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说的“历史意识”是人类文明中一个很晚的产物。在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的时代它才刚刚露面。而且甚至连希腊思想家们也仍然不能为历史思想这种特殊的形式提供一种哲学的分析。这样一种分析直到十八世纪才出现。历史的概念是在维柯和赫尔德的著作中才第一次臻于成熟的。当人最初ม认识到时间的问题时，当他不再被封闭在直接欲望和需要的狭窄圈子内而开始追问事物的起源时，他所能现的还仅仅是一种神话式的起源而非历史的起源。为了理解世界——物理的世界和社会的世界——他不得不把它反映在神话时代的往事上。在神话中，我们看到了想要弄清事物和事件的年代顺ิ序，并提出关于诸神和凡人们的宇宙学和系谱学的最初尝试。但是这种宇宙学和系谱学并不意味着名副其实的历史的区分。过去、现在和未来仍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形成了一个无差别ี的统一体和无分化的整体。神话的时间没有任何明确的结构，它仍然是一种“永恒的时间”。从神话意识的观点来看，过去从未消失过，它永远是此时此地。当人开始解开神话想象的错综之ใ网时，他感到自己被放逐到了一个ฐ新า的世界，他开始形成一种新的真理的概念。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的希腊历史思想展，我们就能追溯这个过程的各个阶段。修昔底德是观察并描述他自己时代的历史并以清晰的批判ศ精神回顾过去的第一位思想家。而且他意识到เ了这是一个ฐ新的决定性的步骤。他深信，明确地区分神话思想和历史思想、区分传说与真实，乃是使他的著作成为ฦ“不朽财富”的典型特点。另一些伟大的历史学家们也有类似的感受。兰克在一份自传概ฐ略๓中告诉人们，他最初是如何意识到他作为ฦ一个ฐ历史学家的使命的。当他年轻的时候他深深地被瓦尔特·司各特的富于浪漫色彩的历史作品所吸引。他以强烈的好感阅读这些作品，但有些地方则使他不满。当他现关于路易十一与大胆理查之间的斗ç争的描写与历史事实公然相违时，他大为ฦ震惊：
“我研究了孔米尼以及同时代的一些赞赏他的作品的报道，开始深信，象司各特的《昆丁·杜华德》中所描写的那ว样一个路易十一和大胆查理，从来就没有存在过。通过这种比较我现，历史的根据无论如何要比一切浪漫小说更美、更有趣味。我对浪漫小说感到เ厌恶并决心在我的著作中ณ避免一切虚构和捏造，始终坚守事实。”
然而，把历史的真实定义为ฦ“与事实相一致”——使事物与理智相一致——这无论如何不是对问题的令人满意的解答。这是回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毫无疑问，历史学必须从事实开始，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这些事实不仅是开端而且还是终端，是我们历史知识的起点和终点。但是，历史的事实是什么เ呢？一切事实的真实都包含着理论的真实。当我们说到เ事实时我们并不只是指我们直接的感觉材料é，我们是在思考着经验的也就是说客观的事实。这种客观性不是被给予的，而总是包含着一种活动和一种复杂的判断ษ过程。因此，如果我们想要认识各种科学的事实——物理学的事实，生物学的事实，历史的事实——之ใ间的区别，我们就必须以对判ศ断力的分析开始。我们必须ี研究这些事实赖以被理解的诸知识形态。
物理事实与历史事实之ใ间的区别ี何在？这二者都被看成是同一个经验实在的组成部分，二者可以说都具有客观的真理。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弄清这种真理的性质，我们就得从不同的方面着手。一个物理的事实是靠观察和实验来确定的。如果我们成功地用数学的语言，用数的语言描述了给予的现象，那么这种客观化的过程就达到了它的目的。一个不能用这种方法来描述的现象，一个不能化归为一种测量过程的现象，不是我们的物理世界的一部ຖ分。麦克斯·普朗克在规定物理学的任务时说，物理学家必须测量一切可测量的事物，并且使一切不可测量的事物成为ฦ可测量的。并非一切物理的事物或过程都是可直接测量的，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要依赖于间接的证实或测量方法。但是物理的事实总是借因果律而与其它可直接观察或可直接测量的现象相联系的。如果一个ฐ物理学家对一个实验的结果有所怀疑的话，他可以重复之ใ改正之。他会现他的对象每时每刻๑都存在着，准备回答他的问题。但是对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情况就不同了。他的事实属于过去，而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我们不可能重建它，不可能在一种纯物理的客观的意义上使它再生。我们所能ม做的一切就是“回忆”它——给它一种新า的理想的存在。理想的重建，而不是经验的观察——乃是历史知识的第一步。我们所说的科学事实，总是对一个我们预先提出来的科学问题的回答。但是历史学家所能针ฤ对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他不可能面对事件本身，也不可能ม进入以往生活的各种形式。他只能间接地与他的题材打交道：他必须ี查阅原始资料。但是这些原始资料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物理事物，它们全都包含着一个新的特殊的要素า。历史学家象物理学家一样生活在物质世界之ใ中，然而在他研究的一开始他所现的就不是一个ฐ物理对象的世界，而是一个符号宇宙——一个ฐ由各种符号组成的世界。他先就必须ี学会阅读这些符号。一切历史的事实，不管它看上去显得多么เ简单，都只有藉着对各种符号的这种事先分析才能被规定和理解。除了各种文献或遗迹以外，没有任何事物或事件能ม成为我们历史知识的第一手的直接对象。只有通过这些符号材料的媒介和中介，我们才能ม把握真实的历史材料——过去的事件和人物。
