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避世也并非人们的自然属性，而是我们文化有意识的产物，是在特殊环境下我们古老智慧的有意识熏陶的结果。法国文艺批评家兼历史学家丹纳说过，美德与恶习有如红糖与硫酸。如果不这样绝对地看问题，我们至少也可以赞同以下这个普遍的道理：即任何一种美德，如果在社会上推行后确有明显效果，这种美德就会被普遍鼓励，并被认为是生活的一部分。
消极避世的“活命价值”是基于这样一个ฐ事实，即由á于个人权利ำ缺乏็保障，人们参与公共事业——“管闲事”——就有相当的危险。我们有两位胆子最大的记者，邵ๅ飘萍与林白水，1926๔年在北平未经审讯就被满洲军阀枪毙，于是其他记者自然很快就领悟了消极避世的好处，变得“聪明起来”。中国最成功的记者是那些没有任何自己观点的人。像中国所有的开明绅士一样，像西方外交家们一样，这些记者一般不对人生大事作任何评论，特别是当前最急需解决的问题，并像他们那样，对此感到自豪。然而他们又能ม做什么呢；一个人可以有参与精神，那是在个ฐ人权利有保障的条件下，他只要注意不犯诽谤罪就行了。然而没有这种保障的时候，我们自我保护的本能ม告诉我们，消เ极避世是我们个人自由的最好的宪法保证。
『5阿里斯托芬，雅典诗人兼喜剧ຕ作家。』
在东南边疆，长江以南，人们会看到另一种人。他们习惯于安逸，勤于修养，老于世故，头脑แ发达，身体退化，喜爱诗歌，喜欢舒适。他们是圆滑但发育不全的男人，苗条但神经衰弱的女人。他们喝燕窝汤，吃莲子。他们是精明的商人，出色的文学家，战场上的胆小鬼，随时准备在伸出的拳头落在自己头上之ใ前就翻滚在地，哭爹喊娘。他们是在晋代末年带着自己的书籍和绘画渡江南下的有教养的中ณ国大家族的后代。那时，中国北方被野蛮部落所侵犯。
作者简介：
正文
知足与“和蔼”、“和气”等词语相类似，新年都被写上红纸，贴上大门。知足是劝人中庸，它也是“有福莫享尽”这种人类智慧的一部分，类似明代某位学者所谓“享清福”。老子有句格言至今流传：知足不辱。另一个说法是“知足者常乐”。在文学作品中，知足往往是对乡村生活和乐天派的赞美，在所有的诗歌和私人书信中都能找到这种情绪。我随意翻阅了一些明代学者的书信集，看到เ陆深写给友人的信，其中写道：
〖晚将有佳月，别具画肪，载鼓吹同泛如何？昨致湖石数株，西堂添却一倍磊块新凉，能ม过我信宿留แ乎？兼制ๆ隐居寇服，待旦夕间命下，便作山中ณ无事老人矣！〗
这种情绪，被现代中国文人们吸收进自己的思想与感情之后，使他们即使在陋舍之ใ中也能找到เ幸福。
人类的幸福是脆ะ弱的，因为诸神明显地对此感到嫉妒，于是“幸福”就成了生活当中最捉摸不定的问题。然而在文化与进步的领域内，幸福仍是人类智慧首先应该关心和解决的问题。中国人出于自己对生活的一般常识，竭力寻求这种幸福，他们像功利主义那样，对幸福总比进步更感兴趣。
罗素夫人曾经明智地指出，“谋求幸福的权利”过去是并且现在仍是被西方人士所忘怀，并置于兴趣之外的权利，他们总是专注于那ว些次一等的权利，比如选举、通过皇家费用预算、宣战和彼捕后接受审判的权利。中国人从没想到过被捕后接受审判是一种权利，但他们却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谋求幸福的权利，无论是贫穷还是失宠都无法把这个权利ำ从他们手中夺走。西方แ人寻求幸福的态度是积极的，中国人的态度却像大儒主ว义那样消极，幸福最终总被降低到个ฐ人基本生存需要的水平。
事实上，我们并不了解自己究竟需要些什么เ。因此，第欧根尼的故事尽管总是引起人们哄堂大笑，却也着实使人们感到某种嫉妒。比如他宣称自己是幸福的人，因为ฦ他不想要任何东西；他看到一个小孩用手捧水喝，就索性把自己的碗扔掉。现代的人们总是不断地为许多问题所困扰，其中大部分与他们的个人生活大有关联。他们一方面深深地嫉妒第欧根尼的苦行主义，另一方面却又舍不得错过一场精采的戏文或电å影。这就是所谓“坐卧不安”的现代精神。
中国人并没有像第欧根尼走得那ว么远，中国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会走得很远。知足的哲学思想，给了他们追求幸福的消极方แ法。与第氏不同，中国人只要求那ว些可以带来幸福的东西，如果无法得到，他们也不会死乞白赖地去争取。中国人至少要求两ä件干净的衬衫，因为尽管故事书中ณ第氏精神的芬芳对人毕竟有一定的吸引力，然而是否真的与第氏为伍，效其所为ฦ，则是另外一回事了。如果他穷得只配有一件衬衫，他也不在乎。与第氏不同，中国人希望看一场好戏并尽情地享受，但如果他没有条件看，也并不十分难过。他希望自己้的房子周围有一些高大的古树，但如果院子里只有一株枣树，他也感到同样高兴。他希望有许多孩子，有一个妻子亲自动手做他爱吃的佳肴；如果他很富有，可以再请一个高级厨师和一个穿着红裤ไ子的漂亮女仆，这个女仆要能在他读书或作画时为他焚香侍候。他还需要一些好朋友，一个能理解他的女人，这个女人最好是他妻子，如果不是，则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