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过后，一道矗立于江滩之上规模宏大的工厂围墙平地而起，远看犹如一座逶迤雄伟的古代城堡。其间有个ฐ小插曲：本来土建工程师欲将墙体设计为ฦ普通围墙，但是张松樵不同意，他找来各种水文资料，请人计算出长江上的最高水位，然后要求工程师修改图纸。张松樵说，如果围墙不能防御百年不遇的洪水，我花一大笔钱何用？结果裕华纱厂就变成一座工业城堡，一座独立的城中之城。这道独一无二的人文景观在当时武汉三镇很轰动，市民争相前往参观，一家当地报馆发表记者文章讥讽说：这个从柏泉乡出来的泥腿子资本家大概要建造一座千年城堡…还奉劝他把扔进水里的钱捞起来，替穷人多盖几间草房吧。
不幸的是，张松樵的“雨伞理论”果然应验。
这就是日本人发誓要把武汉“从地图上抹去”的原因。
这一天，覆盖在华中地区上空的积云忽然散开来，一轮红日从厚厚的云层里露出笑脸来。九时许，我十二岁的父亲邓述义正在汉口圣保罗小学的教室里背书，他至今记得那天上的是一堂国文课，国文先生诵读的课文是《论语》。
感谢士兵，感谢士兵，
他们为国战斗，战斗为国。“规定我们小学生每天要向天皇照片鞠躬敬礼ึ，天皇照片被置放在每所学校门口最神圣的位置上。课和德育课是背诵《天皇敕语》，老师教育我们：忠诚于天皇是每个日本国民的最高美德。学校假日选在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天皇诞辰、神武天皇纪念日、陆军节、海军节等等。”（铁口成志，六十三岁，东京退休职员）
“昭和十年，我上小学三年级，市礼堂举行柔道拳击对抗赛，赛后放映电影。千人礼ึ堂挤得满满的，系着黑带的日本选手和戴着拳击手套的美国选手上台，自始至终观众给柔道选手鼓劲，大声斥ม骂拳击选手…最后柔道选手取得胜利，全场欢声雷动。接着放映电影，是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的战斗ç场面，我军占领地方地盘，升起太阳旗，全场观众鼓掌，群情激奋，高唱国歌《君之代》…我认为进行战争理所当然，打败外国人也理所当然，我们就是这样被教育长大的。我们从小对于日本在战争中获胜，以及我们长大要当兵没有半点怀疑。为战争而生的日本人就是这样造就的…”（古泽敦郎，六十二岁，北九州市退休社团人员）
“有人质问：你们为ฦ什么没有反对战争？我想，是因为国民并不怀疑国家政策。国民已经被教育得对上面做出的决定不抱怀疑ທ…通过教育宣传，日本人从心底里养成优越感，赞美战争，蔑视其他国家和民族，终于推动战争。”（熊井雅男，六十六岁，东京退休者）
“满洲事变爆发，报社ุ立即开始为陆军军用飞机募捐，用小学生节约零花钱为飞机捐款来掀起国民的捐款热。捐献的飞机被命名为爱国号…中日战争爆发，报社又举行有奖征集军歌活动，入选歌曲有行军歌《手持膺惩的枪剑》、露营歌《不立军功死不休》、《视死如归》，后来还有《日之丸进行曲》、《送出征士兵》等，在日本军队中产生很大影响。
“大东亚战争爆发，新生儿命名流行出征、征服的‘征’字和胜利的‘胜’字，直到今天，我看到四十岁左右的人叫这种名字，总是心口作痛。”（吉田彰男，六十五岁，日本电报电å话公司退休职员）
“…体检时军医突然对我说：‘明天回家去。’我大吃一惊，‘身体哪儿不好吧？现在让我回家，太见不得人了。’‘这是命令。’真是比把我的脑袋割了还要难受啊。
“被命令回家一共两个ฐ人，我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不能参军的男ç子不是日本男儿。我达到เ了士兵体检的第二类乙种标准，现在却被命令回家，太可耻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家，我几次来到火车车厢的门外踏板上，心想还不如跳下去死了算了…”（长屋义雄，六十一岁，爱知县退休公务员）
“我家正好对着鹿岛神宫的大门，有一天，大队士兵的靴声咚咚地从门前经过，一边挥舞拳头高喊：明日必死！明日必死！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旁边的人哽咽着回答我，他们要驾飞机去撞沉美国人的军舰。原来这是特工队员到鹿岛神宫去做最后的参拜。很久以后，我才听说这些特工队员都是年仅十七八岁的少年人，当时心中堵得难受。后来每当我看着与当年特工队员同龄的上高中的儿子，就不由á得不想，我们现在没准正奔向一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发生的战争哪！”（大场满子，四十七岁，琦玉县，家庭主妇）
“老兵折磨新兵，在军队里被叫做‘课目’。他们先喊一声：摘下眼镜！站稳了！接着铁拳飞来，打得鼻青脸肿。连第二天早上喝酱汤也钻心地疼，满嘴的牙都打得东倒西歪。再来，钉着三十六颗大头钉子的军鞋改成的拖鞋、棍棒、木枪都成了打人工具，这不是‘课目’而是纯粹殴打了。还有被罚双手举ะ枪哈着腰站在杂物柜下面…永远有施暴的理由，‘动作太慢！’‘态度蛮横！’‘眼神不对！’等等，总之只要想打人，什么理由都可以。（稻永仁，七十四岁，退休中学教师，佐世保市）
“入伍后，第一个训练是游泳。把我们像捉鱼的鱼鹰似的用绳子捆起来，突然从船上推到เ水里，呛得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