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知识理论：《研究的逻辑》
我在1้92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9年成为ฦ合格的初级中学数学和物理学教师。为了这次取得资格的考试，我写了一篇关于几何学中公理问题的论文，其中有一章论非欧几里得几何。
只是在哲学博士考试之后，我才根据事实综合考虑，以前的想法变得清晰了。我理解了为什么从培根以来占统治地位的错误的科学理论——自然科学是归纳科学，而归纳是通过反复的观察或实验而建立或辩护理论的过程——如此根深蒂固。其原因是：科学家们必须把他们的活动与伪科学以及与神学和形而上学划ฐ分开来，而且他们从培根那ว里接受了归纳法作为他们的分界标准。另一方面，他们渴望用在可靠性方面可与宗教来源相比拟的知识来源来为他们的理论辩护。但是多年来，我掌握了一个更好的分界标准：可检验性或可否证性。
因此，我不陷入分界ศ的困境就能抛弃归纳法，而且我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应用我的试错法成果：用演绎方法论来代替归纳方法论。通过对理论的演绎结果的否证和反驳而对理论加以否证和反驳，显然是一种演绎推理modustollens。这种观点意味着：科学理论，如果未被否证，将永远是假说或猜想。
因此，科学方แ法的全部问题就澄清了，同它一起澄清的还有科学进步的问题。进步在于向告诉我们的东西越来越多的理论——具有更丰富内容的理论移动。但一个ฐ理论说得越多，它排斥ม和禁止的东西就越多，并且否证它的机会就越多。所以具有更多内容的理论能够受到更严格的检验。这种考虑导致了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中，科学进步成了并不在于观察的累็积，而是在于推翻不那么好的理论并且用更好的理论，尤其是内容更丰ถ富的理论代替它们。因此在理论之间存在着竞争——一种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斗争。
当然，我们认为只不过是猜想或假说的理论不需要辩护更不需要用并不存在的归纳法来辩护，任何人对这种归纳法都没有提供一个合理的描述。然而，根据对相互竞争的猜想的批判讨论，我们有时候能够提出一些理由来选择其中ณ的一个猜想。
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并且——如果我可以如此说的话——是非常严å谨的。但是它与马赫派实证主ว义者以及维也纳学派的维特根斯坦派所说的迥然不同。我于1926或1927年听说过这个学派，先从奥托·纽拉特在报纸上写的一篇文章中看到，后是在他给社会民主青年团的一次谈话中听到。这是我曾参加过的惟一的一次党派会议，我这样做是因为我自1919或1920年以来对纽拉特已有一点了解。我阅读了维也纳学派和恩斯特·马赫学会的纲领性文献；尤其是我的老师，数学家汉斯·哈恩所写的一本小册子。此外，在我写博士论文前几年我读过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以及已出版的卡尔纳普的一些著作。
我很清楚，所有这些人与其说是在寻找科学与伪科学之ใ间的分界标准，不如说是寻找科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的分界标准。并且我也清楚，我原来的分界标准要比他们的更好。因为，先，他们正在企图找到的标准使形而上学成为无意义的胡说，十足的胡言乱语，而任何这种标准必定导致困难，因为形而上学思想常常是科学思想的先驱。其次，有意义与无意义แ的分界不过是转移问题。正如维也纳学派所承认的，那ว需要另一个标准，即区别有意义与无意义的标准。为此，他们采取了可证实性，这种可证实性被认为就是可被观察陈述证明。但这只是表述归纳主义แ者的由来已久的标准的另一种方法；在归纳与可证实性两ä个ฐ概念之间没有真正的区别。然而根据我的理论，科学不是归纳的；归纳是已被休谟戳穿的一个神话。后来艾耶尔承认的一个更加不大引起兴趣的论点是把可证实性作为有意义的标准来使用的十足荒谬性：人们怎么能够说因为ฦ一个理论不能ม得到证实，它就是无稽之ใ谈呢？为了判断一个理论是否能够得到证实不必理解一个理论吗？而一个可理解的理论会是纯粹的无稽之ใ谈吗？所有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对于他们的每一个ฐ主要问题，我都有比他们更好的答案——更严谨的答案。
