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极端的单音节性造就了极为凝炼的风格，在口语中ณ很难模仿，因为那要冒不被理解的危险，但它却造就了中国文学的美。于是我们有了每行七个ฐ音节的标准诗律，每一行即可包括英语白韵诗两行的内容，这种效果在英语或任何一种口语中都是绝难想象的。无论是在诗歌里还是散文中ณ，这种词语的凝炼造就了一种特别的风格，其中每个字、每个音节都经过反复斟酌，体现了最微妙的语音价值，且意味无穷。如同那些一丝不苟的诗人，中国的散文作家对每一个ฐ音节也都谨慎小心。这种洗炼风格的娴熟运用意味着词语选择上的炉火纯青。先是在文学传统上青睐文绉绉的词语，而后成为一种社会传统，最后变成中国人的心理习惯。
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文字的使用也有助于形成一种稳固的文学语言，称文言，它与口语全然不同，因而也远非凡夫俗子所能掌握。对口头语言的记录自然要随活的语言的变化而变化，而文言由á于不太受语音变化的影响，在习语和语法上有更大的自由á。它不受到任何口语规则的束缚，并逐渐地有了自己的结构规律和大量的习语，这些都在历代文人墨客的著作中积累下来。于是书面语就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存在，不过多多少少也随着不同文学样式的变化而变化。
我在自己的心目中，经常将这些学者士绅与中ณ国绘画中的神圣美丽的白鹤联系在一起。它们是那么เ纯洁，那么清白，那么超然。这就是它们为什么能ม代表道家隐者的原因，仙女们是骑在它们的背上飞上天空的。人们可能以为它们是靠吃天空中的什么เ东西为生。实际上，它们吃的是青蛙和蚯蚓。如果它们的羽毛是如此洁白光滑，它们的脚步是如此庄重，就是吃些青蛙蚯蚓之类又有什么关系呢？问题是他们一定要吃点什么。上流社会那些士绅们懂得生活中ณ所有的乐事。他们要生活，为了生活，他们必须有钱。
然而，这些学士值得尊敬吗？脑力劳动明显地比体力劳动高级，这种不平等似乎非常自然。人类能够征服动物界ศ是因为人类大脑的高度发达。人类智力的发展证实了人类有能力控制动物界。然而，人们当然可以质问，从动物的立场上看，人类是否有权毁掉狮子老虎赖以生存的山林，使野牛失去自己的大草原。狗可能ม也会同意人类有这种权利，然而狼却可能表示ิ反对。人类仅仅是用自己更大的狡猾证明自己้的权利。中国的学士们也是这样做的。只有他们才知道知识的宝藏，只有他们才知道历史和法律，只有他们才知道怎样就可以通过巧妙地玩弄法律信仰中一个辞藻将一个人置于死地，学问是如此复杂，尊敬有学问的人也就是很自然的了。这些人构成了中国所谓的“上流”阶层。我们再用森林作比。这些上流阶层是寄生虫，他们有办法毫不费力地爬到เ最高的树上去。中国所有的榕树都被这样的寄生虫包围着。换句话说，他们能爬到เ树上，悄悄他说一句好听的话，就可以吸吮大地的乳汁，顺便地把一张委任状塞进兜里。更有甚者，他们经常从树那里接受喝干大地乳汁的责任。
然而，男人们置女性姿态于不顾，开始把小脚作为一个ฐ爱恋对象而予以崇拜、赏玩、钦佩和歌咏。从那时起，这种夜间穿的鞋子在色情诗歌中就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对“金莲”的崇拜属于性心理病理学研究的范围。在不同小脚的欣赏上，人们施ๅ展了自己不少的才能，其技巧并不亚于人们在唐诗鉴赏中ณ所使用的技巧，我们知道，真正既小巧又美观的脚是十分罕见的，一个城市里也许不到10่只。所以我们很容易理解男ç人们为什么这样动感情，就像他们对小巧ู玲珑的唐诗动感情一样。清代的方แ绚著有整整一本书描述这种艺术。他把小脚分为ฦ五类，十八种。一双小脚应该具备如下条件：肥，软，秀。他说：
缠足的习惯起于何时是有争议的。实际上这个问题大可不必去辩论，谈谈它的“演变”也许比谈起源更有用处。缠足的唯一正确的定义是用长长的裹脚布把脚缠起来，从而代替袜子。缠足似乎首先是与南唐后主联系在一起的，那是公元10世纪，宋代之前。杨贵妃是穿袜子的。她的一只袜子在她死后被她的奶妈收藏并展出，当时的门要是每人一百文钱。唐代对妇女的小脚与“弓鞋”的狂热赞赏已蔚然成风。“弓鞋”的头部翘起，就像古罗马军舰高高翘起的船头。这是最初的缠足方แ式。这种鞋是那些宫廷舞女穿用的。一个个女子翩翩起舞，宫廷的脂ฦ粉气与香烟燎绕于锦绣珠帘之间。在这种奢靡的气氛中，自然会产生一个有创见的人物，为ฦ已经很精美的感官刺激再添上一点佐料，可谓锦上添花，画龙点睛之ใ举。这个人就是短命的南唐的统治者。他也是一个ฐ很有造诣的诗人。他命一个缠足的舞女在6英尺高的金子做的莲花上轻歌曼舞。金莲花上挂满了宝石、珍珠和金钱。于是这种缠足的凤尚就被固定了下来，人们竟相模仿。那缠着的小脚被委婉地称为“金莲”，或“香莲”，这些词也就因此入诗。这个“香”字很重要。它意味着中ณ国富豪人家骄奢淫逸的气氛，意味着他们的家里常常散发着阵阵的幽香。人们描述这种幽香的图书卷帙ຉ浩繁，令人惊叹。
