好者，尤其是青年人，总以为ฦ我们“作家”在一起的时候，谈的一定是各自的创作构思，讨论的是文学上的深奥问题，什么意识流呀，派呀，魔幻现实主义呀等等。殊不知我们是俗而又俗的人，烟火气重得很，满嘴柴米油盐酱醋茶，有时，互相戏谑和恶作剧起来，比有些小青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你我，那时都知道每人手头正在写一部长篇，而见面的时候，却如饿鬼投胎一般只想着吃（比如，大嫂每次都要拼命留我吃饭。仿佛我老是非常地饿），要不，就想着怎样敲没有家累负担的良沛一顿竹杠。我们都没有谈过《花园街五号》和《男人的风格》。但发表出来以后，竟发现我们书中的主导精神完全相同，人物的性格十分相似，甚至人物的某些行为也如出一辙。这种现象，看来只有从我们两人相同的命运，相同的美学观点，相同的理想当中去寻找了。
我是这样想的，对你我这样历经坎坷，命运多蹇的人来说，即使你在贵州的“群专队”里，我在宁夏的劳教农场里，也都在思虑着国家的命运。痛苦的生活清楚地告诉了我们，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联的。在这种心情中，不要说两个姑娘那番๘有点令人心酸的对话，就是看到两条狗打架。我们也会联想到เ社会问题上去。这样，在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当然会如你所说的“为立志改革的斗ç士们唱一支赞歌，使更多的人来关心、支持这场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改革”了。
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哈尔滨的白实来信中的话结束这篇前言，我并不是以读者的赞扬为荣，实在是我从她的话里感觉到了我自己的价值。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具有比西方更广泛的民主，更完备的法治。现在，思想界、学术界、政府、人大、政协等等，都在积极讨论如何加强社会主义民主ว与法治的建设，我们社ุ会的进步也是有目共睹的。而我个人以为，人民要想真正的享受民主ว，首先每个人都应做个ฐ好纳税人。
从历史上看，中国老百姓一贯具有尊重赋税，按时纳粮的好传统。民间谚语早有“谁当皇上给谁纳粮”“缴了田赋，皇帝老儿也管不着”这些话。说明中国老百姓自古就认识纳税交赋是每个ฐ臣民的义แ务；土农工商，皆把纳税交赋放在支出中的首位，纳税交赋之ใ后，便取得了自由。然而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乱了套。首先是在根本上降低了中ณ国人民的道德素质和义แ务、信誉等等观念。如果说，我所办的四个公司目前有点问题的话，那全部是出在我太相信人，对方及我曾经用过的人毫无义务和信誉观念造成的。
但我并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请你读一读汤因比和池田大作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这两位学者把人类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中国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文化中的确包含有发展智慧的方法，就看你是不是能去发现它。一个小说作者，对技马的钻研远远不如提高自己的智慧重要。
1986。12。2๐0。
我真诚地希望日本人能像德国人一样令我尊敬。我爱日本，也爱日本人。我的小说文章里不乏引用日本作家的警句，日本文学艺术的精致细腻常让我神往。我人微言轻，无法帮助我所爱的日本人觉醒，堂堂正正地跟德国人并驾齐驱。想来想去，只好由我力所能及的开始，所以我已决定：在日本政府没有用实际行动表示真正的“反省和道歉”之前，一，我个人和家庭决不购买日本商品，如果怕国货有“假冒伪劣”情愿去买西洋货，幸好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的时代，没有非买日本商品不行的情况；二，对我还能ม管得着的宁夏文联、宁夏作协及下属十个文艺团体，我已告知办公室，凡购买日本商品的一律不得报销；三，我所经营的宁厦商业快讯社ุ的电子广告屏幕，拒绝接受日本商品的广告客户；四，我所经营的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镇北堡电影拍摄基地每年参观游客达三十万人次，是到宁夏的中外人士必游之处，对日本游客，每位免费发放一份这篇文章的复印件。
我已咨询了法律顾问，我这样做无可指责，因按“消费者权益法”任何消费者都有选择商品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