我相当详细地研究了卡尔纳普和维特根斯坦的著作，写了很多关于这些问题的文章未表。从我达到的观点来看，这是相当一目了然的。我只认识一个ฐ我可以把这些想法向他说明的人，他就是海因里希·贡佩尔茨。关于我的一个主要观点——科学理论始终是假说或者猜测——他要我去查看阿历克西斯·梅农《论假定》一书1902年德文版，我现这本书不仅是心理学主义的，而且暗地里假定——正如胡塞尔在他的《逻辑研究》1900，190่1年德文版一书中认为ฦ的那样——科学理论是真的。若干年来，我现人们很难承认理论在逻辑上是与假说相同的。盛行的观点是假说是尚未被证明的理论，而理论是已๐被证明的，或已被确证的假说。甚至那些承认所有理论都有假说性质的人仍然相信理论需要某种辩护；如果理论不能表明是真的，那么它们的真理性必须ี是高度可见的。
根据我的意见，在所有这一切中的决定性论点，即一切科学理论的假说性质，是爱因斯坦革命的一个相当平常的结果，它表明：甚至极为ฦ成功地经过检验的理论，例如牛顿的理论，也应该认为ฦ只不过是假说，是对真理的接近。
由于我拥护演绎主义แ——理论是假说－演绎体系，以及科学方แ法不是归纳的观点，贡佩尔茨建议我去请教维也纳学派的一个成员，《科学方法的基本形式》一书的作者维克多·克拉夫特教授。《科学方法的基本形式》是对在科学方面实际使用的若干方法的最有价值的描述，并且它表明至少一些方法不是归纳的而是演绎的——假说－演绎的。贡佩尔茨把我介绍给维克多·克拉夫特与朱利叶斯·克拉夫特没有关系，我在维也纳大学附近的一座公园“人民公园”里与他会过几次面。维克多·克拉夫特是我遇到的第一个维也纳学派成员除非我不把齐尔塞尔包括在内，根据费格尔的说法，他不是维也纳学派成员。他准备认真注意我对维也纳学派的批判——比我后来遇到เ的大多数成员更认真。但是我记得当我预ไ言维也纳学派的哲学会展为新形式的烦琐哲学和咬文嚼字时，他是多么震惊。我认为这个预言实现了。我提到เ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对概念的阐明”的纲领ๆ性观点。
在19๗29年或1930年19๗30年以后我终于被任命为中学教师，我遇到了维也纳学派的另一个成员赫尔伯特·费格尔。这次会面是由舅舅瓦尔特·施夫——维也纳大学的统计学和经济学教授——安排的，舅舅知道我的哲学兴趣，他成为我一生中决定性的人物。我在朱利ำ叶斯·克拉夫特、贡佩尔茨以及维克多·克拉夫特对我的观点所表现的兴趣中得到鼓励以前，已得到了一些鼓励。但是虽然他们知道我已๐写了许多未表的论文，但他们谁也没有鼓励我去表我的思想。贡佩尔茨使我对表任何哲学思想都是困难得没有希望这一事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代已๐经变了。维克多·克拉夫特论科学方法的重要著作只是靠一项ำ专门基金才得以表这一事实支持了这一点。
但是在我们通宵达旦的交谈期间，赫尔伯特·费格尔告诉我他不仅现我的思想是重要的，几乎是革命性的，而且我应该以书的形式表它们。
我从来没想到เ要写一本书。我基于对这些问题的纯粹兴趣挥了我的思想，并且为我自己而把其中一些写了下来，因为我现这不仅有助于把它们弄透彻，而且对于自我批判也是必需的。那时我认为ฦ自己是一个非正统的康德主义者，并且是一个实在论者。我对唯心主义แ作了让步：我们的理论是由á我们的心主动产生的，而不是实在给我们打下的印记，并且它们越了我们的“经验”，然而我强调否证是与实在的正面冲突。我也把康德的自在之ใ物不可知论解释为ฦ符合我们的理论总有假说性质的观点。我也自认为是伦理学上的康德主义者。而且在那些日子里，我常常认为ฦ我对维也纳学派的批判简直就是阅读康德著作的结果，是理解了他的一些论点的结果。