在进入对问题的一般讨论以前，我想举一个ฐ特殊的具体例子来阐明这一点。大约三十五年以前，一件古埃及的抄本在埃及一所房子的废墟下被现。这份抄本上有一些铭刻๑文字，似乎ๆ是一个律师或公证人关于他的事务的记录——遗嘱的草稿，法律的合同，等等。直到这时为ฦ止，这份抄本只属于物质世界，它不具有历史的意义，而且可以说，不具有历史的存在。但是，当这最初的抄本经过仔细的考察以后能够被认出是直到เ当时为止还不为人知的米南德喜剧的四个ฐ残篇时，它的第二内容就被现了：从这一刻起，这个抄本的性质和意义แ完全改变了。这里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物质碎片”，这份抄本已经成了具有最高价值和重要性的历史文献。它证明了希腊文学展上的一个重要阶段。然而这种意义并不是显而易见的。这个抄本必须ี受到各式各样的批判ศ检验，接受语言学的、文体学的、文学的以及美学的仔细分析。在这种复杂的过程以后，它不再是一个ฐ单纯的事物了，而是充满着意义。它已经成了一个符号，而这个符号使我们对希腊ຘ文化——希腊的生活和希腊的诗歌——有了新的认识。
所有这些似乎都是一目了然，清楚明白的。但是，极为奇怪的是，恰恰是历史知识的这种基本特征，在我们现代关于历史方法和历史真理的讨论中ณ被完全忽视了。大多数作者都在逻辑中，而不是在历史学的对象中ณ寻找着历史与科学的区别。他们以最大的努力来建立一个ฐ新的历史的逻辑。但是所有的这些尝试都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逻辑，归根结底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一律的东西。逻辑只有一个ฐ，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历史学家在探讨真理时象科学家一样受制ๆ于同样的形式规则。在他的思考和论证方แ式中，在他的归纳推理中，在他对原因的追查中，他都象一个物理学家或生物学家那样服从于同样的普遍思想法则。就人类精神的这些基本理论活动而言，我们不可能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之间作出任何区别。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同意笛卡儿的话：
“全部科学合在一起就是人类的智慧，这种智慧尽管能ม用于各种不同的学科，但始终是一个整体，不会因此被分化成不同的东西，正如太阳光不会由于照耀在不同的事物上就会被分化成不同的东西一样”。
不管人类知识的对象会是如何地相异，知识的各种形式总是显示出内在的统一性和逻辑的同质性。历史思想与科学思想并不是靠它们的逻辑形式而是靠它们的对象与题材而被区分的。如果我们要描述这种区别，那ว么เ就不能ม满足于只是说，科学家是与现存对象打交道而历史学家则ท与过去的对象打交道。这样的区别ี是会引起误解的。科学家完全可能象历史学家一样探讨事物的遥远起源。例如康德就曾作过这种尝试。1้7๕55年，康德提出了一个天文学理论，这个理论同时也是物质世界的普遍历史。他运用了新的物理学方法——牛顿的方法——来解决一个历史的问题，在这样做时，他展了星云假说，借助这个假说他试图描述从以前的无分化无秩序物质状态到现在的宇宙秩序的进化。这是一个自然历史的问题，但这并不是真正意义แ上的历史。历史学并不以揭示物理世界的以往状态为目的，而是要揭示人类生活和人类文化的以往阶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可以利ำ用各种科学的方法，但是不能使自身局限于只有靠科学方法才能得到的材料上。没有任何对象会逃脱自然的规律，历史学的对象也不是孤立和自足的实在，它们被包含在物理对象之中。但是尽管如此它们可以说属于更高的维度。我们所说的历史的含义并不改变事物的形态，也并没有在事物中现一种新的属性。但是它确实给了事物和事件新的深度。当科学家想要追溯以往时，他除了当前观察材料的那些概念和范畴以外没有任何概念或范畴可以利用。他靠着回溯因果之ใ链而把现在与过去相联系。他在现在中研究过去留下来的物质痕迹。这就象地质学或古生物学的方法。历史学也必须从这些痕迹开始，因为没有它们它就不可能ม走出一步。但这仅仅是最初ม的准备性的工作。历史学在这种现实的、经验的重建之外又加上了一种符号的重建。历史学家必须学会阅读和解释他的各种文献和遗迹——不是把它们仅仅当作过去的死东西，而是看作来自以往的活生生的信息，这些信息在用它们自己้的语言向我们说话。然而，这些信息的符号内容并不是直接可观察的。使它们开口说话并使我们能理解它们的语言的正是语言学家、语文文献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工作。