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全文的旨意，与作者的态度，是思旧，而非迎新；是回顾，而非前瞻；是悲悼，而非庆贺。换句话说，由于作者要呈现的，是旧的结束，不是新的开始，所以作者十分强调“迟暮”之意，使故事发生在一个“冬日的黄昏”——冬，是岁暮；黄昏，是日暮。而出现在这样一个时分，面对着残破李宅的顺恩嫂，是个早ຉ已步人生命之暮的老妇：“背脊完全佝偻了；前额上的毛发差不多脱落殆尽…身躯已经干枯得只剩下一袭骨架”裹在她那“一袭骨架”上的衣服，在冬日暮风中“吹得抖索索ิ的”这景象，给人何等萧瑟凄冷的感觉！
这两个老仆，对李家现今没落的情形，所起的反应，亦表现出她们性格的大异。顺恩嫂脸上“充满了悲戚的神色”“嘴里喃喃念念”“咂着干瘪的嘴吧直摇头”“嗫嚅”地发问，话说一半就“咽住”“十分凄楚”地叹气“凄症”地呼唤。也就是说，她对目前李家衰败事实的抗议方式，只是无力的哀悼与哀叹。罗伯娘的抗议方式就激烈得多：她把抹布往水槽“猛一砸”双手“往腰上一叉”“肚子挺得高高的”“冷笑了一声”接着又在腰上“扎实的捶了几下”当她叙述桂喜和小王盗窃玉器逃跑之事，她“拈起了案上一把明晃晃的菜刀，在砧板上狠命的砍了几下”哼道：“我天天在厨房里剁๗着砧板咒，咒那两ä个狼心狗肺的东西：‘天打雷劈五鬼分尸。’”罗伯娘十分吃力磨洗案台，洗除油腻，就是暗示她拼老命“硬撑”要把我们今日这个现实世界的污垢洗掉。但，可想而知“油腻”是每天都会再沾上的。而她的“老命”恐怕是持不了多久的了。
然而她却是个如此俗气不堪，满嘴下流话的女人！这，当然，和她的生活环境有密切关系。她当了二十年舞女。以前在上海百乐门，现在在台北夜吧黎。她接触的客人，不是尹雪艳所接触的高雅上流社ุ会人士，却多是一些满身铜钱臭味，来舞厅“花钞票”的中ณ产阶级生意人。而一般“货腰娘”最大的梦想，也就是钓得一头金龟，嫁给有钱的商人。金大班倒不那样“饿嫁”年轻的时候放弃了许多机会，然而年已四十的她，知道不能久等，到底找了个户头，即将下嫁六十大几的富商陈发荣。这篇小说，写的就是金大班在“夜吧黎”的最后一夜。第二天，她就要摇身一变，成个“老板娘”了。
金大班穿了一件黑纱金丝相间的紧身旗袍，一个ฐ大道士髻梳得乌ไ光水滑的高耸在头顶上；耳坠、项链、手串、发针、金碧辉煌的挂满了一身。
朱青的改变，固然起源于战乱ກ丧夫的惨痛经验，但年岁的增加，亦为基本因素。战乱ກ丧夫这种事，如果换个环境，便可避免；但没有一人能ม够阻止岁月逐渐蚀损我们少年时期的敏锐灵性。现在的朱青，虽然“全不像个ฐ三十来岁的妇人”虽然“岁月在她的脸上好像刻不下痕迹来了似的”但她毕竟不能再是一个十八九岁的黄花闺女。同样与年轻空军交往，她以前天真，不懂事，处处需要郭轸照ั顾；现在却负着年岁无形的包袱，不得不以“大姐”自居自称了。
《一把青》的故事背景，从前与现在，亦成明显的对比。朱青与郭轸的恋爱，发生地点是抗日胜利后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丧夫之后的朱青，则住在台北。在这里，虽然空军眷属区也和从前一样，叫做“仁爱东村”；虽然空军里的康乐活动“并不输于在南京时那么เ频繁，今天平剧，明天舞蹈”但台北怎样也不比“那六朝金粉的京都，到处的古迹，到เ处的繁华，一派帝王气象”战后的南京，是小空军的天下，他们充满朝气，无拘无束，趾高气扬“手上挽了个衣着人时的小姐，潇潇洒洒，摇曳而过。谈恋爱——个个单身的飞行员都在谈恋爱”在台北，空军则挤在新า生社听靡靡之音，或像朱青的那些“空军小伙子”专喜与异性胡闹说风话，关起门来打麻将。以前在南京，战事一旦爆发，飞行员立刻๑被调遣，上战场，在炮火中ณ为国捐躯。如今，在台北，由á于“这些年来，日子太平，容易打发”那些“穿了蓝色制服的小空军”无用武之ใ地，只得在游艺晚会里“拿了烟头烧得那ว些汽球砰砰嘭嘭乱炸一顿，于是一些女人便趁势尖叫起来”
北伐云从，帷幄疆场。同仇抗日。筹笔赞襄。
诚如颜元叔先生在《白先勇的语言》一文中提到，白先勇是一位时空意识，社会意识极强的作家，《台北人》确实以写实手法，捕捉了各阶级各行业的大陆人在来台后二十年间的生活面貌，但如果说《台北人》止于写实，止于众生相之嘲讽，而喻之为ฦ以改革社会为ฦ最终目的的维多利ำ亚时期之ใ小说，我觉得却是完全忽略๓了《台北人》的底意。
《三国演义》里，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年纪最小的是张飞，而结义的念头也是张飞出的。白先勇以张飞喻王孟养，此为证一。朴公一再感叹王孟养的性子太刚太烈，以致一辈子吃亏；又向雷委员微笑问道：“你们背地下都把他比做七月里的大太阳——烈不可当，是吗？”而桃园三杰之中，也是张飞的脾气最刚最烈，后来被范疆、张达二人谋杀，也因为他“性暴如火”此为ฦ证二。朴公追叙武昌起义之日，大势既定，王孟养站到เ黄鹤楼栏杆上，挥着一柄马刀，豪狂大呼：“革命英雄——王孟养在此。”这使我们联想起张飞，在长坂桥头，手挺蛇矛，立马桥上，对曹操军队厉声大喝：“燕人张翼德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