我认为：没有赫尔伯特·费格尔的鼓励，我决不会写一本书。著书既不适合我的生活方แ式，也不适合我对待自己้所采取的态度。我恰恰没有把握的是，我感兴趣的是否别人也有足够的兴趣。再者，在费格尔去美国之ใ后就再没有人鼓励我，我把我和费格尔的使人激动的会见告诉了贡佩尔茨，他明确地劝阻我，我父亲也是如此，他担心我最后会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的妻子也反对这个想法，因为她要我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和她一同去滑冰和爬山——这是我们俩最喜爱的运动。但是一旦我开始着手写这本书，她便自学打字，而且自从那以后她把我写过的所有东西都打了许多遍。当我打写的东西时，我总有遗漏——我习惯于做太多的修改。
我写的这本书论述了两个问题——归纳问题和分界问题——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所以我把这本书叫做《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是对叔本华的一部ຖ著作标题《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的引喻。
一旦打好了几章，我便马上把它们交给我的朋友和在教育专科学院的一位老同事罗伯特·拉默尔审阅。他是我所遇到过的一个最认真、最苛刻的读者：他对于没有彻底明白的每一个论点，论据中的每一点遗漏，以及我留下的每一处不精练的结尾都提出了质疑。我相当快地写完了初稿，但是由á于听到拉默尔的不断的批评，我决不再写得那么快了。我还学会了决不为人们对我所写的任何东西提出不够清楚的责备进行辩解。如果一个认真的读者现了不清楚的段落，那就必须重写。所以我养成了始终一遍又一遍写了又重写使文章简练明了的习惯。我认为ฦ这个习惯几乎应完全归功于罗伯特·拉默尔。可以说我写作时仿佛有人经常在背后看着我，不断地向我指出不清楚的段落。当然我非常了解：一个人决不能够预知一切可能的误解；但是我认为一个人想到那些希望读懂的读者，是能够避免一些误解的。
通过拉默尔我较早就结识了弗朗茨·乌ไ尔巴赫，他是在维也纳大学镭研究所工作的一位实验物理学家。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兴趣音乐่是其中之一，他给了我许多鼓励。他还把我介绍给弗里茨·魏斯曼，他第一个表达了著名的意义标准，那么多年来维也纳学派认为ฦ这个标准就是意义的可证实性标准。魏斯曼对我的批评很感兴趣。可以这样说，我认为正是由于他的倡议，我才第一次应邀在形成了维也纳学派光环的一些“外围”团体中宣读批判ศ维也纳学派观点的一些论文。
维也纳学派本身——正如我所了解的，石里克的私人学术研讨会——是在星期四晚上聚会。其成员只是那ว些由石里克邀请参加的人。我从未受到邀请，我也从不转弯抹角地要求得到这种邀请。但是还有在维克多·克拉夫特或埃德加·齐尔塞尔的寓所以及其他地方聚会的其他一些团体，而且还有卡尔·曼格尔著名的“数学学术讨论会”。有几个我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团体邀请我去介绍我对维也纳学派主要学说的批判。正是在埃德加·齐尔塞尔的寓所里，在一间挤得满满的房间里，我宣读了我的第一篇论文。我仍然记得这次怯场。
在一些早期的交谈中ณ，我还讨论了与概率论有关的问题。在所有现存解释中，我现所谓的“频率解释”是最使人信服的，而理查德·冯·米塞斯形式的解释又似乎是最使人满意的。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悬而未决的困难问题，尤其是如果人们从概ฐ率陈述是假说的观点来看它，那ว就更是如此了。因此中心问题是：它们是可检验的吗？我试图讨论这个问题以及一些次要的问题，而且从那时候以来我已多方面改进了我对这些问题的处理。有一些一直没有表。