〖子惠思我，褰裳๙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乃生女子，载寝之ใ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
这种简朴是很难获得的，因为简朴是伟大人物的品德。中国人已经获得了这种简朴的理想，当然不是因为懒โ于奋斗，而是出于对简朴的崇拜，或者说是对庸见的信仰。现在我们来看中国人质朴理想的来源。
『1欧文·巴比特，美国作家，批评家及教育家。』
女性化
不过，中华民族的智慧在其他方面也有体现，不光是胆怯这一点。在欧美大学就读的中国留แ学生学术上往往高人一筹。我想这并不是由于中ณ国人选拔出国留学生的竞争过程所致。在国内，他们很早就习惯于学术讨论。日本人为中国人起了一个讥讽性的绰号，叫“文学国度”。事实也确实如此，其中一个ฐ例子就是当代中ณ国无以数计的杂志。只要有四五个朋友碰巧在同一个ฐ城市里，一种杂志似乎就会创办起来。同时有数不清的作者把自己的文章塞到杂志编辑手里。以前的科举制是一种智力测验，这一点笔者已经指出。它长期使中国学者的思维变得较为敏锐，使他们擅长于词句的雕琢，文学特点的细微差别等等。对诗歌的修养，使他们的文学表达具有更高的境界，在趣味与技巧上，都得到了锻炼。中国绘画已๐经达到西洋绘画ฑ未曾达到的高度。在书法艺术上，他们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在韵律美方面，我认为是达到了变化与精美的极致。
超脱老猾
汉末前后，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事实上，政治批评在这个时期是最激烈的。当时文人学士的首要人物及“大学生”有3๑000多人，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讨论，对国家政策或皇亲国戚们的行径作了坚韧无畏的抨击，甚至敢于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然而由于没有宪法保障，这个运动被宦官镇压下去了。二三百个学士，有的是全家，都被处死、流放，或监禁。这是在公元1้66至1้69年发生的事，史称“党锢”。这次镇压如此彻底，如此广泛，整个ฐ运动即刻夭折，它的影响也持续了一百多年。从此就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酒、女人、诗、道家神秘主义的狂热追求。有些文人学士甚至在深山筑泥屋藏身，屋内无门，只修一小窗，供送食用，如此至死。另一些学士则乔装为樵夫，并谢绝亲友来访，以免被人认出。
曾经有一段故事讲一位北方军官，在检阅一队苏州籍的士兵。他用洪亮的声音喊：“开步——走！”但是，士兵们没有挪动脚步。一位在苏州住过很长时间、知道奥妙的连长请求用他的办法来下命令。长官允许了。于是他没有用通常洪亮清晰的声音喊：“开步——走”，而是用真正婉转诱人的苏州腔喊道：“开——步——走——嗳——”嗨，你瞧！苏州连前进了。
今天，除了蒋介石是浙江人，其家族谱系仍然待考以外，大部分将军们是从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来的，仍然是陇海线周围。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张之ใ江、鹿钟麟；河南出了袁世凯；安徽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没有产生伟大的将军，却出了一些出色的旅馆茶房。半个世纪之ใ前，华中ณ的湖南出了曾国藩，是个例外，却也恰好证明规则的正确2๐：尽管曾国藩是一流的学者与将军，但因为ฦ他生在长江以南，吃稻米而不是吃面条长大，所以他命里注定只能是一个显贵的大臣，而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王朝。这后一项ำ工作需要北方人的粗犷与豪放，需要一点真正可爱的流浪汉性格，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的天才——对费厄泼赖，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ใ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地坐在龙位之ใ上，再将儒家的君主主ว义捡起来，这是个极有用的东西。
