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
妇女的从属地位
『1欧文·巴比特，美国作家，批评家及教育家。』
第三，宗教提供了一种神灵的启示，一种活跃着的感情，即面对宇宙的庄严和神秘所产生的感情，一种对安全生活的追求，从而使人们心灵最深处的精神直觉感到满足。生活中有这种情形，或许我们刚ธ刚失去亲人，或许久病初ม愈正处在恢复期，也许是一个秋天阴冷的早晨，我们看到叶子从树上飘落下来。一种死亡与人生无常的感觉袭上心头，这时我们的生活便越过了五官所及的范围，越过了有形世界ศ而进入来世。
不过，中ณ华民族的智慧在其他方面也有体现，不光是胆怯这一点。在欧美大学就读的中ณ国留แ学生学术上往往高人一筹。我想这并不是由于中国人选拔出国留学生的竞争过程所致。在国内，他们很早就习惯于学术讨论。日本人为中国人起了一个ฐ讥讽性的绰号，叫“文学国度”。事实也确实如此，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当代中国无以数计的杂志。只要有四五个朋友碰巧在同一个ฐ城市里，一种杂志似乎就会创办起来。同时有数不清的作者把自己的文章塞到杂志编辑手里。以前的科举制是一种智力测验，这一点笔者已经指出。它长期使中ณ国学者的思维变得较为敏锐，使他们擅长于词句的雕琢，文学特点的细微差别等等。对诗歌的修养，使他们的文学表达具有更高的境界ศ，在趣味与技巧上，都得到了锻炼。中国绘画已经达到西洋绘画未曾达到的高度。在书法艺术上，他们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在韵律美方面，我认为ฦ是达到了变化与精美的极致。
『2吉恩·腾尼，美国拳击家，1้926～19๗28年世界重量级冠军。』
汉末前后，中国的文人学士们并非对世事麻木不仁。事实上，政治批评在这个ฐ时期是最激烈的。当时文人学士的首要人物及“大学生”有3000่多人，他们积极参与时政的讨论，对国家政策或皇亲国戚们的行径作了坚韧无畏的抨击，甚至敢于对宦官太监乃至皇帝表示不满。然而由于没有宪法保障，这个运动被宦官镇压下去了。二三百个学士，有的是全家，都被处死、流放，或监禁。这是在公元166๔至1้69年发生的事，史称“党锢”。这次镇压如此彻底，如此广泛，整个运动即刻๑夭折，它的影响也持续了一百多年。从此就开始了对消极避世的崇拜和对酒、女人、诗、道家神秘主义แ的狂热追求。有些文人学士甚至在深山筑泥屋藏身，屋内无门，只修一小窗，供送食用，如此至死。另一些学士则ท乔装为樵夫，并谢绝亲友来访，以免被人认出。
换言之，消极避世并非一种崇高的道德，而是一种在没有法律保护下的不可忽视的处世态度。它是自卫的一种方แ式，我们培育这种品质，正如乌龟培育自己的甲壳一样。中国有名的淡漠的凝视仅仅是一种自卫的凝视，有其深刻的文化与自律的背景。这一点可由以下事实证明：中国的强盗土匪们并不依赖法律的保护，所以他们没有这种消极避世之ใ好，他们是我们所知道的中国最勇武、最有骑士精神、最有参与精神的阶层。中ณ国的骑士精神被称为“豪侠”，并总是和《水浒》中的强盗联系在一起。人们在阅读过程中ณ，对这些英雄人物的生活和冒险活动产生共鸣，产生了一种间接的经验，从而感到很愉快，这就使诸如此类的小说大受欢迎，正如美国许多老处女们欣赏埃莉诺·格林1้一样。于是，强者有参与精神，因为ฦ他们有力量参与，温顺ิ者——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消极避世，因为他们需要保护自己。
今天，除了蒋介石是浙江人，其家族谱系仍然待考以外，大部分将军们是从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来的，仍然是陇海线周围。山东出了吴佩孚、张宗昌、孙传芳、卢永祥；河北出了齐燮元、李景琳、张之江、鹿钟麟；河南出了袁世凯；安徽出了冯玉祥、段祺瑞。江苏没有产生伟大的将军，却出了一些出色的旅馆茶房。半个世纪之前，华中的湖南出了曾国藩，是个例外，却也恰好证明规则的正确2๐：尽管曾国藩是一流的学者与将军，但因为他生在长江以南，吃稻米而不是吃面条长大，所以他命里注定只能是一个显贵的大臣，而不可能建立一个新า的王朝。这后一项工作需要北方人的粗犷与豪放，需要一点真正可爱的流浪汉性格，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ກ的天才——对费厄泼赖，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地坐在龙位之上，再将儒家的君主主义捡起来，这是个极有用的东西。