历史学家与地质学家或古生物学家的工作之间的基本区别，不是在于历史思想的逻辑结构，而是在于这个特殊的任务、特殊的使命。如果历史学家未能ม译解他的文献的符号语言的话，历史对他就仍然是一部天书。在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学家与其说是一个ฐ科学家不如说是一个ฐ语言学家。不过他不仅仅研究人类的口语和书写语，而且力图探究各种一切各不相同的符号惯用语的意义แ。他不仅在各种书本、年鉴或传记中寻找他的文章内容，而且必须读解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考察一块帆布的颜色、大理石或青铜的雕像、大教堂或庙宇、硬币或珠宝。但是，他并不是只以一个想要收集和保存旧时代财富的古董商的心情来看待所有这些东西的。历史学家所寻找的毋宁是一个旧时代的精神的物化。他在法律和法令、宪章和法案、社会制ๆ度和政治机构、宗教习俗和仪式中ณ寻找着共同的精神。对真正的历史学家来说，这样的材料不是僵化的事实而是活的形式。历史就是力图把所有这些零乱的东西、把过去的杂乱无章的支梢末节熔合在一起，综合起来浇铸成新的样态。
在历史哲学的近代奠基者之中，赫尔德最清晰地洞察到了历史过程的这一面。他的著作不只是对过去的回忆，而是使过去复活起来。赫尔德并不是专门的历史学家，他没有留แ给我们大部ຖ头的历史著作，而且即使是他的哲学成就也是不能与黑格尔相比的。然而，他是新的历史真实观的拓荒者。没有他，就不可能ม有兰克或黑格尔的著作。因为赫尔德具有使过去复活，并使人的道德、宗教和文化生活的一切断篇残迹都能雄辩地说话的巨เ大个人能力。激起歌德的热忱的正是赫尔德著作的这个特点。正如歌德在一封信中ณ所说的，他在赫尔德的历史叙述中ณ所现的并不仅仅只是“人类的表皮外壳”。使他极度钦佩的乃是赫尔德的“清扫法——不仅仅只是从垃圾中淘出金子，而是使垃圾本身再生为活的作物”。
正是这种“再生”，这种过去的新生，标志出伟大的历史学家的特征。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曾把历史学家称为回顾的预言家。除了是对过去的一种预言以外，也是对过去的隐蔽生活的揭示。历史学不可能ม预告未来的事件，它只能解释过去。但是人类生活乃是一个有机体，在它之中ณ所有的成分都是互相包含互相解释的。因此对过去的新的理解同时也就给予我们对未来的新的展望，而这种展望反过来成了推动理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一种动力。对于这种回顾和展望的双重世界观，历史学家必须选定他的出点。他只有在自己้的时代才能找到这个ฐ出点。他不可能越他现在的经验的状况。历史知识是对确定的问题的回答，这个回答必须是由过去给予的；但是这些问题本身则ท是由现在——由á我们现在的理智兴趣和现在的道德和社会需要——所提出和支配的。
现在与过去之ใ间的这种联系是无可争辩的；但是从这种联系中我们却可以得出关于历史知识的确定性和价值的非常不同的结论。在当代哲学中，克罗齐是最激进的“历史主义แ”的斗士。对他来说，历史不只是实在的一个ฐ特殊领域而是实在的全部。因此，他的论点——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导致了哲学与历史的完全等同。在人类的历史王国之ใ上和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存在领域，也没有任何哲学思想的题材。相反的结论则是由尼采得出的。尼采也坚决认为，“我们只有站在现在的顶峰才能解释过去”。但是这个主张对于他只是猛烈攻击历史的价值的出点。在他的《不合时宜的看法》中——他以此书开始了他作为一个哲学家和现代文化的批评家的工作——尼采向所谓我们时代的“历史感”提出了非难。他试图证明，这种历史感不仅不是我们文化生活的优点和特权，而且是它的内在危险。它正是当代的弊端。历史除了作为ฦ生活和行动的仆人以外没有任何意义แ。如果这个仆人篡夺了权力，如果他自立为主ว人，那他就阻碍了生命的活力。由于历史带来的过度的负荷，我们的生命已经变得萎靡不振。它阻碍了建立新的业绩的强有力冲动并且使实干家无能为力。因为ฦ我们大多数人只有忘掉一切才能有所作为ฦ。这种不受任何限制的历史感如果推到它的逻辑尽头，也就是把未来连根拔掉。但是这种评价是依赖于尼采在行动的生活和思维的生活之间所作的人为ฦ区别的。当尼采进行这种攻击时，他还是叔本华的信徒和学生。他把生命看成是盲目意志的显现。盲目性对尼采来说就是真正能动的生命的条件本身；而思想和意识则是与生命力相对抗的。如果我们拒绝了这个假设，尼采的推断ษ也就站不住脚了。我们关于过去的意识当然不应该削弱我们的行动能力。如果以正确的方法加以使用的话，它会使我们更从容地审视现在，并加强我们对未来的责任心。人如果不意识到他现在的状况和他过去的局限，他就不可能塑造未来的形式。正如莱布尼茨常说的：后退才能ม跳得高onrecນédepouruter。赫拉克利特为物理世界写了这样的格言：上升的路和下降的路是同一条路。在某种意义แ上这同样可以运用于历史的世界ศ。甚至连我们的历史意识也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把时间的相反两端联接了起来，从而使我们感受到เ人类文化的连续性。