——孔子
“人并不是只有一个圆心的圆圈；它是一个有两个ฐ焦点的椭圆形。事物是一个ฐ点，思想是另一个ฐ点。”当然，中国人也不例外。由于中日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战争频仍——这决定了中国人的两个“焦点”的内涵特别错综复杂。因此，作为一个ฐ特定时代作家的林语堂面对这种错综复杂，也就不可能ม不表现出某些思想上的局限与对某些事物判断上的局限。好在《中国人》的问世距今已60年了，相信今天的广大读者完全能用全面与崭新า的眼光阅读《中国人》，并准确理解与体味《中国人》的主旨及其丰ถ富的文化内涵。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出版全译本《中国人》的缘由。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运用同样的方法，刘禹锡吟咏了乌衣巷的衰败。乌衣巷一度是王谢1两巨室的府第：
『1王谢，指晋相王导、谢安。』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把人类的行为、品质和感情赋予自然物体。这不是通过直接的人格化，而是通过灵巧的隐喻来表现，比如“闲花”、“悲风”、“怒雀”等等。隐喻本身无关紧要，这种诗歌的意义在于诗人将自己的感情投射在自然景物之上，用诗人自己感情的力量，迫使自然与自己生死相依、共享人间的欢乐่与悲伤，这一点在上述例证中已๐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十里长的欢快翠绿的柳树被视为“无情”，因为ฦ它们已经将不该忘却的陈后主忘却，它们也没有分担它们应该分担的诗人深切的伤感与哀痛。
有一次，我同一位诗人朋友共行。我们的汽车驶到一个偏僻的山脚下，那ว儿有一所孤零零的村舍，房门紧闭，门前有一株桃树孤独地开放着满树的花朵，显然把自己的芬芳枉费在一片荒野。我至今记得朋友在小本子里写下的一首诗，最后两ä句是：
〖田à家夫妇忙衣食，门外桃花厌寂寥。〗
诗的成功在于桃树具有诗的感情，会对“寂寥”厌烦不已，这很接近于泛神论。这样的技巧，或者说态度，在中国一切优秀的诗歌中都极为普遍。比如李白的绝妙诗篇中有一首诗是这样开头的：
〖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
还有一首最有名的《月下独酌》：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
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醒时同交饮，醉后各分散。
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这远非一个简单的比喻所能解释，这是一种诗的信仰，亦即天人合一的信仰，使生活本身与人类情感共振。
这种泛神论或视自然为同类的感情流露，在杜甫的《漫兴》一诗中最为明显。它成功地展示了一个人格化的自然，对它的不幸寄予无限的同情，与它接触会感到无限的欢欣，最后又融为一体。这是起首的四句：
〖眠看客愁愁不醒，无赖春色到เ江亭。
即遣花开深造次，便教莺语太丁宁。〗
其中，“无赖”、“丁宁”、“语”等词语，间接地把人类的品质赋予了春天和莺鸟。接着又对昨夜暴风雨提出控诉，因为它对院内的桃李树滥施“淫威”：
〖手种桃李非无主，野老墙低还是家。
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断数枝花！〗
对树木的慈悲在最后一节再次出现：
〖隔户杨柳弱嫋嫋，恰如十五女儿腰。
谁谓朝来不作意，狂风折断最长条。〗
还有，柳树欢快地随风起舞被视为颠狂，盛开的桃花不经意地掉落几朵到流水之中，漫无目的地随波远去，被视为轻薄的女子，这是第五节：
〖肠断江春欲尽头，杖藜徐步立芳洲。
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这种泛神论的世界观有时会融化在一种与爬虫飞蛾接触时产生的极端欢乐之中ณ，如壮诗的第三节所描绘的那样。但我们也可以从宋代诗人中找到เ一个例证，叶李在《暮春即事》1中ณ写道：
『1据考，本诗出于宋代诗人叶采之手，林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