在中国正南的广东，我们又遇到另一种中国人。他们充满了种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汉，吃饭、工作都是男子汉的风格。他们有事业心，无忧无虑，挥霍浪费，好斗，好冒险，国进取，脾气急躁，在表面的中国文化之ใ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传统，这显然是中国古代南方粤人血统的强烈混合物。在汉口的南北，所谓华中地区，是信誓旦ຆ旦却又喜欢搞点阴谋的湖北人，被其他省市的人称作“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因为他们从不服输，他们认为辣椒要放在油里炸一下，否则还不够辣，不好吃。而湖南人则以勇武和坚韧闻名，是古代楚国武士后裔中较为使人喜欢的一些人。
“人并不是只有一个ฐ圆心的圆圈；它是一个ฐ有两个焦点的椭圆形。事物是一个ฐ点，思想是另一个点。”当然，中ณ国人也不例外。由于中日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民族众多，战争频仍——这决定了中国人的两个“焦点”的内涵特别错综复杂。因此，作为一个特定时代作家的林语堂面对这种错综复杂，也就不可能不表现出某些思想上的局限与对某些事物判断上的局限。好在《中国人》的问世距今已๐60年了，相信今天的广大读者完全能用全面与崭新的眼光阅读《中国人》，并准确理解与体味《中国人》的主旨ຈ及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也正是我们今天出版全译本《中ณ国人》的缘由。
出版前言
这个邪恶怪诞的习俗受到เ至少三位学者的批判ศ：李汝珍，袁枚和俞正燮。他们都是具有独立思想，对后世颇有影响的学者。然而，这个ฐ习俗一直到基督教传教士们发起反对运动之后才被取消，中国妇女真应该为此而感谢他们。不过，传教士在这方面也幸运地得到เ了当时社ุ会形势的帮助，因为中国妇女发现摩登的高跟鞋基本上可以代替小脚๐的作用，高跟鞋使妇女的体态更优雅，步伐更斯文，使人感到她们的脚๐确实看起来比实际要小。李笠翁在他的文章中ณ对生活艺术的精辟见解仍然是对的：“尝有三寸无底之足，与四五寸有底之ใ鞋，同立一处，反觉四五寸之小而三寸之大者，以有底则趾尖向下而秃者疑尖，无底则玉笋朝天而头者似秃故也。”这种对悠闲生活细节的深刻见解，往往是中国天才文人们的特点。
妇女解放
对妇女的幽禁现在已๐经一去不复返了。其速度之快，使那些十年前离开中ณ国现在刚刚回来的人感到惊讶：中国姑娘们在整个ฐ物质与心理观念上的变化之大，使他们最深刻๑的信仰不得不发生动摇。这一代的姑娘在气质、装束、举止和独立精神等方面与十年二十年前的“摩登”女郎不同。导致这种变化的因素是来自各方面的影响，然而，总的来讲，可以说是西方的影响。
具体来说，这些影响是：1้911้年由君主制ๆ转向共和制ๆ，承认男女平等；161้6年至1917年开始的新า文化运动，由á胡适博士和陈独秀领导，批判“寡妇守节”，与“吃人的孔教”以及男ç尊女卑等衡量标准；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那是一场由于协约国在凡尔赛和会上秘密出卖中国所引起，而使得男女青年学生一下子卷入的政治运动；191้9年秋天北京大学第一次收女子入学，随后所有大学都开始了男女同校制度：男女学生继续积极参政，导致了1้926～1้927年的国民革命，这次革命的主力是学生，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领导、支持、鼓励。在这次革命中，中国姑娘作为党的工ื作者、护士甚至士兵颇引人注目；南京政府成立以后，国民党党部ຖ的女党员继续任职；19๗2๐7年以后在各个政府机关有大量的妇女任职；南京政府公布法令规定男女均有享受遗产的权利；纳妾制度消失；女子学校兴起；1930่年以后女子体育风行一时，特别ี是1934๒年的女子游泳；裸体画的风行，报纸杂志每天都在谈论裸体像问题；玛格丽特·桑格119๗22年到达中国，计划生育与性教育开始传播；避孕工具的引进；多数大报每周都有“妇女副刊”，专门讨论妇女问题；《性的历史》的出版，作者张竟生，是一位法国留แ学生；格里特·加布、诺马·希勒、梅·韦斯ั特2๐，以及中国影星们的影响，电å影杂志的流行，当时颇有几种这样的杂志；1้928๖年，有歌舞表演的酒吧间开始在中国流行，在这里，中国姑娘们的适应性使每个人都感到惊讶；烫头、英式高跟鞋、巴๒黎香水、美国丝袜、高叉旗袍、乳罩，以及女子游泳衣。