这种统一性和连续性在我们理智文化的领ๆ域——数学史、科学史、哲学史——中变得尤其明显。没有一个人曾会想写一部数学或哲学的历史而不清楚地看到这两ä门科学的体系问题。在哲学上属于过去的那些事实，如伟大思想家们的学说和体系，如果不作解释那就是无意义的。而这种解释的过程是永无止境的。当我们的思想达到เ了新的中心和新า的视野时，我们就一定会修正自己的看法。在这方面最典型最有启性的例子或许莫过于关于苏格拉底的形象的变化了。我们有色诺芬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有斯多葛派的、怀疑论派的、神秘主义派的、唯理论派的和浪漫派的苏格拉底。它们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然而它们都不是不真实的；它们每一个ฐ都使我们看见了一个新า的方面，看到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及其理智和道德面貌的一个ฐ独特的方面。柏拉图在苏格拉底身上看到เ了伟大的辩证法家和伟大的伦理导师；蒙台涅ื则看见了承认自己้无知的反独断论的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与浪漫派思想家们则强调苏格拉底的反讽。而就柏拉图本人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到เ同样的展。我们有一个神秘主义แ的柏拉图——新柏拉图主ว义的柏拉图；一个ฐ基督教的柏拉图——奥古斯ั丁和马尔西利奥·菲奇诺的柏拉图；一个理性主义的柏拉图——门德尔松mosesmendelssohn的柏拉图；而不太久以前我们又得到一个康德式的柏拉图。我们可以对所有这些不同的解释付之ใ一笑，然而，它们不仅有着消极的一面而且还有着积极的一面。它们在对柏拉图著述的理解和系统评价上全都作出了它们自己的贡献。每一派都坚决地主张柏拉图著作中的某一方แ面，而每一这样的方面都只有借助复杂的思维过程才能显示ิ出来。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中谈到เ柏拉图时指出了这个ฐ事实。他说：“……在对照一个作者关于他的论题所表达的思想时，……现我们理解他胜过他理解他自己，这是丝毫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因为他还没有充分地规定他的概ฐ念，所以他有时在言谈时或甚至在思考时，就与他自己的意愿相违。”哲学的历史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一个概念的充分规定极少是第一个ฐ引进该概ฐ念的思想家的工作。因为一个哲学的概念一般说来更多地是一个问题而不是对一个问题的解决——而这个问题只要还处在它最初的潜在状态中时，它的全部意义แ就不可能被理解。为了使人们理解它的真正的意义，它就必须成为明显的，而这种从潜在状态到明显状态的转变则是未来的工ื作。
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反对理由：这种持续的解释和再解释的过程在思想的历史中确实是必要的，但是当我们来到“实在的”历史中——人和人类行动的历史中时，这种必要性就不再有效了。在这里我们仿佛象是在和不容怀疑而又明显可知的事实打交道，这些事实只是为了被认知才必须被联系起来。但是，即使连政治史也都不能违背普遍的方法论法则ท。在解释一个ฐ伟大思想家及其哲学著作时有效的东西，在判ศ断ษ一个伟大政治人物时也同样有效。弗里德里希·贡道夫friedri9dolf已๐经写了一整本书——不是写凯撒，而是写凯撒声誉的历史以及从古到今对他的性格和政治使命的不同解释。即使在我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许多基本的趋势也只有在相当晚的阶段才证实了它的全部力量和重要性。一种政治理想和一个社会纲领ๆ，开始时总是处在比较模糊的、潜在的状态，后来通过展才变得明确起来。
se莫里森semorison在他的美国史中写道：
“……早ຉ期美国人的许多观念都可以追溯到母邦。在英格兰，这些观念已经存在了许多世纪，尽管在都铎王朝和辉格党人手中曾遭到เ某种曲解和挫折。在美国它们找到了自由展的机会。这样我们……现，顽固的英国旧偏见在美国的《人权法案》中保存了下来，而在英国早ຉ已废弃的制度……则ท在美国诸州中ณ几乎丝毫不变地一直保持到เ十九世纪中叶。美国无意之中ณ使大不列颠宪法中长期潜在着的东西明显地挥出来了，并且证明了在乔治三世的英国已经大部ຖ分都被忘掉了的那些原则的价值。”
在政治史中使我们感兴趣的绝不是赤裸裸的事实。我们想要理解的不仅是行动而且是行动者。我们对各种政治事件进程的判断，取决于我们对那ว些参与这些事件的人们的看法。当我们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个别的人时，我们就必然会改变我们对这些事件的看法。然而即使如此，一种真正的历史眼光如果没有一个不断ษ修正的过程也是达不到的。费里罗的《罗马兴衰史》在许多重要观点上都不同于蒙森对同一时期的叙述。这种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是由á于：两位作者对西塞罗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然而，要想对西塞罗作出公正的评价，只是知道他执政期间的一切事件、他在揭露卡提林纳阴谋时以及在庞培与凯撒之ใ间的内战中所起的作用，那是不够的。要是我还不了解这个ฐ人，要是我还不理解他的人格和个性，所有这些材料é就仍然是暖昧含糊意义不明确的。要想达到这个ฐ目的，一些符号的解释是必要的。我必须ี不仅仅只是研究他的演说和他的哲学著作，还必须阅读他给女儿多利亚以及他的密友们的信件，并且必须ี对他的个人风格的迷人之处和不足之处有亲身的感受。只有把所有这些详情细节综合在一起，我才能ม看清西塞罗及其在罗马政治生活中的作用的真实面貌。除非历史学家永远做一个纯粹的编年史作者，除非他自己满足于按年月顺ิ序讲述事件，否则ท他就必须永远执行这个ฐ非常困难的任务：他必须在历史人物的数不清的而且常常是自相矛盾的言论的背后现统一性。
