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国人民的理解，其实是很复杂的问题，所以也经常会遇到“两难”的选择。为ฦ了理解检证yi书的立场，有必要回顾“战争责任”这yi概念的基本含义及“战争责任论”在日本的演变轨迹。
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追究与思考，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yi个阶段是日本战败后的第yi个ฐ10年，这是关于“战争责任”讨论十分热烈的10年。
当时，通过东京审判与乙c丙级审判使日本人第yi次了解到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军人在亚洲战场上的暴虐行为，以日本为中心的左翼势力基于日本战后的统治体制和统治层与战前是yi脉相承的这yi认识前提，主张从政治与法律层面彻底追究国家的及以天皇为首的指导者的战争责任。日本认为自己早就受到日本政府的“弹压”而被迫转入地下，所以对于战争是没有责任的，能ม够真正站在同盟国的立场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不像yi般的日本人那样在追究战争责任的时候面临“两难”的选择。
另外，对战后西方แ的人道主义แ有新鲜感的自由主ว义知识分子由于在战争中对军部的统治存在压抑感，所以也接受占领军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的普遍理念。但他们对占领军伤害了日本的民族感情又有抵抗情绪，所以对占领军和左翼势力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具体的方式又难以接受，对从政治与法律的角度进行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态度消极。不过，他们可以根据西方的普遍的理念，反省包括自身在内的日本人在战争中缺乏自主性的问题，从内部的伦理的角度议论战争责任。自由主义者中ณ的yi部分人还指出了天皇的道义แ的责任，多数意见主ว张其退位。
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中期，从外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活动结束了，开始了日本国内关于战争责任追究的第二个1้0年，这yi阶段的特点是提出了主体性战争责任论的观点。
在战争后期，曾经作为学生兵被推上战场的yi批日本人这时已๐经成为ฦ社会的中坚，他们具有很深刻的战争体验，而yi部ຖ分人在战后初期又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แ与自由主义，因此在国民的战争体验与国民的战争责任之间发生了认识的分歧，通过“昭和史论争”建立了“战后历史学”，出现了研究战争责任新า的契机。这yi时期，由于许多揭露日本军队在中ณ国残暴行为的著作的出版，日本人开始了解了日本军队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以竹内好为代表的yi批知识分子提出了日本人应自觉地认识对中ณ国的战争责任，检讨战时的民族主义与对亚洲的战争责任问题，建立日本的民族主ว体性。这yi时期的战争责任的思考重视内部的与伦理的角度，即讨论为什么在日本人中关于战争责任的自觉性不强，阻碍日本人主ว体性地思考战争责任的原因在哪里等。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到第三个ฐ阶段，这yi阶段的特征是开始深入思考天皇与国民的战争责任。因为以基督教c佛教为中ณ心的宗教人士及战时尚在小学读书，即当时的“少年国民”都开始考虑战争责任的问题了。
这yi时期由于在国会上争论靖国神社国家管理法案，对天皇与国家神道的批判提上了日程。战后迅速转为接受民主教育的yi代人开始对在战时接受的军国主ว义แ教育及其教师与父母怀有强烈的不信任感，开始基于自己的战争体验而思考战争责任。同时，由于美国对越南的轰炸及越战的扩大，日本国内的反战运动发展，影响到对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与战争犯罪的实态进行追究的活动，当然，对美国在战争后期的无差别轰炸和投放原子弹的责任也有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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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9๗
1982年，围绕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如何记述侵略等问题，国内外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批判都十分活跃。日本的知识分子在这yi背景下就南京大屠杀c东京审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显然，这些在新的研究领域中的实证性研究促使上述对日本战争责任思考更具有伦理的自觉性。战争责任的认识与战争责任的对象领域都在扩大。