『1玛格丽特·桑格，美国节育专家。』
『2格里特·加布、诺马·希勒、梅·韦斯特，这三位都是美国女影星。』
从缠足到เ游泳衣真是夭壤之别。尽管这些变化看似肤浅，实际却很深刻。因为ฦ生活就是由这些所谓表面的东西构成的，改变了这些东西，我们就改变了自己整个的生活观。
这些摩登姑娘们在中国的杂志上受到เ了人们的讥笑。说她们肤浅，讥笑她们热爱奢侈，失去了勤俭的优秀品质，因为ฦ很明显，梅·韦斯特的影响要大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的影响。事实上有两ä种姑娘：一种是在都市生活中崭露头角的妇女，一种是严肃理智的妇女，她们不抛头露面，而是消失在美满家庭之ใ中，一些在政治上很出色并引起公众注目的妇女在性问题上都是最声名狼藉的人，所以她们不能代表现代的中国女性。总的看来，这些现代的影响应该说是代表着一种解放力量，于中国妇女有益，于是也对中ณ华民族有益。第一个主要的结果是姑娘们体格的变化。女性在体育运动中裸露着大腿，尽管使老一代人感到非常遗憾，却最终会对整个国家有好处。随着体格的发展，妇女们的步态就更自然、更优美，而不再是闺房里培养出来的小脚步态。
『1้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英语作家和女权运动倡导者。』
体格变化也会引起对女性美的认识的变化。理想的女性不再是以前那种受人压制、悯静、文雅的女性，而是接近于欧洲妇女那样天真活泼健美的女性。听到เ妇女们发自内心的开怀大笑，对我们只有好处而没有坏处。我们宁可听到她们放声大笑，而不愿听到她们吃吃地笑。儒家对妇女人为地限制，严格的男女之别，必定要被一个更人道主义的观念所代替，再也不能让儒家这种思想为ฦ所欲为。如果说有什么เ危险，那ว就是性特征的消失，以及有女子气质的妇女的减少。女性设法在各种生活方式上模仿男性，这本身就是束缚妇女的标志。让妇女们为自己的性别而自豪吧。只有在性完善中，在性的庄严å的职责中，她们才是真正伟大的。与西方妇女相比，现代中国成熟了的妇女或许还是过于泰然自若，过于庄严高贵。她们缺乏็西方แ姐妹们那种自然的活力与独立的精神。也许这是她们的血统所促成的。如果是这样，那ว就让她们自然发展吧。因为她们只有同时体现了自己民族的特点，才能成其为ฦ伟大的女性。
第六章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
社会头脑แ的缺乏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个人主ว义者所组成的民族。他们只关心自己的家庭而不关心社ุ会，而这种家庭意识又不过是较大范围内的自私自利。很奇怪，“社ุ会”一词所代表的观念在中ณ国人的思想中并不存在。在儒家的社会与政治哲学中，我们看到เ了由“家”向“国”的直接过渡，这是人类组织形式的两ä个ฐ连续阶段，正如古语所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接近于“社ุ会”这个ฐ观念的词是“国家”即“国——家”，这与中ณ国人组成抽象名词的方法是一致的。
“公共精神”是一个新名词，正如“公民意识”、“社ุ会服务”等名同一样。在中ณ国没有这类商品。当然，有“社会事务”这个词，比如婚礼、丧礼、生日庆祝、佛教仪式，以及一年一度的节日等。然而，英美社会生活中某些不可缺少的组成部ຖ分，比如体育运动、政治、宗教都是中国社ุ会明显缺乏的。中国没有教会，没有教会团体。中国人避免谈论政治，好像这也是一种虔诚的宗教信仰。他们不投票选举，也没有俱乐部会所之类的地方来辩论政治。他们并不着迷于把人们紧ู紧绑在一块的体育运动，而这却是英美社会生活的本质。当然，他们也玩游戏，但这些游戏却适宜于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特点。中国游戏并不像板球那样将游戏者分成两组，相互争夺。协力配合这样的事鲜为人知。在中国人孤僻的游戏中，参加者自己为一方แ。中ณ国入喜欢扑克，而不喜欢桥牌。他们一直在玩麻将，而麻将则更像扑克，而不像桥牌。在这种“麻将”哲学中ณ，或许可以看到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特点。