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想从费里罗的著作中引证另一个典型的例子。罗马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决定了罗马未来命运从而也决定世界未来的一个ฐ事件——就是阿克兴角海战。通常的说法是，安东尼的失败是因为ฦ克娄巴特拉造成的。她惊恐万状并且对战局已๐经绝望，调转船头逃跑了。安东尼决定追随她，为了克娄ไ巴特拉而抛弃了他的士兵和朋友。如果这种传统说法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们真该同意巴斯噶的名言了——我们就真要承认，如果克娄巴๒特拉的鼻子长得短一点，整个世界的面貌就会不同了。但是费里罗以完全不同的方แ式来读历史文本。他宣称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恋爱故事只是一个ฐ传说。他告诉我们，安东尼并不是因为热恋克娄巴特拉才与她结婚。相反，安东尼是在追求一个伟大的政治计划：
“安东尼要的是埃及而不是它的美人儿女王；他想通过这种王朝婚姻在尼罗河流域建立罗马的保护领ๆ地，并且能ม为波斯战役而吞食托勒密王国的财富。……这种王朝婚姻ี保证能使他捞到เ一切实际的好处，而又不必冒吞并的风险；所以他采取了这个ฐ凯撒可能也曾图谋过的计策。……安东尼和克娄ไ巴特拉的风流韵事，至少在一开始完全是一种政治交易。克娄巴特拉试图靠着这个联姻稳固她的摇摇欲坠的政权；安东尼则借此把尼罗河流域变成了罗马人的保护领地。……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实际历史是东方与西方แ的斗争中ณ最悲剧性的插曲之一，这个斗争使罗马帝国苦恼了四个世纪之久，直到最后使帝ຓ国毁灭。……根据这些方面来看，安东尼的举动就变得非常清楚了。安东尼通过这个婚姻把埃及置于罗马的保护之ใ下，这乃是他企图把他的统治中心转移到东方แ的政策中的一个决定性行动……”
如果我们接受了对安东尼和克娄巴特拉的品质的这种解释，那ว么个ฐ别的事件，即使是阿克兴角海战，就都以一种新的不同面目出现了。费里罗宣称，安东尼从战斗中ณ逃跑，决不是由于恐惧，也不是出于盲目而狂热的爱情的一个ฐ行动，而是事先精心策划好的一次政治行动：
“克娄巴特拉以一个自负而任性的女王、一个野心勃勃的女人的顽强、信心和热情，全力劝说安东尼……从海路退到埃及。……安东尼在7月初似乎就已๐经打算放弃这场战争返回埃及。然而，宣告他打算把意大利拱手交给渥大维，宣告他打算抛弃共和国的事业、背叛元老院的议员们他们已经为他离开了意大利，那是不可能ม的。因此克娄巴๒特拉别ี出心裁地想出了另一个ฐ诡计：应当打一场掩盖退却的海ร战。部分军队应当派到舰队上，而另一些部队则ท应当迅派去守卫希腊一些最重要的军事据点；舰队应当开出去以便战斗并且只要敌军前进就应当起进攻，然后就可以扬帆驶向埃及。”
关于这个ฐ叙述的正确与否我在这里并不打算提出任何看法。我想用这个例子来说明的是对政治事件作历史解释的一般方法。在物理学中ณ，只要我们成功地把事实安排在三重系列秩序——空间、时间、因果的秩序中，这些事实也就得到了说明，从而也就得到了充分的规定。当我们说到เ物理事实的实在性或真实性时，我们所指的正是这种规定性。然而，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却属于一个不同的更高的秩序。在这里我们也要规定各种事件的空间与时间。但是当着要调查这些事件的原因时，我们就面临了一个新的问题。如果我们知道了编年史顺序上的一切事实，我们可能会对历史有一个一般的框架和轮廓，但我们不会懂得它的真正生命力。而理解人类的生命力乃ี是历史知识的一般主ว题和最终目的。在历史中ณ，我们把人的一切工作、一切业绩都看成是他的生命力的沉淀，并且想要把它们重组成这种原初的状态——我们想要理解和感受产生它们的那种生命力。
就这一点而言，历史思想并不是实际历史过程的翻版，而是它的颠倒。在我们的历史文献和遗迹中我们现，一种过去的生活已经开始采取一定的形式。人不可能过着他的生活却不去时时努力地表达他的生活。这种表达的方式是多种多样无穷无尽的，但它们全都证实了同样的基本倾向。柏拉图的爱情理论把爱情定义为对不朽的向往。在爱情中人奋力打破他的个人的短暂生存的锁链。这种基本的本能可以用两种方แ式来满足：
“凡是在身体方面生殖力旺盛的人都宁愿接近女人，他们的爱的方式是求生育子女，因此使自己得到不朽，得到名字的久ื传，而且依他们自己想，得到后世无穷的福气。……但是凡是在心灵方面生殖力旺盛的人则ท长于孕育心灵所特宜孕育的东西。”