维也纳学派的若干成员，其中有一些参加了这些会议，邀请我亲自和他们讨论这些问题。他们当中有汉斯·哈恩他的演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菲利普·弗朗克以及理查德·冯·米塞斯在他们对维也纳的频๗繁访问时。理论物理学家汉斯·梯尔林邀请我在他的学术研讨会讲话；卡尔·曼格尔邀请我作为他的学术讨论会成员。正是卡尔·曼格尔向我提议我应当试图把他的维度理论应用在可检验性程度的比较上我向他请教他对这一论点的建议。
1932年初，我完成了那时被看作是《知识理论中的两个基本问题》一书的第一卷。书一开头主ว要是对维也纳学派学说的批判性讨论以及对这个ฐ学说的纠正，也用了一些很长的章节致力于对康德和弗里斯的批判。这本一直没有出版的书，先由费格尔读过，然后是卡尔纳普、石里克、弗朗克、哈恩、纽拉特，以及这个学派的其他一些成员；还有贡佩尔茨也读过。
1้9๗33年，石里克和弗朗克同意这本书在他们主编的《科学世界ศ观论文集》丛书里出版。这是大部分由á维也纳学派成员所写的一套丛书。但是，出版者斯普林格坚持这本书一定要大加精简。当这本书被接受时，我已写完了第二卷的大部分。这就意味着只能ม在出版者准备出版的页ษ数内提交一份我的著作的纲要。经石里克和弗朗克的同意，我拿出了一份从两ä卷中摘录组成的新的手稿。但是甚至这份手稿也由于太长而被出版者退还。他们坚持最多不过15个印张240页ษ。最后的摘录——它最后作为《研究的逻辑》得以表——是由我的舅舅瓦尔特·施夫编辑的，他无情地砍掉了大约全文的一半。我想，经过如此艰苦的努力而达到的清晰和明确，这一点我自己是做不到的。
我在这里几乎不可能提供一个成为我出版的第一本书的那个纲要的提纲。但有一两点我要提及。这本书提供了一种知识理论，同时也是一篇关于方法——科学方法的专题论文。这种结合是可能ม的，因为ฦ我把人类知识看成是由á我们的理论、假说、猜想组成的，看成是我们智力活动的产物。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对“知识”的看法：我们可以把“知识”看成是一种主ว观的“精神状态”，是有机体的主现状态。但是我却选择把它看作一种陈述的系统——要经受讨论的理论。在这种意义แ上的“知识”就是客观的，并且它是假说性的或猜测性的。
这种看待“知识”的方式使我有可能重新表述休谟的归纳问题。在这种客观的重新า表述中，归纳问题不再是我们的信仰问题——或我们信仰的理性问题——而是单称陈述“可观察的”单个事实的描述与全称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问题。
在这种形式中，归纳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全称理论不是从单称陈述中推论出来的，所以归纳法是不存在的。但是它们可被单称陈述反驳，因为它们可与可观察事实的描述相冲突。
再说，甚至在我们的理论受到检验之ใ前，我们就可以在客观意义上谈论“较好的”或“较差的”的理论：较好的理论是那些具有更多的内容和更强的说明力的理论都与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有关，我表明这些理论也是更可检验的理论，而且——如果它们经受住检验的话——是更经得住检验的理论。
归纳问题的这种解决产生一种科学方法的新理论，引起一种对批判方แ法、试错法的分析：提出大胆假说，使它们接受最严å格的批判以便弄清我们在何处犯了错误。
从这种方แ法论的观点来看，我们从问题开始我们的研究。我们总是现我们自己处在一定的问题境况中，而且我们选择一个ฐ我们希望能够解决的问题。这种解决总是尝试性的，是一个理论、一个假说、一个ฐ猜想。将各种相互竞争的理论加以比较和批判ศ讨论以便现它们的缺点，并且总在改变、总不定论的批判讨论结果构成所谓的“当代科学”。
因此归纳法是不存在的：我们决不能根据事实论证理论，除非用反驳和“否证”的方法。这种科学可以被描述为选择性的。达尔文主义的。与之相对照，断言我们是用归纳进行的或强调证实而不是否证的的方แ法理论是典型的拉马克主义的：他们强调环境的训导，而不是环境的选择。