以冷战结束为ฦ转折点，日本关于战争责任的思考进入第四阶段。在这yi阶段，曾在冷战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战争被害国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发出了强大的追究的声音，对日本国内追究战争责任的活动也有极大的影响。海外的战争被害者的声音传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大众层面的战争责任的认识与对外交流。冷战时期，战争责任问题常常被保守力量涂ิ上意识形态的色彩，右翼攻击思考战争责任的日本人是被“洗脑”。但在冷战结束后，对人权侵害的问题突出出来。对以“慰安妇”为代表的战争犯罪的追究是把战争犯罪从侵犯人权的角度进行理解。还有yi批法律家基于对人权侵犯的立场，不仅思考战争责任问题，而且考虑对战争受害人的“战后补偿”问题，开始了战后补偿的实际行动。
总之，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追究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也有不同的立场。有站在马克思主ว义แ立场上的思考，有站在亚细亚主ว义的民族主ว义立场上的思考，也有站在女权主义立场c基督教立场或市民主义立场上的思考。马克思主ว义的立场与基督教的立场虽然属于比较弱的少数派，但是对天皇的战争责任的问题有独特的重大贡献。其他的各种立场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作用，而女权主义แ和市民主义แ在现阶段则起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四
以上我们分析了日本战后关于战争责任思考的历史过程，如果以这yi历史过程为参照系，检证yi书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的分析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呢？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检证yi书将日本的战争责任加以分解，认为日本的政治军事的指导者c军人cນ媒体分别对局面的形成应承担不同的责任。这yi分析反映了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严格来说是个人的责任认识的yi种意见，据说多数人赞成这样的意见。这种认识的特点yi是将责任分解到个人，二是把yi般的日本人作为导致战争失败的指导者的“欺骗”对象，以受压制和受欺骗的被害者的立场对战争责任进行的追究。当然，本书也意识到日本国民确实应当从道义层面上对曾经全力支持战争的战争责任进行反思，反省自身的战争责任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发动15年对外战争不仅仅是国家领导人的行为，它更是yi场全民总动员的国家总体战。
这样的战争责任的追究是不是需要呢？正如渡边先生所说的，从日本人自身利ำ益的角度进行的这种战争责任的思考还是有必要的。渡边先生曾说过：经过战后60年，可以说加害者与被害者都几乎不存在了。而如果我国对战争责任的所在不进行检证，搞清楚，不清楚政治与道德的责任的话，与有关国家间的历史性的和解就将是长期而困难的事情，相互理解不充分，总是失大于得。
检证yi书对日本的战争责任所进行的分析，使用了战后6๔0多年来的战争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站在认真思考问题和积极反省的立场，从日本的角度提出的对战争教训的总结与分析，也值得我们重视，是值得肯定的。进行这样的思考与反省，从思想上来说，需要有yi个痛苦的过程，但是如果不对具体人的责任进行具体的分析，在日本说“反省”和“谢罪”确实是空泛的，容易流于形式。
战后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的实际情况是：东京审判ศ包括对乙c丙级战犯的审判处罚了yi批战争领导人和重大的战争罪犯，但对于日本的直接的战争责任者的追究仍然是很不彻底的。导致这种不彻底的原因，yi般认为是日本战后处理的特殊性。所谓的特殊性，主要是指战后盟国对日本的占领ๆ其实是美国的单独占领，所以战后的处理是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ฦ第yi原则ท考虑。美国为了顺利地实施占领政策而免除了包括天皇的战争责任在内的重大的战争责任的追究。而在冷战开始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又对日本实施“宽大”的讲和政策，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而与此相反，侵略战争中ณ受害最大的亚洲各国的国际地位却没有得到解决，无法对日本的战后处理施加影响。
前言1้0
进入20世纪9๗0年代以后，围绕战争责任问题出现了许多新า的情况，本来是在战后的审判中被掩盖的战争责任浮出了水面，对这些问题的道义的评判同战后初期已๐经有相当大的不同。例如，细菌战的战争责任不是单纯的违背国际公约的问题，更严重的是日本军队使用活人进行的“人体实验”，只要追究这种具有“超级”的反人道性的行为，作为日本人就必然要受到良心的谴责。而化学战的战争责任也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因为处理日本军队遗弃在中国的化学武器已经纳入了新的国际公约的规定，那些化学武器在战后依然在伤害着人们。更典型的是被旧日本军队强征的慰安妇的问题，因经济高速发展而忘乎所以的日本人在韩国进行的“妓生”观光深深刺痛了韩国妇女的战争记忆，在侵略战争及日本的殖民地统治中ณ受到迫害的人们纷纷站出来，要求日本给予赔偿和谢罪的活动，甚至得到เ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在这样的背景下，检证yi书对日本的战争责任的思考是有积极意义的。渡边先生在本书日文版的最后这样说：对于战争责任进行政治与道德性的判断是必要的，这样困难的课题必须要提出来，应由á日本人自己้首先对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政治道德性的责任进行检证。从中确实可以看出渡边先生为代表的yi批日本知识分子的苦心。对此，美国知名的中ณ国问题专家奥维尔·谢尔曾著文说：