中国的个人主义在中国的新闻系统中可见一斑á。中国人办报纸就像他们玩麻将。我曾经见到过中国人是如何编辑他们的日报的。这里，总编的职责仅仅是写社论。专门负责国内消息的人有自己的版面，负责国际新闻的人有自己的版面，专管城市新闻的人也有自己的地盘。这4个人在管理各自的部ຖ门时就像那ว麻将桌上的4个ฐ游戏者，每个人都在猜测其他人手里有什么牌。每个人都试图凑齐自己的一副牌，而把那些没有用处的竹子扔出去供别人选择。如果国内新闻有富裕，其内容则可以很方便地流向城市新闻版，这是无需向读者说明的。如果城市新闻版也已过分拥挤，则可以转向凶杀火灾版。没有必要区分什么เ是头版新闻。没有选择，没有配合，也没有陪衬。每个编辑都可以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打住，一切从简。加之编辑和读者都是夭生的个人主义者，发表新闻是编辑的事，而寻找新闻却是读者的事，互不干涉แ。这是中ณ国一些最古老、最庞大，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迄今为止仍在奉行着的编辑方针与编辑技巧。
如果你问为ฦ什么เ没有合作，答曰：因为没有社ุ会头脑。如果总编辑试囹进行某些改革，而将阻碍改革的城市版编辑辞掉，那么เ他就违犯了中ณ国家庭制度的原则。他为什么要干涉别人的事务？他是想把那位编辑逐出报社ุ，砸掉他的饭碗，使所有靠他生活的人都挨饿吗？如果这位城市新闻版的编辑的妻子是报纸所有者的侄女，总编能ม将他解雇吗？如果他还有一点中国人的社会意识，他就不会这样做。然而，如果他刚刚从美国密苏里新闻专科学校留学归来，那么他马上就得从总编的位于上退下来。另外一位知道如何用中国方แ式办事的人将接替他。旧ງ的情形将继续。读者们将搜寻自己想看的消息，报纸仍将扩大它的发行量，仍将大赚其钱。
这就是在中国人所有社会交际活动背后所隐藏着的心理体系。找到更多这样的例子并非难事。这些例子部说明中国人缺乏社会头脑แ，而这一点尤使20่世纪的西方人感到困惑，我讲20世纪的人，因为他曾接受过19世纪人本主义的恩惠，有较宽阔的社会观。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使人困惑的例子，它真正代表了中国人对社会工作的观念。我想利用《论语》半月刊中一位地方军阀关于群众教育运动的讲话。青年人受到美国人社ุ会服务热忱的感染，组织了一场“扫盲”运动。于是，这位将军在讲话中说，学生应该读书，不要干涉แ公共事务。“人家做人家的事，吃人家的饭，你要打倒人家。”这种很有说服力的论点是：文盲们并没有干涉你的事务，你们为ฦ什么要去干涉แ他们呢？这些话简短有力，就事论事。因为他们是直接地、毫不掩饰地发自讲话者内心的话。对中国人来讲，社会工作看起来总是在“管别人的闲事”。一个热心于社ุ会改革或者说是热心于任何一项公共事务的人看起来总是有点滑稽可笑。我们给他的诚意打折扣，不能ม理解他。他这样不厌其烦地做这些工作，目的何在？他想成名吗？他为什么不效忠于自己的家庭，设法升官发财，首先帮助一下自己的家人？我们的结论是，他太年轻，或者说他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怪人。
中国历史上总是有一些这样异乎寻常的人，他们被称为ฦ“豪侠”，但他们都属于土匪或流浪者阶层，没有结过婚，是些四处飘泊的光棍，随时准备跳进水里抢救一个素า不相识、即将溺死的孩子。结过婚的中国男子一般不做这种事。不过也有例外，结果死后一文不名，使老婆孩子吃尽了苦头。我们敬佩他们，热爱他们，但我们不希望家里有这样的人。当我们看到เ一个男孩有太多的公共精神以至使自己陷入那种窘境时，我们会大胆地预见这个男孩将是他父母的灾星。如果我们能尽早地阻止他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了。如果不能，他就会被送进监狱，从而使全家都跟着遭殃。当然，事情并不总是那么糟。如果我们不能阻止他，他可能会离家出走，加入那些有公共精神的土匪或强盗中ณ去。所以，我们把他们称作“离经叛道的人”。