因此一种文化可以被形容为ฦ是这种柏拉图式爱情的产物和结果。即使在人类文明的最原始阶段，即使在神话思想中，我们也能看见这种对死亡的事实的强烈反抗。在较高的文化层次——宗教、艺术、历史、哲学——中，这种反抗以新า的形式表现出来。人开始在他本身中现一种新า的力量，靠着这种力量他敢于向时间的力量挑战。他脱出单纯变化着的事物，致力于使人类生命永垂不朽。埃及金字塔似乎就是为追求永恒而建的。伟大的艺术家们把他们的作品看成和说成是永恒的纪念碑。他们自信他们已经竖立了一个不会因岁月的流逝朝代的变迁而毁灭的纪念碑。但是这种权利是受一个ฐ特殊的条件约束的：人的劳动成果为了持久ื地存在下去，就必须不断ษ更新和重建。一个ฐ物理的事物是通过它的物理惯性而保持其现存状态的，只要它没有被外来力量所改变或毁灭，它就会保持它的原来性质。但是人的劳动成果却很容易在另一个方面受到损伤。它们常遭受的变化和衰微不仅是在物质的意义上而且还是在精神的意义แ上的。即使它们的实体的存在延续着，它们也处在丧失它们的意义แ的不断威胁之ใ中ณ。它们的实在是符号的，不是物理的；而且这样的实在从不停止要求得到解释和再解释。——历史学的伟大任务正是从这里开始。历史学家的思想与其对象的关系是完全不同于物理学家或博物学家的。物质的对象独立于科学家的工作而保持着它们的实存，而历史的对象却只有当它们被回忆起来——而且这种回忆的活动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时才是真正存在的。历史学家必须不仅象博物学家那ว样观察他的对象，而且还必须把它们保存起来。他想要保持它们的物理存在状态的希望随时都可能ม受挫。烧毁亚历山大利亚图书馆的那把大火使数以万计的宝贵文献付之一炬；但是即使是幸存下来的遗物，如果不是靠着历史学家的工作而不断ษ使之充满活力的话，也会逐渐地消เ失的。为了占有文化的世界ศ我们必须不断地靠历史的回忆来夺回它。但是回忆并不意味着单纯的复制活动，而是一种新的理智的综合——一种构造活动。在这种重建中，人的精神转到了原过程的相反方向。一切文化成果都来源于一种凝固化稳定化的活动。人如果不具有使他的思想客观化并使之ใ具有坚固而持久的形态的特殊能力的话，那他就不可能交流他的思想和感情，从而也就不可能生活在社ุ会的世界中。在这些固定静止的形态后面，在人类文化的这些物化成果后面，历史寻找着原动力。伟大历史学家们的才能正是在于：把所有单纯的事实都归溯到它们的生成fieri，把所有的结果都归溯到เ过程，把所有静态的事物或制度都归溯到เ它们的创造性活力。政治历史学家们给我们提供的生活充满了激情与情感，充满了政党间的激烈斗争、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但是，要使一部历史著作富于生气，并不必包含所有这些东西。当蒙森写他的《罗马史》时，他是作为一个ฐ伟大的政治史家并且以一种新的近代的语调说话的。他在一封信中ณ写道：“我要把那ว些古人从他们所居的虚幻的高台上拉到เ真实世界中来。这也就是执政官不得不变成一名镇长的原因。或许我已๐经做过了头，但是我的意愿是无可指责的。”蒙森的后期著作看来象是用一种完全不同的风格来构思和写作的，然而它们并没有失去它们的戏剧特性。初看起来，把这样一种特性赋予那些论述最枯燥题材的著作，例如关于造币史或罗马公法史的著作，这似乎是奇怪的。但实际上它们却贯穿着同样的精神。蒙森的《罗马国家法》并不是各种宪法的单纯汇编。这些法律充满了生命力；我们在它们的背后感受到了那些当初一定要建立这样一个体系的伟大力量。我们感受到了能够创造罗马法这种体制的独一无二的伟大理智力量和道德力量，感受到เ了罗马精神在安排、组织、指挥上的才能ม。在这里，蒙森的意图也是要向我们展示ิ在罗马法的镜子中反映出来的罗马世界：“只要法学忽视国家和人民，而历史与语文文献学忽视法律，那么二者都只是在徒劳无益地敲着罗马世界的大门。”
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历史学的任务，那么近几十年来一直讨论得如此激烈并且已经如此众说纷纭的许多问题，就都能ม够毫无困难地迎刃而解了。现代哲学家们常常企图去建立一个专门的历史逻辑。他们告诉我们，自然科学是以关于共相的逻辑为基础的，而历史科学则ท是以关于殊相的逻辑为基础的。文德尔班把自然科学的判ศ断ษ称之为ฦ制定法则的nomotheticນ，而把历史科学的判断ษ称为描述特征的idiographicນ。前者给予我们普遍的法则，后者则ท向我们描述特殊的事实。这个区分成了李凯尔特全部历史知识理论的基础。“经验的实在，当我们从普遍的方面来考察它时就成为自然；当我们从特殊的方面来考察它时就成为历史。”
但是，用这种抽象的人为的方แ式把普遍性和特殊性分离开来，那ว是不可能的。一个判断ษ总是这两个ฐ要素的综合统一——它包含着一个ฐ普遍性的成分和一个特殊性的成分。这些成分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互相包含互相渗透的。“普遍性”并不是一个ฐ指称某一思想领ๆ域的术语，而是对思想的功能ม之真正品性的表达：思想总是普遍的。另一方แ面，对特殊事实的描述，对一个“此时此地”的东西的描述，也绝不是历史科学的特权。历史事件的一次性常常被看成是历史与科学的根本区别所在，然而这个ฐ标准是不充分的。一个向我们描述不同地质时期地球的不同状态的地质学家所给予我们的就是关于各种具体而唯一的事件的报道。这些事件不可能被重复，它们决不会以同样的次序再次生。在这方แ面，地质学家的描述与一个历史学家的描述——例如格里戈里维斯ัgregorovi－us所告诉我们的关于中世纪罗马城市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历史学家并不只是给予我们一系列按一定的编年史次序排列的事件。对他来说，这些事件仅仅是外壳，他在这外壳之下寻找着一种人类的和文化的生活——一种具有行动与激情、问题与答案、张力与缓解的生活。历史学家不可能ม为所有这一切而明新า的语言和新的逻辑。他不可能不用一般的语词来思考或说话。但是他在他的概念和语词里注入了他自己้的内在情感，从而给了它们一种新的含意和新า的色彩——个人生活的色彩。