要让yi个国家诚实地面对曾经制造了战争罪行cນ种族屠杀c无端入侵其他国家，或者曾经虐待和杀害它自己的国民的痛苦事实并不是yi件很容易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尽管有无数的倡议要审视它的战争罪行，尤其是它对中国的占领ๆ，但是迄今为止官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举动，而德国人则对他们的战争罪行承担了集体责任。尽管读卖新า闻独特的公众努力并不是出于政府的倡议，但是可以把它看做是日本所可能进行的yi次可以接受的“官方”调查并且做出了适当的道歉。
不过，作为中ณ国的读者，我仍想就该书的yi些问题谈yi谈自己的看法。
第yi个问题是：检证yi书侧重于追究个人战争责任的方แ式，与战争被害国的人民把日本整体作为战争加害国的思考角度还是不同的。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日本国家的责任，“战争责任”是指发动侵略战争的yi方对战争受害的国家与国民应负的责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yi概念是专门指日本在20世纪3๑0年代发动侵华战争及亚洲c太平洋战争的责任。所谓国家的责任，就是应首先明确根据在东京审判ศ中ณ明确的原则ท，这yi责任包括发动战争破坏和平的责任，对平民实施违反人道主ว义的暴行的责任，虐待俘虏和使用国际公约禁止的大规模杀伤武器等责任。战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及许多地方的军事法庭被审判的甲cນ乙cນ丙级战犯当然应承担“战争责任”，而尽管没有被作为战犯，但许多直接参加过战争甚至违反了上述原则的人，也理所当然地负有“战争责任”。
对日本应负的战争责任从国家责任的角度进行的判ศ断有时是需要具体到个ฐ人的，这样才便于从法律层面对战争指导者的战争犯罪进行制裁，在这种情况下忽视个人的战争责任是不适合的。然而，单纯地追究个人的战争责任，有强调事件偶然性的危险，是不是有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国家战争责任的危险呢？
也许人们还记得，战后日本第yi任首相东久迩宫曾提出“yi亿人总忏悔”的主张，有人认为ฦ那也是yi种关于战争责任的认识。其实，那只不过是将战争责任分解到每个日本国民的身上，要求全体日本国民为战争的失败承担责任的目的而已。1้946年3๑月成立的由币原喜重郎首相领ๆ导的“战争调查会”也提出过要对日本人的战争责任进行调查的建议。但是，其调查的目的是：“为了后世让国民们可以借鉴反省并心服口服，希望能完成yi个强有力的报告”，而调查的原则ทyi是为了明确战争败北的原因和真相，二是不包括追究战争犯罪者责任。据说调查委员中ณ曾有人提出过要求声讨“开战责任”，但是被否决了。可见，这种战争责任的追究更强调的是对战争失败的技术层面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苏联代表认为“日本政府是为了在下yi次战争中绝对不败北而在进行战争计划的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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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1
所以，如何处理个人责任与国家责任关系的两重性，是战争责任的追究是否能够深入，中日历史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中日关系能ม否得到改善的大问题。应当把战争指导者的责任放在政治系统和政治集团的大环境中ณ进行分析，明确地区分战争指导者与国民的战争责任。相对来说，对战争指导者的责任的追究应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对指导者的战争责任的分析和对国民的责任的分析，最终还是要归到日本作为国家的战争责任的分析。
需要指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检证yi书在对各种人物的战争责任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后，基本归纳为政府首脑的“缺乏国际感觉”和“纵容军部独断ษ专行”，军事指导层的“yi系列的判ศ断错误”，军队官僚的“鲁莽行事c介入政治c歪曲国策”等等，而普通的日本人则是受这些官僚与军人的愚弄，甚至天皇也是被这些人架空。应当说，这些人的责任当然都是存在的，问题是单纯从日本人被“欺骗”的角度对战争责任进行检证是否全面与科学，是否能ม够将真正的战争犯罪责任进行彻底的追究。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了：战后对日本国民层面的战争责任的追究几乎完全被忽略了。日本国民俨如旁观者，忽视了自己参与战争的责任。