可以提及的虽然这不是《研究的逻辑》的一个论点是：归纳问题的这种解决方法还指明了通向解决更古老的问题——我们信仰的理性问题的道路。因为我们第一次可以用行动的观念来代替信仰的观念；我们可以说行动或不行动是“理性的”，如果行动的执行与当时流行的科学批判讨论的状态是一致的话。对于“理性的”来说，再也没有比“批判的”更好的同义词了当然，信仰决不是理性的：中止信仰才是理性的，参照下面注释［2๐2๐6］。
我对归纳法问题的解决遭到了广泛的误解。我打算在我的《对我的批评者的答复》中ณ更多地谈一谈。
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17๕．是谁扼杀了逻辑实证主义แ？
于是，逻辑实证主义就名存实亡了，或者如同一场哲学运动一样永远消声匿迹了。
——约翰·帕斯ั摩尔
由于写作风格，我的《研究的逻辑》1934๒年末出版一书部分采取批判实证主ว义的形式。这本书1932年的未出版的原稿以及我于1933年写给《认识》的编辑们的短信也是如此。由于那时维也纳学派的主要成员对我的立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且把我这本书编进了弗朗克和石里克编的主要是实证主义的丛书里，所以《研究的逻辑》在这一方แ面有某些奇怪的后果。一个后果是直到这本书的英文版以《科学现的逻辑》为ฦ名于1959年出版时，英美的哲学家们只有几个例外，如·r·韦恩伯格似乎一直把我当作一个逻辑实证主义แ者——或者充其量也不过把我当作一个用可否证性代替可证实性的持不同意见的逻辑实证主义แ者。甚至一些记得我那本书表在这一丛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本人，也宁愿把我看成是一个盟友而不是一个批判者。他们认为ฦ他们可以作出一些让步——相互让步更好——和一些咬文嚼字的策略来避开我的批评。例如他们自己相信我会同意用可否证性来代替可证实性作为意义标准。而且因为ฦ我的抨击并没有击中要害跟逻辑实证主义作斗ç争决不是我的主要兴趣，所以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没有感到逻辑实证主义已๐遭到了严å重的挑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甚至以后，继续出现一些书籍和文章仍然沿用这种让步和改头换面的方法。但是到那时候，逻辑实证主义已消声匿迹好几年了。
众所周知，逻辑实证主义已是名存实亡了，然而却似乎没有人怀疑，在这里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谁负责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谁扼杀了它”？帕斯摩尔的优秀历史条目［在注11้0่中ณ引证］并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担心我必须承担这个ฐ责任。然而我并不是故意这样做的！我惟一的意图是指出我所认为的一些根本错误。帕斯ั摩尔正确地把逻辑实证主义的消亡归因于不可克服的内在困难，而大多数这些困难我已在我的讲演和讨论中，尤其是在我的《研究的逻辑》中指出了。维也纳学派的一些成员感到需要变革，这样就播下了种子。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些种子导致了维也纳学派的瓦解。
然而，维也纳学派的瓦解早于它的信条的瓦解。维也纳学派是一个令人佩服的组织，它确实是一个ฐ哲学家与第一流的数学家和科学家密切协作的独一无二的研究班子，这些人对逻辑和数学基础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同时也吸引了这一领域中ณ的两位最伟大的创新者：卡尔·哥德尔和阿尔弗雷德·塔尔斯基。维也纳学派的瓦解是一个ฐ最严重的损失。就我个人而言，我万分感激它的一些成员，尤其是赫尔伯特·费格尔、维克多·克拉夫特以及卡尔·曼格尔——更不用说菲利普·弗朗克和莫里茨·石里克了，他们不顾ุ我的书对他们观点的严å厉批判而接受了我的书。我又间接地通过维也纳学派结识了塔尔斯基，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3๑4年8月布拉格会议上，当时我带了《研究的逻辑》一书的校样；接着就是193๑4－19๗35年在维也纳；再一次是在19๗3๑5年9月的巴๒黎会议上。我认为ฦ从塔尔斯基那ว里学到的东西比从其他任何人那里学到的东西都多。
