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神策军节度使李晟军已迫近京畿，而苦于粮饷不继。韩滉运米百艘，以馈李晟，艘置十弩手以防援，及达渭桥，盗不敢近。时关中旱荒，斗米值钱五百，及滉米至，陡减五分之四（据《新า唐书。韩滉传》）。每艘所载以三百石计，当不下三万石之数，李晟赖以克复长安，德宗还都。其后，德宗对淮西李希烈、河北李抱真、朱滔、王武俊、田悦诸藩镇用兵，军需紧急，滉转输无虚月。《奉天录》载滉筹粮事谓：“时滉为中国多难，翠华不守（指德宗西逃），淮西、幽、燕，并为敌国。公（指韩滉）虑敖仓之粟不继，忧王师之绝粮，遂于浙江、东、西，市米六百万石，表奏御史四十员，以充纲署（监护漕船）。淮汴之ใ间，楼船万计。中原百万之师，馈粮不竭者，韩公之力焉。”韩滉之功固不可没，但实际上，还是刘晏开辟的漕运保证了这连绵不断、规模巨大的平叛战争得以进行。
可以设想，此时关中仓无粒米，神策禁军聚众闹事，有无漕粮，将决定是否再生兵变。江、淮之ใ米如再不至，将会发生何等严重事变。这一年，东南八道供应长安及河北之米近二百万石。《册府元龟》卷4๒9๗8《漕运》详记其事：“贞元二年正月，诏浙江东、西道至今年人运上都米七十五万石，更于本道两税折纳米一百万石，并江西、湖南、鄂岳、福建等道先支米，并委浙江东、西道节度使韩滉处置船。运数内送一百万石至东渭桥输纳，余赈给河北等诸军及行营粮料；其淮南于濠、寿等道先支米、洪、潭屯米，并委淮南节度使杜亚勾当船运，数内送二十万石至东渭桥，余支充诸军行营粮料。”
“罪当处死！”杨炎作证，无疑ທ促使德宗下了决心。可德宗转念一想，却又犹豫起来，“朕有疑ທ虑。刘晏朝中二十余年，亲信布于天下，素有威แ望，如若公审，引起激愤，纠众起事，动荡社稷。如何是好？”
“善！”德宗怀着盛怒，立即手诏，命令宦官前去荆南，庾准督察处置，就地秘密处死刘晏。
（见《文苑英华》卷42๐4，大历三年六月《减征京畿夏麦制》）夏麦与秋田对举，说明京兆地区夏秋作物分别征税的现实。《新唐书》卷52๐《食货志》说：“自代宗时，始以亩定税而敛以夏秋。”田亩税统一区分夏税与秋税，这是以往我国历史上所没有的，实践中已经开始了“两税”。
但“两税”提法究竟始于谁最先提出？可以断定：绝非杨炎，而是在刘晏、第五琦二人之间，而刘晏最为ฦ可能。
据史书记载推测，杨炎此时已回到凤翔老家。
《太平广记》有关杨炎的一个小故事，曾记述杨炎在安史之乱后，有过一段不得志。故事说，杨炎在京城长安，生活潦倒，只好投寄在一个姓卢的官吏门下。卢知杨“画ฑ松石山水，出于人表”，就留他在家中，“馆之ใ甚厚”。
新相辅政，立见成效。
二是精兵简政。由于元载纳私卖官，冗员增多，机构重叠，官号重复，效率低下。《唐会要》卷87๕记载：杨绾与刘晏、李涵、韩滉一同研究，于大历十二年（公元7๕77年）五月十日上书代宗，奏请罢停天下团练、守捉使。
当时，多数仕进者都乐意在京师工ื作。元载担心在京师汇集的人才多了，其中明辨是非、直言敢谏者必然多起来，精明强干可做宰相的人选也必然多起来。这些对他恣意妄为都是约束和威迫。于是，他在制定俸禄时，厚富外官而薄京官，逼使官吏向外流动。一些不能流动的官吏，因生活不能自给，往往向外官乞贷，贪污现象也多起来。事实上，京官的俸钱并不公平，外官的俸钱更是多寡不均，都因元载随情徇私而有所不同。元载秉政，刺史月给或千缗，或仅数十缗，相差极为ฦ悬殊，没有规矩。直到大历十二年（公元77๕7年）三月，元载被诛后，刘晏会同李涵和韩滉于当年五月具名中书门下向代宗上奏予以扭转，规定了诸道观察使、团练史及判ศ官料钱：“观察史除刺史正俸料é外，每使每月请给一百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五十贯文。副史每月料钱八十贯文，杂给准时价不得过二十贯文……”详细规定了巡官、刺史、大都督长史、左ุ右司马、参军、录事、县令、簿尉等官阶的俸禄（见《唐会要》卷91），才把被元载搞乱ກ的俸钱公平地做出明确规定，代宗敕旨公布。
7๕70่年），王缙入朝为相，与元载同操国柄，两ä人又共同开始了狼狈为奸的贪官生涯。
刘晏经济改革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为发展生产，益民利ำ民而善于理财，精于理财；不是一味暴敛，不顾ุ死活地益上损下、劳民伤民。对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公正地评价刘ถ晏是“理财常以养民为ฦ先”。新、旧ງ《唐书》也赞誉刘ถ晏是展其才，济其国，施ๅ其术，“富其国而不劳民，俭于家而利于众”，称他为“管（仲）萧（何）之亚”纵观刘晏一生，谓予“管萧之亚”，绝非过誉。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三月壬申，五更时分，晨鼓咚咚，百官早朝。
刘晏的时代没有电å报电话，更没有“大哥大”，只有他用高薪招募雇佣的“疾足”，又称“驶足”。《新唐书》卷149《刘晏传》记日：“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而知。是能ม权万物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
所谓“得其术”，却是被逼出来的。刘ถ晏所辖转运、常平范围已达大半个ฐ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