即使讨论日本国民的战争责任，也压倒性地将其局限于日本国内问题，仅仅从日本国民的战争受害立场上认识战争责任，极其“缺乏对其他民族的责任意识”。检证yi书仍然缺乏从正面谴责日本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行为的立场，所以想得到战争被害国国民的积极认可是有yi定难度的。其实，战后日本国民站在被害者立场上对战争责任的“检证”还少吗？广岛c长崎的“原爆资料é馆”自不待言，遍布日本全国各地的和平资料馆其实都是在对战争进行谴责。然而，为什么日本仍然在国际社会留下了缺少反省的印象呢？这yi情况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日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过了战后的半个世纪，以致到冷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许多日本人发现在这yi问题上竟然面临着战后政治选择的十字路口。
第三个ฐ需要指出的问题是警惕“无构造历史观”的影响。所谓“无构造历史观”，是指在研究历史问题的过程中，以进行微观的实证研究为ฦ理由，强调各事件之间的非连续性c偶发性c外因性，而回避诸事件之间的必然的联系与事件的必然性。以中日关系为例，有的学者不把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政策以至发动战争看做是在yi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yi系列ต有前因后果的必然行动，而是孤立地研究这yi过程中的具体事件，所以在他们的笔下，对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等都只有歌颂，而没有批判。检证yi书中ณ对许多历史过程，就比较侧重从偶然性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多次讲到“卢沟桥事件本身是偶发性极高的事件，如果冷静地加以处理，全面战争的危机是有可能ม得到回避的”；又比如不止yi次地强调推荐东条英机出任首相的内大臣木户幸yi的错误选择导致了日美开战。在许多具体问题的分析上，给人的感觉也是在强调战争失败的战术原因。曾经有日本学者将日本之所以战败的原因归咎于6次日美间决战的失误，如没有料é想到美军航空母舰出现的中ณ途岛海战cນ错误地判断ษ美军全面反攻时机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等。检证yi书的论述角度也与之ใ相同。人们不禁要问：如果离开对战争性质的判断ษ，离开对战略决策是否科学的判断ษ，单纯从技术性的战术角度思考战争失败的原因能够成立的话，那么เ追究战争责任又有什么意义呢？
从近代日本的发展过程来看，用偶然性显然是不能科学地解释历史的。正是从这样的无构造的历史观出发，检证yi书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进行论述后，从另yi角度肯定了木户幸yic铃木贯太郎c东乡茂德c米内光政等人的所谓“和平的努力”，也批评了“围绕昭和战争的美国与苏联的责任”。站在真正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的立场，检证yi书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显得有些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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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2
五
关于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是在他去世后近20่年来包括日本社会在内国际社会比较关心的问题，也产生了许多的研究成果。由于目前披露的历史资料仍然有限，何况在国际社会这仍是yi个ฐ见仁见智的问题，我在此并不想对检证yi书中ณ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的分析进行评价，但是想借此机会介绍yi些近年来关于天皇战争责任研究的成果。
19๗89年昭和天皇去世前，日本媒体关于天皇的形象是：他根据自己的意志所作的政治决定只在几个ฐ特别的时期，那就是田中义yi的辞职c“二二六事件”和“终战”，其余的时候则是作为“立宪君主”，根据大臣们的辅弼行事。这yi建立在战后日本主流思想中的天皇的形象在其去世之际在大众中再次被宣传。然而，从那之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天皇去世前后公布了yi系列ต记录天皇具体言论活动的宫中近臣和政府的高官们的日记等新史料，其中以内大臣牧野伸显cນ侍从次长河合弥八c侍从武官长奈良武次c小仓库次等人的日记为代表，当然也包括昭和天皇独白录等与免除天皇战争责任有关的新史料。这些史料对搞清天皇的战争责任的研究有很大的促进，使其政治行动进yi步地具体化和明确化了。于是，天皇与政治问题基本无关的不自然的形象开始发生了变化，尽管仍没有比较yi致的结论，但总的来说关于天皇的讨论更加趋向客观和自由á。
日本天皇去世以后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曾经获得普利策奖的美国学者约翰·大卫的战败和赫伯特·比克斯的真相：裕仁天皇与侵华战争新华出版社ุ出版等。这些研究再次强调了以下的认识，即：把天皇描写为对辅佐他的人尽管不满意也只能ม做出“裁可”意见的“立宪君主ว”的形象，从而免除天皇的战争责任，是以维护“国体”为ฦ目的的日本的政治统治层和为了使占领政策得以顺利的实施而利用天皇的权威的美国政治上层双方意见yi致的战略合作的产物。