历史思想的基本二律背反恰恰正是在这一点上开始的。毫无疑问，伟大历史学家的与众不同之处正是在于他的个ฐ人经验的丰ถ富性和多样性、深刻性和强烈性。否则他的著作就一定是死气沉沉平庸无力的。但是在这种方式下，我们怎么可能ม希望达到历史知识的最终客观性，我们怎么可能现事物和事件的真理呢？一种个ฐ人的真理不是一种语词上的矛盾吗？兰克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愿望：为ฦ了使自己成为事物的纯粹镜子，以便观看事件实际生的本来面目，他愿意使他自己的自我泯没。然而十分清楚，这个自相矛盾的陈述是打算指出一个ฐ问题而不是一种解答。如果历史学家成功地忘却了他的个ฐ人生活，那ว他就会由此而达不到เ更高的客观性。相反，他就会使自己้无权作为一切历史思想的工具。如果我熄灭了我自己的个人经验之光，就不可能ม观看也不可能判断其他人的经验。在艺术的领域里，如果没有丰富的个人经验就无法写出一部艺术史；而一个人如果不是一个ฐ系统的思想家就不可能ม给我们提供一部哲学史。在历史真理的客观性和历史学家的主观性之ใ间的表面对立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解决。
最好的解决法或许不应到兰克的话中而应当到เ他的著作中ณ去寻找。在这里我们现了对究竟什么是历史客观性什么不是历史客观性的真正解释。当兰克出版他的最初的著作时，他的历史真实观并没有被他的同时代人普遍理解，而是遭到เ了猛烈的抨击。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冯·莱鸥hnleo当时指责兰克“胆怯地回避表达个ฐ人观点”；他轻蔑地把兰克的著作形容为ฦ女士们和业余艺术家喜爱的瓷器画ฑ。今天，这样的一种评价已๐经显得不仅是极不公正而且是荒唐可笑的了。然而稍后的批评家们尤其是普鲁士学派的历史学家们还是坚持这样的评价。海ร因里希·冯·特赖奇克抱怨兰克的冷冰冰的客观主义“没有说明叙述者的内心站在那一边”。有时候兰克的反对者们以嘲弄的口气把兰克的态度和个人风格比作歌德《浮ด士德》第二部中ณ斯ั芬克斯们的态度：
我们坐在金字塔前，阅尽诸民族的兴亡；
战争、和平、洪水泛滥——
都象若无其事一般。
然而，这样的嘲笑是非常浅薄的。没有一个研究过兰克著作的人会不感受到他的个人生活和宗教情感的深沉。这种情感渗透了他的全部历史著作。但是兰克的宗教兴趣宽广到了足以包括宗教生活全部ຖ领ๆ域的程度。在他敢于大胆地描述宗教改革运动以前，他已经完成了他的巨著《教皇史》。恰恰正是他的独特的宗教观阻止他以一个狂热者的方式或以一个单纯辩护士的方แ式来处理宗教问题。他把历史看成是伟大的政治观念与伟大的宗教观念之间的永恒冲突。为ฦ了观看这种冲突的真正面貌，他不得不研究这部ຖ历史剧中ณ的所有党派和所有角色。兰克的同情心是真正历史学家的同情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同情心。它并不含有好恶感或党派偏见，而是同时容纳朋友和敌人。这种同情的方式可以与伟大诗人们的同情方แ式相媲美。欧里庇得斯并不同情美狄亚；莎士比亚并不同情麦克白夫人或理查三世。然而他们使我们能ม理解这些人物，他们了解这些人物的情感与动机。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这句格言既ຂ不适用于解释伟大的艺术家们的作品，也不适用于解释伟大的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他们的同情并不包含任何道德判断，并不包含对个别行动的任何褒贬。当然，历史学家是完全自由地作判ศ断的，但是在他下判断ษ之前他先希望能理解和解释。
席勒最早提出了这样一句名言：世界历史就是末日的审判die9๗eltgescນ9๗eltgericນht。这句格言后来得到黑格尔的一再赞赏并把它变成了他的历史哲学的要旨之ใ一。黑格尔说：
“特殊民族和特殊精神的命运和行为ฦ是这些精神的有限性的现象辩证法。从这种辩证法中产生出普遍精神，即无限的世界精神。这种精神在这些命运和行为中，在作为ฦ末日审判的世界历史中，行使着它的权利ำ、它的高于一切的权利。世界的历史就是末日的审判，因为在它的绝对普遍性中ณ，包含着所有特殊的东西——家庭、市民社ุ会和民族——它们成为观念性的东西，成为ฦ它的从属的、但是有机的成员。精神的运动就在于把所有这些特殊的形式展示出来。”
即使是兰克，不管他是多么เ反对黑格尔的基本观点，也一定会同意这一点的。不过他不太以自以为是的态度来看待历史学家的使命。他认为，在世界历史的伟大审判中，历史学家必须为判ศ决作准备而不是宣布判决。这远远不是道德中ณ立；恰恰相反，它是最高的道德责任感。根据兰克的看法，历史学家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的辩护律师。如果他作为一个法官来言，那也只是作为ฦ预审法官来说话的。他必须收集这桩公案中的一切文献以便把它们提交给最高法院——世界历史。如果他在这个任务上失败了，如果由于党派的好恶成见他隐瞒或篡改了一点点证据，那ว么他就玩忽了他的最高职责。