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缺乏公共精神呢？实际上，中国人并不是基督教传教士们想象的沉浸在罪恶之中的异教徒，尽管“异教徒”这个ฐ名词，以基督教蔑视和批判ศ的力量，似乎非常适合于中ณ国人。如果传教士们能设法理解他们，追根溯源，他们的看法可能会转变一些，因为在这种现象的背后，是一种不同子基督教的社会哲学。这种区别是观点的区别。现代最有教养的中国人仍然不能ม理解为什么เ西方妇女会去组织什么“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为什么去管狗的事，而不呆在家里照看自己的孩子，我们的结论是：这些妇女没有孩子，所以没有什么更有益的事情可做。这种推断也许往往是正确的。我们面前的矛盾是家庭观念和社会观念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继续深究，会发现家庭观念无时无刻๑不在起着作用。
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的根基，由此而生发出各种社会特点，这个家庭制度以及乡村制度——家庭制度的更高一级阶段——可以用来解释中ณ国社会中的所有问题。面子、人情、特权、感恩、谦恭、官吏的腐败，公共机构、学校、行会、慈善事业、好客、正义，以及整个ฐ的国家机构，都源于家庭和乡村制度，都借用这些制度的要旨及其外部结构，都在这些制度中发现了可以用来解释自己特点的有启发性的理由。从家庭制度中生发出家庭观念，从家庭观念中生发出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研究一下这些问题，观察一下人作为社会的人如何在缺乏社会头脑的情况下行动是很有意思的。
家庭制度
中国以前并没有“家庭制度”这样的社会学名词，我们只知道家庭是“国家的基础”，或者说，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这种制度给我们所有的社ุ会生活增添了色彩。这种制度是与个人有关的，正如我们有关政府的观念一样，是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这种制度给我们的孩子们上的第一课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责任，相互调整的必要，自制、谦恭，明确的义务感，对父母感恩图报和对师长谦逊尊敬。这种制度几乎取代了宗教的地位，给人一种社会生存与家族延续的感觉，从而满足人们永生不灭的愿望。通过对祖先的崇拜，这种制ๆ度使得人们永生的愿望看起来是那ว么切实，那ว么生动。这种制度培植了家族的荣耀感，就是在西方也很容易就能看到的那种荣耀感。
这种制度甚至还可以涉แ足于个人非常具体的事务。它从我们手中夺去了缔结婚姻的权利，把这种权利给了我们的父母；它让我们与“媳妇”结婚而不是与妻子结婚；它使我们的老婆生“孙子”而不是生儿子；它还百倍地增加了新า娘的义务；它使年轻人感到如果大白夭将自己้的房门关起来是非礼行为，使英文中的“privacນy”这个词在汉语中失去存在的可能ม性。它像收音机那样迫使我们习惯于喧闹的婚姻、喧闹的葬礼、喧闹的晚饭、喧闹的睡眠。它像收音机那样麻痹了我们的神经，发展了我们温和的脾ຆ性，西方人就像一个未婚的姑娘，只要照看好自己就可以了，所以她总可以打扮得整洁一些，而中国人则像大家庭中的媳妇，有数不清的家务在等她去做。于是，这种制度在我们心中从小就培养了一种冷静感，使年轻人循规蹈矩，格守本分。它为我们的孩子们提供了过多的保护。很奇怪，很少有孩子们造反与出逃。在以父母为中ณ心的独裁家庭中，这种制度使年轻人失去了事业心、胆量与独创精神。笔者认为ฦ，这是家庭制度在中国人性格形成上最具灾难性的影响，父母的葬礼使文人学士在三年之ใ内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这也是内阁成员辞职的一个绝好理由。
家庭伦理甚至涉แ足我们的旅行与运动。《孝经》中ณ发展了一种理论，即“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孔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