检证yi书似乎并没有或者并不赞成上述对天皇的形象的改变，因此基本没有对那些新的研究予以考虑，仍然在强调“天皇其实没有统帅权的实质性权限”。但是我们看到有的日本学者已๐经就美国学者的意见做出了反应。yi些学者认为：近代的天皇制中，天皇是作为与复杂的多元性的国家辅弼机构对抗而存在的，而形式上又是国家意思的最终的裁决者，这两方面特征构成了天皇制的政治体制。近代的天皇，基本上是在辅弼的基础上行动的受动的君主ว，但是又有在yi定的限度内的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的拥有亲政权力的能动的君主。也有学者则提出许多史料，证明在各种关键时刻，天皇不仅参与制定战略，决定战役计划，选定时间等，而且还对进行中的现地军事行动进行干涉，以至于没有他的干涉，某些变化根本就不能发生，而且这样的行为不在少数，有时甚至每天如此。他还监管，甚至偶尔评论方แ面军司令向下属部ຖ队发布的命令，尽管不能确定他做到เ了什么程度。
检证yi书认为天皇“yi直是在立宪国家的君主权限内活动，对于内阁的意见，yi般不表示反对”，但是包括日本学者在内的国际上的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天皇对军事的强烈关注的事实，说明他是能动的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作出判断ษ和决定的君主，可以干预重要的政治c军事的决定。赫伯特·比克斯教授也认为“天皇是解决政府指导者间的争论，促使其形成yi致意见从而产生行动计划的过程中的当事者”，而在“作为日本多元主义政治的领导层的yi员参加”的时候，他的作用是作为ฦ“皇室的家长”的基本立场而行动的。也有许多研究证明：很难说是政府被军部拖入了战争。准确地讲是近卫在陆军中yi派的支持下，决心利用yi个小事件，实现惩罚中队，巩固在北京cນ天津地区控制的大目标。在这yi点上，近卫得到了的天皇的支持。天皇中止度假回到皇宫，认真听取了情况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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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3
事实上，自日本投降后，就有许多知识分子对天皇制与天皇的战争责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著名的政治学家丸山真男的超国家主义的理论与心理yi文，从天皇制压制了主体性的角度加以批评。不过，他自己承认，尽管这是他经过半年多的痛苦思考而提出的结论，但是并没有触及天皇制的核心问题。他认为ฦ对于许多问题的疑问，yi直持续到昭和天皇去世的1้989年。加藤周yi在1946年专门写了论天皇制的文章，指出天皇制是“剥夺了个人的自由和主ว体意识，使人们缺少责任感，从而道德颓废”的原因，因此是必须废除的。中野好夫则说得更明确：“如果对天皇制永远持暧昧态度的话，日本人就永远没有自己的政治能ม力，很可能是半永久性地处于未成年阶段”。针对有些保守派认为是天皇抑制了军部的力量而决定投降的，并将此作为拥护天皇的理由的主张，中野分析说：“其实这恰恰说明了国民的政治力量的虚弱，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这yi现象暴露出我们的国民政治素质处于未成年阶段”，所以，只有废除天皇制ๆ才能使国民的政治素า质提高。
之所以举出上述学者的观点，是想说明关于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无论是战后初ม期还是天皇去世后，都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研究与讨论，对于这些研究与讨论，似乎不能无动于衷。既然讨论日本的战争指导者的责任，就无法回避天皇的责任。如果根据所谓的明治宪法认为天皇是被限定了权限的最终决策者，如果确认了无须追究也不能追究其战争责任的体系，所谓的政治指导者的政治责任究竟在哪里呢？日本的许多学者认为：正是在这yi问题上的暧昧，导致了日本国民关于战争责任认识的浅薄。他们还认为：战后日本国民对战争指导者的追究，充其量也没有超过追究所谓“君侧”的水平，所以才出现了政治家为其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寻找种种理由的奇怪现象。
六
这些年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许多人都关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本新民族主义势力的抬头，关注日本政治的右倾化问题，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评。媒体关于这yi方面的报道应当说是比较充分和及时的。但是，仔细分析yi下就会发现，中ณ国国内之所以针对日本右翼势力进行批评，多数媒体之所以对日本政治右倾化问题进行大量报道，都是因为在日本国内发生了进步势力与右翼及保守势力的激烈斗争。例如，2๐0世纪9๗0年代中ณ期活跃起来的“自由主ว义史观研究会”和“新า历史教科书编纂会”，其实都是对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历史教科书“改善”的趋势的反动。