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公正的学者于是被推到了评级和调资的岗位上。一干就是两ä年多！她做起了思想和行政工作：你哪年工作的？哪年当助教？哪年……说来好笑，程渊如把别人的资历一个个ฐ了解了，却唯独在填自己的表时，不知道自己是哪年当的讲师。她完全记不得了。她从来也没想过去记住这个。知识分子追求的，不是职位、荣誉，而是每天去获得更多的知识，同时又贡献更多的知识。
“程老师，人家有意见——”
如果这二十几年来，不是一次次有意识地把知识分子搞臭，现在不也无须ี给知识分子落实政策了吗？历史老人有时竟如此盲目地往死胡同里走，非要碰了壁，才回到原处。
家庭
“厂长同志，你们厂哪个ฐ部门最吃紧？”王运丰问。“铸造。不过铸造车间最脏、最累！”“我来主ว管铸造车间。”王运丰毫不怀疑当年他在德国铸造厂搬那ว七十斤ภ重的砂箱时就预感到有一天会在中国的铸造车间里大显身手了。他和职工们改善了车间管理，稳定了产品质量。
但是，当她知道他回国的决心已不可动摇时，她赌气回到东柏林的娘家去了。这位柏林妻子和他竟是同样地把祖国看得高于一切。唉，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一个共性如何使有人终成眷属。但人们可知道，往往同一个共性，又能使眷属终成无人？
坐大轿车去人大会堂开大会，我每每坐在车后座，看一车聪明而沧桑的后脑勺在车里颠簸着，好像在向我述说他们的颠簸人生，又好像在为五千年中ณ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作见证。
五十岁以上的人，很多有一个ฐ沉重的过去。他们的聪明才智，被塞进深井再盖上盖子。他们就都有一个ฐ深爱改革开放的结。
五十年后，199๗9年11月在联合国大厦次展出全国政协委员的七十多幅字画ฑ。刘炳森和王成喜代表书画ฑ家去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开幕式上剪ຘ彩。
那时我们经历了激澎湃的80年代，经历了文化革大命借用上海明星周立波语，经历了解放初期充满希望也充满艰辛的岁月。1949๗年一个叫王成喜的河南孩子上小学了。他天天带一破篮，中午放学回家时，一路拾检柴火好帮妈妈做饭。他初中时饿急了，妈叫他卸下门板去换胡萝卜。高中毕业前，成喜听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招生。他从家乡去郑州再去北京考试的话，来回路费要十二元，还要一元报名费。他割草晒干了卖。他捡破烂儿卖。他捡塑料布捡肉骨头捡碎玻璃卖。妈用榆ด树叶和着面做成够他吃一周的菜团子，成喜，带上。妈，你吃一个。
我走出西安站，看到一个高人一头的黑大汉，高举着一块“接陈”的牌子。这是我们的“联络暗号”。因为ฦ我不认识他，但又希望一到西安就能见到他。应该说一切都很顺利。凯撒大帝ຓ有句名：我来了，我看见了，我战胜了。现在我来了，我看见了，但是我失望了。
我觉得我看见了一个逃犯。
我的第一感觉是害怕。那ว张长脸好像从来也没洗干净过。他五十岁。可我觉得他大概从来也没有年轻过，他大概一生下来就这么เ老了。那莫测高深的三角眼，那阴沉的高鼻。鼻翼两旁像刀刻石凿似的有两道深沟直通向嘴的两旁。而嘴，直接地就像平放着的两把刀。
他的布鞋上打着皮革的补丁。我有几年没见到这样打着大补丁的鞋了。我也愈来愈少地见到他这样黄的眼白。或者压根儿就应该叫做眼黄。这补丁，这眼黄，立刻使我想起贫困、拮据、坚忍、过去，不过他穿着过去不穿的西装。但这西装质地之差，之软绵绵，之皱巴巴，都使人败胃。倒好像是仓促之间从哪儿借来套在身上乔装打扮的。干脆那种油污的旧工ื作服倒能给人带来一种粗犷的美。
他的头所剩ທ无几地徒劳地盖在秃秃的头顶ะ上。后来听他说这是染黑的，要不都白了。我想又何必染呢？这么几根头也值得染吗？
但他说这事儿的时候是自信的，很值得的样子，就如他自信他干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3月份收到这个陌生人的第一封信的时候，就决定写完手头一篇报告文学后就去找他。我相信不会虚此西行。他给我的信，一开头就使我预ไ感到我将要经受一种新的思想的撞击：“不管在文学作品中和宣传报道中树立多少光辉的改革者形象，都不会使无所作为和反对改革的领ๆ导变为果敢锐敏的改革者。改革者的形象只会鼓舞那些希望并赞成改革的人。然而具有彻底改革思想的人并不一定就会是改革家，原因在于他们无权左右局势。因此不在于号召占据领导地位的人成为ฦ改革者，而在于使改革者走上领导岗位。……改革成功的体制应能ม保证使最适合做领导工作的人走上领导工作岗位。”
但我对这个人毕竟一无所知。他真值得我采访吗？他和常规的好人形象相距太远。我身上揣着《人民文学》的旅差费。我要是虚了此行，《人民文学》固然不会追究经济责任，可是我也得讲究时间效益啊。
他接过我的旅行包：“这个包，我不用叮嘱你不要毁坏，不要丢失，你自然会爱护的，因为你拥有这个包的所有权、使用权和支配权，你是这个ฐ包的主人。根本用不着对你进行主人翁思想的教育。我们三十多年来一直对国营企业职工进行主人翁思想教育这件事，恰恰证明了国营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