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慧眼，那需要内心极为宁静安详。所以古人在读书之前都要先焚香沐手，正襟危坐，然后平心静气地翻开书本。现在，一般人哪能有内心宁静安详的快乐。成天营营苟苟，争利于市，争名于朝。于是只好去找些武侠或通俗小说聊以打发“争余”的时间了。所以我已๐经预料é到郑柯的这本集子发行量不会很大。如果它能ม在真正的文学圈子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我就为他感到高兴了。
原来，现在大喊大叫的“出书难”其实并不难。过去，一个作者写了一本书，送到出版社，先要一审，后要二审，再要终审。终审判决下来，即使排上了计划，也要等上个一两年。而现在，只要有钱，想出一本书竟在弹指一挥间。张三李四，写的白云流水，悼文情书，政治上没问题，马上就能见校样，不久即可上架。至于印多少册，也不是由书籍市场的需要而是由你的荷包来决定。照ั过去的标准，很多可出可不出的书和根本达不到水平的书，现在都可泛滥。那些喊“出书难”的作者，力道真是用错了地方。与其发牢骚，不如去捞钱。有了钱，小学生作文式的文章都能收集起来出版，何况你的煌煌巨制。前几年，有位刚从鲁迅院毕业的作者跑来找我，要我给他安排工作。我说你现在这个机会正好，刚出校门还没有单位，何不趁此多在社会上跑跑，先当个体户，既有了生活积累，又能赚点钱为ฦ今后创น作作准备。可是他错会了我的意思，以为我不收留他，愤而离去。前不久在街上碰见，好像他就有点“悔不当初”了。据他说他的一位“鲁文”的同学，就是照着我的路子走的，现在已经有了几百万“除了不倒军火什么都倒”别说出一本书，开家专印自己著作的出版社都富足有余。
更有甚者，很多土著不信任清廉的官员而对不怎么清廉的官员反而感到亲切。譬如。西北某中等城市有位市委书记，在任七八年，没给自己的亲属子女解决过户口，安排过职务，虽然政绩平平，但清廉可说是清廉的。离休后，土著们评论起他来却说“他连自己้的亲属子女都不顾，还会顾咱们老百姓吗？！”不错“齐家治国平天下”他连自己้的家都没有“齐”逞论“治国”？还有的土著把官员是否收礼来衡量这官员是不是“跟群众打成一片”“对群众的态度”有篇小写的就是这个内容：有位清廉的官员上任后一本正经，下属见了敬而远之，弄得他也很苦恼，一次他生了病，人们纷纷提了礼物去看他，而他也照单全收，这才把关系搞好起来。看到报纸上登某某官员拒收贿赂，有的还有确切的数字——“拒收二十一次，共三万七千二百元！”土著们就对此大有怀疑：“每次贿赂给他的钱他都先数了再还给行贿者？”“他怎么不把行贿者当场抓起来交给公检法处理？以致人们一次次地向他行贿。”“这三万多是他报的，还有没报的呢？”等等。有个较为富裕的土著个体户跟我聊天说“我一听见‘廉政’就害怕！”我奇怪地问，廉政对你只有好处，那ว是针对干部的又不是针对你的，你怕什么？他说“干部ຖ不廉政，我花些钱还能ม办成事，一廉政，干部不收礼了，可也不办事了，对于咱们个体户来说，真是得不偿失。其实我要办的事也都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又不是犯法的。我只求办得快一点，顺当一点而已。”“两害相权取其轻”不清廉似乎倒能提高办事效率，这种现象怎么解释？
头脑แ里没有“廉政”概念的土著非常普遍。办点事要请客送礼，和结婚过年时要招待亲朋好友一样成了风俗习惯，已经深入到民间。假如我持反对态度，定会遭他们的白眼，我倒变成不懂人情世故的人了。而他们对收礼的官员，内心里也决没有一点蔑视，认为收了礼就是“受贿”不收礼就是“清廉”只是在官员收了礼却不办事的情况下，土著们才有点抱怨。你如不信，可看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某些节目与所谓“法制”的某些文章，很多制ๆ造假药、销售伪劣商品的人和贩卖妇女儿童的人，当记者问起他们“知不知道这是犯法”不是很多犯人都回答“不知道”么？问起受害者，受害者也不知道受了害可以到什么เ地方去申诉，好些人还根本不知道自己受了害。这不由得常使我感叹，我们国家是最最重视“政治学习”的，四十多年来全国花在有组织的“政治学习”上的时间和金钱，肯定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但我们“学”的东西跑到เ哪里去了呢？我们“学”的是什么东西呢！“学”来“学”去，结果是全国有近四分之一的文盲和更多的法盲及科盲。
真的，只要自己开心，哪种方式都是消遣。像我这样，病中ณ躺着翻翻书，喝一杯清茶，不是也蛮舒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