历史教科书之所以向承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方向“改善”，源于战后日本“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努力。日本的新า民族主义的活跃，虽说交织着种种复杂的因素，但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前期强烈追究日本战争责任c战后责任的新动向构成了导火索。从这个ฐ意义上，关注日本社会追究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新动向是很重要的。但遗憾的是，人们往往看到了最后的现象，看到了教科书后来的“改恶”，却忽略了产生这yi现象的原因，即曾经发生的教科书的“改善”。媒体对这些情况的报道也是十分薄弱的。我之所以认为ฦ很遗憾，是因为长期忽略๓这yi问题，使我们对多元化的日本国内的斗争局面缺乏็科学的把握，从而丧失我们与日本进步势力共同思考与共同斗争的有利的时机。
作为中ณ国的学者，我固然对这本书还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的意见甚至是针ฤ锋相对的。但是，我认为读卖新闻在日本新民族主义势力抬头，政治总体右倾化的环境下，能够勇敢地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大声疾呼日本的“战争责任”，不是仅仅依靠“匹夫之勇”就能够做到เ的，需要的是深刻的思辨能ม力。我们应当对他们的思想的形成进行深入的思考。从渡边先生的谈话及这本书中，我们已๐经看到了在战争责任问题上日本人“深刻的内心斗争与矛盾”，看到เ日本人在战争历史的感情认识中的障碍。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日本人在这yi问题上的思考与努力。本书迈出了读卖新闻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第yi步，期待今后能走出第二步cນ第三步。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很容易理解，甚至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即使是同样的理论，对于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与不同的生活环境下生活的人来说，感受也是不yi样的。今年是“卢沟桥事变”爆发70周年，也是南京大屠杀发生70周年。如果这yi检证能够在70年后的今天引起更多日本人的思考与反省，从而抵制极端民族主义的叫嚣，那么就可以说取得了yi定的成功。
前言14
这些年来，我们翻译出版的日本方面的书籍是很多的。翻译这些书籍的基本意义แ，yi般来说是需要更好地了解对方，许多翻译者的前言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们说需要了解，就是因为ฦ对方与我们的观点有可能不同，甚至也可能对立。但即使是为了辩论，也需要首先了解对方。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翻译这本书也是必要的。众所周知，目前中日两ä国学者正在进行共同历史研究，这yi共同研究的第yi步，就是要相互了解。翻译这本书，与其说是赞成其观点，毋宁说是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从中了解日本学者的认识，是希望能够创造yi种相互理解的环境。我在前面已经讲过，对于这本书中的有些观点，我是赞同的，但对yi些资料的可靠性和追究的角度与立场，我也是有不同看法的。正如有人评论的：尽管这本书不留แ情面地点出了应该承担战争责任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姓名，但人们还是可以从其结构与行文中嗅出yi丝内心并不情愿承担责任的感觉。不过我想，无论我们是同意还是反对，首先是需要了解对方的见解。没有了解就不会展开讨论，而没有讨论，就没有相互间的理解，没有相互理解，就没有中日关系的未来。
2๐007年6月
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c中ณ日共同历史研究中ณ方委员会首席委员
序
对于历经13年多，直到194๒5年才结束的那场战争，读卖新闻社在社内设立了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用yi年多时间进行调查检证，将结果总结为本书，并陆续出版日文版c英文版和这本中文版。
本书的内容，先在读卖新า闻上连载yi年。读卖新闻发行量现已达到10่0่0万份，影响巨大。占日本大部分人口的青少年已经不知晓那场战争。作为日本最大的报社，有责任向包括他们在内的多数国民告知那场残暴的战争是何人cນ何时c何地c用什么方法cນ出于什么动机发动的，并且为何直到เ多数城市变成焦土仍不能停止的原因。
我本人作为日本陆军最后yi届的二等兵最低级别士兵，体验过军队生活，而在应征入伍之前的学生时代也接触过自由á主义思想，如果被宪兵与思想警察发现是要被镇压的。已经到了8๖1岁的我,ไ剩余的时间不多了。在担当报社ุ的总主笔期间，我意识到日本人应该亲自把那场战争的经过和其责任研究明白，这就是策划ฐ这次检证战争责任活动的动机。
所谓甲级战犯，即政府c军部首脑等负责人，已经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被审判，判决为7๕人绞刑cນ16人无期徒刑c2人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