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来一有事，首先就检查邮电å。这检查的人员，有的是团长或区长，关于论文诗歌之类，我觉得我们不必和他多谈。但即使是读书人，其实还是一样的说不明白，尤其是在所谓革命的地方แ。直截痛快的革命训练弄惯了，将所有革命精神提起，如油的浮在水面一般，然而顾不及增加营养。所以，先前是刊物的封面上画一个工ื人，手捏铁铲或鹤嘴锹，文中有“革命！革命！”“打倒！打倒！”者，一帆风顺ิ，算是好的。现在是要画一个少年军人拿旗骑在马上，里面“严办！严办！”8这才庶几免于罪戾。至于什么“讽刺๐”，“幽默”，“反语”，“闲谈”等类，实在还是格不相入。从格不相入，而成为视之ใ懵然，结果即不免有些弄得乱七八糟，谁也莫明其妙。
我所确切知道的，有这样几件事。是《莽原》也被扣留过一期，不过这还可以说，因为里面有俄国作品的翻译。那时只要一个“俄”字，已够惊心动魄，自然无暇顾及时代和内容。但韦丛芜的《君山》6，也被扣留แ。这一本诗，不但说不到“赤”，并且也说不到“白”，正和作者的年纪一样，是“青”的，而竟被禁锢在邮局里。黎锦明先生早有来信，说送我《烈火集》7，一本是托书局寄的，怕他们忘记，自己又寄了一本。但至今已๐将半年，一本也没有到。我想，十之九都被没收了，因为火色既ຂ“赤”，而况又“烈”乎，当然通不过的。
被“正人君子”指为ฦ“学匪”，还要“投畀豺虎”，我是记得的。做了一点杂感，有时涉及这位西滢先生，我也记得的。这些东西，“诗哲”是看也不看，西滢先生是即刻๑叫它“到เ应该去的地方去”，我也记得的。后来终于出了一本《华盖集》，也是实情。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ฐ“北京文艺界ศ”，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上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而我对于自己้的被说得有声有色的战绩，却还是莫名其妙，像着了狐狸精的迷似的。
尤其不可不读《闲话》！”
所以：教育当局，十之ใ九是意在“当局”，但有些是意并不在“当局”。
二教育总长，可以忽而化为内务总长。
我想，只要青天白日旗插远去，恐怕“孤桐先生”也会来革命的。不成问题了，都革命了，浩浩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