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她自己也清楚地知道，只要她出现，女儿就会被压得抬不起头，我并不想否认她内心深处有着某种隐秘的身体上的优越感。但这又怎么样？她应该怎么做呢？以母爱的名义从女儿面前消เ失？岁月无情，她的年纪越来越大，而她从伊莱娜对她的反应中ณ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使她又年轻了。只要她一天看到女儿在自己面前还显得惶恐而怯懦，她就要尽可能延长自己绝对优势的时刻。所以，带着一丝残忍，她故意把女儿的脆弱视为一种冷漠、懒惰和漫不经心，不断斥责她。
这个问题提得不无道理：一位母亲，阔别多年后与女儿重逢，为ฦ什么却对女儿给她看的或对她说的丝毫不感兴趣呢？为什么她和一群捷克游客一起欣赏的米开朗基罗比罗丹更吸引她呢？又为什么在这五天里，她从未问过自己女儿一个问题？关于她的生活，关于法国，法国的饮食、、奶酪、美酒、政治、戏剧、电影、汽车、钢๐琴家、大提琴手、足球明星，为什么什么都没有问呢？
三百年？斯卡塞尔是在七十年代写的这几句诗，可在19๗89年秋天就去世了，几天后，曾经在他眼前展现的三百年在短短几天里化为ฦ乌ไ有：布拉格的街头挤满了人群，高举的手中那一串串钥匙，如击打的钟声，宣告着新时代的到来。
只是在我们这个世纪，历史上的重大日子才如此贪婪地主宰每一个人的生命。如若不首先对重大日子作一分析，便不可能理解伊莱娜在法国的存在。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个来自共产党国家的流亡者在法国是很不让人喜欢的；法国人当时把纳粹主ว义视为惟一真正的灾祸ຖ。如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的西班牙，拉丁美洲的专政。直到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他们才渐渐拿定主意，把共产主义แ设想为一种灾祸，尽管是低一层次的灾祸，我们姑且称其为二号灾祸。正是在这个时期，在1969年，伊莱娜和她丈夫流亡到法国。他们很快明白，与头号灾祸相比，落到他们祖国头上的灾难实在太没有血腥味，无法促动他们的新朋友。一次次解释，他们养成了习惯，几乎每次都差ๆ不多这么说：
“你们家乡在闹革命！”她以无可争辩的口吻说道。然后沉默不语。她想以沉默告诉伊莱娜，大事当前，不得逃避。
“是的，我知道，可你怎么忘了我在这儿有工作？有住房？还有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