但是维也纳学派最吸引我的也许是“科学态度”，或者正如我现在宁愿称它为ฦ理性态度。这一点卡尔纳普在他的第一本重要著作《世界ศ的逻辑结构》的第一版前言的最后三段里作了精彩的阐述。卡尔纳普的许多论点我是不同意的，甚至在这三段中ณ的有些话我认为是错误的。因为ฦ，尽管我同意大多数的哲学体系有点“令人沮丧甓niederdru9๗d”，但是我并不认为“多数”哲学应受指责；而且我认为要肃清形而上学是个错误，以“它的论点不能得到理性的辩护”为肃清理由则ท是另一个错误。尽管尤其卡尔纳普反复要求“辩护”，在我看来是现在仍是一个严å重的错误，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卡尔纳普在这里是在为ฦ理性、为更伟大的智力责任申辩，所以他要我们学习数学家和科学家所采取的方แ法，并且把这种方法与哲学家们那种使人沮丧的方แ法进行了对照ั：哲学家们是以最少理性的或批判性的论证向我们展示ิ了他们那种矫揉造作的智慧和冒称僭取的知识。
正是在这种总的态度方面，启蒙的态度方面，以及对哲学的批判观点方แ面——对哲学不应是什么เ以及它应该是什么的观点——我仍然认为我与维也纳学派以及与它的精神之父贝特兰·罗素是非常一致的。这也许说明为ฦ什么我有时候会被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如卡尔纳普看作是他们的一员，并且认为我过分强调我同他们的分歧。
当然，我决不打算过分强调这些分歧。当我在写《研究的逻辑》时，我仅仅希望向我的实证主义的朋友和对手们提出挑战。我并非完全未成功。当卡尔纳普、费格尔和我于1932๐年夏天在提罗尔会面时，卡尔纳普阅读了我那尚未表的《基本问题》一书的第一卷后，使我感到惊奇的是，他后来不久在《认识》上表了一篇名叫《论原始语句》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他充分承认并详细介绍了我的一些观点。他总结了当时的情况，说为什么现在他把他所谓的我的“方法”“方แ法”Ｂ看成是迄今为止在认识论中ณ最好的方法。这个方法是物理学中检验陈述的演绎方法，是把所有的陈述，甚至检验陈述本身都看作是假说性的和猜想性的渗透在理论中ณ的方แ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卡尔纳普坚持这种观点，亨培尔也是如此。卡尔纳普和亨培尔对《研究的逻辑》的高度评价是有希望的迹像，而在另一方面，赖辛巴赫和纽拉特的抨击也是这样。
我在本书一开始就提到เ了帕斯摩尔的论文，因此在这里我也许可以说，我所认为的维也纳学派和逻辑实证主义瓦解的最终原因，不应归咎于它学说上的种种严重错误其中许多我已指出过，而应归咎于对重大问题的兴趣的衰退；归咎于埋头于细节“困惑”，尤其是词的意义；简言之，归咎于它的烦琐哲学。这一点被英美的后继者承袭了下来。
英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
18๖．实在论和量子论
虽然我的《研究的逻辑》对于有些人看起来也许有点像是对维也纳学派的批判ศ，但是它的主要目的是建设性的。我曾试图提出一种人类知识理论，但是我对人类知识的看法与古典哲学家们的看法迥然不同。一直到休谟、穆勒和马赫，大多数哲学家都把人类知识看成是某种固定不变的东西。甚至休谟，他自认为是个怀疑论者，并且写了《人性论》希望彻底改革社会科学，也几乎把人类知识和人类习惯混为一谈。人类知识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东西：如猫在席子上；尤利乌斯ั·恺撒遭到暗杀；草是绿色的。在我看来这一切根本不值得注意。值得注意的是有关问题的知识。知识的成长——现。
如果我们把知识理论看作是一种关于现的理论，那么เ最好考察科学的现。知识成长的理论尤其应该说明了物理学的成长以及物理学中各派意见的冲突。
1930年，我在赫尔伯特·费格尔的鼓励下开始写书，当时现代物理学正处于动乱之中。在1925年韦尔纳·海森堡就已创立了量子力学；但是几年之后，局外人——包括专业物理学家才认识到，已经实现了一个重大的突破。并且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歧见和混乱。两位最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玻尔——也许也是20世纪两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各持己见。他们的分歧直至1955年爱因斯坦去世时仍然同1้927年索尔威แ会议上出现的分歧一样没有变化。有一个ฐ广泛流传的神话说，玻尔在他同爱因斯坦的争论中获得了胜利；大多数有创见的物理学家都支持玻尔，并且同意这个神话。但是两位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德布罗意和薛定谔却很不满意玻尔的观点后来被人们称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他们按照一条独立的思路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了若干重要的对哥本哈根学派持不同意见者，特别是玻姆、邦格、朗代、马格瑙和维日耶。
哥本哈根诠释的反对者一直是少数，并且他们会仍然如此。他们之间的观点并不一致。但是，在哥本哈根正统派内也可以看出有许多分歧。这个正统派的成员似乎没有注意到这些分歧，或者他们无论如何没有为这些分歧担忧，正如他们似乎没有察觉到เ他们的观点中具有的困难一样。而这两点对局外人来说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
所有这些十分肤浅的评述也许说明为什么当我第一次努力掌握量子力学那时被称为ฦ”新的量子论”时，我感到不知所措。我根据书刊进行自学，有时同我谈论我的困难的惟一一位物理学家是我的朋友弗朗茨·乌ไ尔巴赫。我试图理解这个理论，而他怀疑这个理论是可理解的——至少是否可为凡人所理解。
当我认识到玻恩的量子理论统计学诠释的意义แ时，我才开始有所领会。起初，我并不喜欢玻恩的诠释：薛定谔原先的诠释由于美学上的理由á，并且作为一种关于物质的说明吸引了我；但是一旦我承认这种诠释是站不住脚的，而玻恩的诠释是十分成功的，我就坚持后一种诠释。因此，使我费解的是：如果玻恩的诠释被人们所接受，那么一个人又怎样能够坚持海森堡对他的测不准公式所作的阐释。似乎显而易见，如果量子力学应该用统计学来加以诠释，那么海ร森堡的公式也必须ี作如此诠释：它们必须被诠释为散射关系，也就是诠释为规定量子力学实验任何系列ต统计学散射的下限或齐性的上限。这种观点现在已被广泛接受了。然而我应该说明，起初我总不能清楚地区分一组实验结果的散射与一次实验中ณ一组粒子的散射；虽然我在“形式单一”的概率陈述中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但只有借助趋向性观念才能完全弄清楚它。
量子力学的第二个问题是著名的“波包收缩”问题。也许很少有人会同意这一问题是1้934年在我的《研究的逻辑》一书中得到เ解决的，但是一些很有能力的物理学家也承认这一解决的正确性。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指出出现在量子力学中的概ฐ率是相对概率或条件概率。
第二个问题所涉及到的或许是我考虑的主ว要之点——猜想后来展成为确信量子力学的诠释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概率计算的诠释问题。
第三个已๐解决的问题是一种状态的准备与测量之间的区别ี。尽管我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是十分正确的，并且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在一个ฐ思想实验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研究的逻辑》第7๕7节中。我非常重视这个错误；那时我不知道甚至爱因斯ั坦也犯了一些类似的错误，而且我认为我的过失证明了我的无能ม。我听说爱因斯坦的错误是1936年在哥本哈根“科学哲学大会”以后。根据理论物理学家维克多·韦斯科夫的提议，我受到เ了尼尔斯·玻尔的邀请，在他的研究所里逗留了几天进行讨论：先前我已为我用来反对冯·魏茨泽克和海森堡以及反对爱因斯ั坦的思想实验作了辩护，前两人的论据并不使我十分信服，但后者的论据确实使我信服，我也和梯尔林以及在牛津和薛定谔讨论了这个问题，薛定谔告诉我，他为量子力学而怏怏不乐，他认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理解它。因此当玻尔告诉我关于他与爱因斯ั坦的讨论——他后来在施尔普的《爱因斯坦》卷中描述了那些讨论——时我是处于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中。我并没有想到从这一事实中得到安慰：即根据玻尔的说法，爱因斯坦和我一样犯了错误；我感到我失败了，并且我不能抵制玻尔个性的巨大影响。在那些日子里，玻尔无论如何是不可抗拒的。我多少还是屈服了，尽管我仍然为我对“波包收缩”的解释作辩护。韦斯ั科夫似乎乐于接受它，而玻尔却过于渴望阐述他的互补性理论，以致不能ม对我为宣传我的解释所作的微薄努力给予任何注意，而我也没有坚持这一点，因为我满足于学习，而不是讲授。当我离别玻尔时，他那ว和蔼可亲、才华横溢、积极热情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我也几乎觉得无疑他是正确的，而我是错误的。但是我不能自信我理解了玻尔的“互补性”理论，并且开始怀疑是否有别的什么เ人也能理解它。虽然有些人显然已被说服，认为他们是理解了。正如爱因斯坦后来告诉我的，还有薛定谔也有这种怀疑。
这使我去思考“理解”问题。玻尔以某种方式断言，量子力学是不可理解的，只有古典物理学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我们不得不顺从这一事实：量子力学只能部分被理解，而且只有通过古典物理学的中介去理解它。这种理解的一部分是通过古典的“粒子图像”达到的，大部ຖ分是通过古典的“波图像”达到的；这两种图像是不相容的，它们就是玻尔称为“互补性的”。没有希望去更充分地或更直接地理解这个理论，要求的却是放弃要达到一种更充分理解的任何试图。
我猜想玻尔的理论是建立在对能ม够达到什么样的理解持十分狭隘的观点之上。看起来玻尔想到的是用图像和模型理解——用某种形象化理解。我认为这种观点太狭隘了，我终于展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即要紧的不是对图像的理解，而是对一种理论的逻辑力量的理解，就是说它的说明力，它对有关问题和其他理论的关系。多年来，我在讲演中展了这种观点，我想第一次是在阿尔巴赫19๗4๒8年和普林斯顿ู1950年，在剑桥一次关于量子力学的讲演中19๗53年或1้954年，在明尼阿波利斯1้962๐年，后来又在普林斯顿196๔3๑年以及其他地方当然也在伦敦。这个观点可在我新า近的一些论文中找到，虽然只是一个梗概ฐ。
关于量子物理学，数年来我一直是不抱信心的。我不能忘却我的错误的思想实验，并且，虽然我认为为自己้所犯的任何错误感到痛心是对的，但现在我认为我过分重视这个错误了。只是在1้948或1949๗年，与一位量子物理学家阿瑟·马尔赫进行了一些讨论之后我在《研究的逻辑》一书中引用了他的《论量子力学基础》一书的观点，我似乎才重新鼓起勇气再次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我又深入研究了原有的论据，并得出了以下结论：
Ａ决定论和非决定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