历史学家的尊严和责任心，对他的任务的这种伦理意识，乃是兰克的主要功绩之一，并且也使他的著作具有极其广阔而不受拘束的视野。他的广博的同情心能够包容所有时代和所有民族。他能ม够以同样公正而不带民族偏见的精神撰写教皇史和宗教改革史、法国史和英国史，以及关于土耳其人和西班牙君主制ๆ的著作。对他来说，拉丁民族和条顿民族、希腊ຘ人和罗马人、中世纪和近代民族国家，意味着一个尾相贯的有机体。每一部新的著作都扩大了他的历史视野并且提供了一个ฐ更为自由更为广阔的前景。
许多不具有这种自由公正精神的兰克的反对者们试图把非做不可的事情装成出于好心才做的。他们断言，不带政治激情，不带民族偏见，就不可能写一部ຖ政治史著作。普鲁士学派的代表人物特赖奇克甚至拒绝研究非普鲁士档案馆的材料é。他唯恐这样的研究会影响他对普鲁士政治生活的好评。这样一种态度在一个政治小册子作者或宣传员那里或许是可以理解和可以谅解的，但是在一个历史学家那里则ท象征着历史认识的失败和破产。我们可以把这种态度比之ใ于伽利ำ略的那些反对者们的心理状态——这些人顽固地拒绝使用望远镜来亲自证实伽利略๓天文学现的真实性，因为ฦ他们不希望改变他们对亚里士多德体系的绝对信仰。我们可以用雅各布·布克哈特的话来批判ศ这样的历史观：
“除了盲目地颂扬我们自己的国家以外，另一个更艰巨的职责是我们作为公民所义แ不容辞的，这就是：把自己培养成为富于同情、善于理解的人——这样的人把真理以及与精神事物的密切联系视作最高的善，他们能够从这种知识中ณ诱导出我们作为公民的真正职责，即使这些职责并不是我们生来具有的。在思想的王国里，最高的公正和正义就是：一切国界都应当被抹掉。”
正如席勒在他的审美书简中所说，存在着一种表现激情的艺术anartofpassion，但不可能有一种“本身是激情的艺术”pas－sionaທteart。这同样的激情观也适用于历史学。对激情的世界ศ——政治的野心，宗教的狂热，以及经济和社ุ会的斗争——了无所知的历史学家，只会给予我们非常枯燥抽象的历史事件。但是，如果他想要获取历史真理的话，他本人就不能逗留于这个ฐ世界ศ。他必须赋予所有这些激情的材料é以理论的形式；而这种形式，象艺术品的形式一样，决不是激情的产物和结果。历史学确是一部关于激情的历史，但是如果历史学本身试图成为激情，那么它就不再是历史。历史学家本人一定不能表现出他所描述的那些感情，那些暴怒和疯狂的情绪来。他的同情是理智的和想象的，而不是情感的。我们在一个伟大历史学家著作的字里行间感受到的个人风格并不是情感的或修辞学的风格。一种修辞学的风格可以有许多优点，它可以感动和取悦读者，但却没有抓住主要之ใ点：它不可能把我们引向对事物和事件的直观以及自由公正的评判。
如果我们牢牢记住历史知识的这种特性，那就很容易把历史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力求达到的那种客观性的形式区别开来。一位伟大的科学家——麦克斯ั·普朗克，把科学思想的全部过程形容为一种排除一切“人类学”成分的不断努力。为ฦ了研究自然并且现和制ๆ订自然规律，我们必须忘掉人。在科学思想的展中ณ，拟人的成分逐渐地被迫退入后台，最终在物理学的理想结构中完全消失。历史学则是以完全不同的方แ式从事研究的。它只有在人类世界ศ中才能生存和呼吸。象语言或艺术一样，历史学从根本上讲就是拟人的，抹杀它显示人的特点的方面，也就毁灭了它独特的个ฐ性和本性。但是历史思想的这种拟人性并没有对它的客观真理构成任何限制ๆ或妨碍。历史学并不是关于外部事实或事件的知识，而是自我认识的一种形式。为了认识我自己，我不能ม力图越我自己้，这正象我不能跃过我的影子一样。我必须ี选择相反的道路。在历史中，人不断地返回他自身；他力图追忆并实现他过去的全部经验。但是这种历史的自我并不是一个单纯个人的自我。它是拟人的，但并不是以自我为ฦ中心的。用一种悖论的形式来表达的话，我们可以说，历史学在努力追求一种“客观的拟人性”。藉着使我们认识到人类存在的多态性，它使我们摆脱了追求一种独特而单一的要素า的偏见和妄想。历史知识的目的正是在于对自我，对我们认识着和感觉着的自我的这种丰富和扩大，而不是使之埋没。
关于历史真理的这种理想展得非常缓慢。甚至连异常丰富和深刻的希腊精神也没能ม使它达到充分的成熟。但是在近代意识的进展中，现和制ๆ定这种历史观已经成了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十七世纪，历史知识仍然被另一种真理的理想遮掩着。历史还没有现它的显要地位，它被数学以及数学的物理学夺去了光彩。但是，随着十八世纪的开始，近代思想的一个新า方向出现了。十八世纪常常被看成是一个非历史的或反历史的世纪。但这是一种片面的错误观点。十八世纪的思想家们乃是历史思想的真正先驱。他们提出了新า的问题并且明了回答这些问题的新า方法。历史研究乃是启蒙运动哲学的必要手段之一。不过在十八世纪，实用主义แ的历史观仍然十分盛行。在十九世纪以前，在尼布尔和兰克以前，还没有任何新า的批判概念出现。然而，正是从十九世纪开始，近代的历史观牢固地树立起来了并且把它的影响扩展到เ了人类知识和人类文化的全部领域。
然而，要规定历史真理和历史方法的独特品性，并不那么容易。许多哲学家都倾向于宁愿否认而不是阐明这种独特品性。他们认为ฦ，只要历史学家继续坚持特殊的个ฐ人观点，只要他在谴责或赞扬、称许或非难，他就决不可能完成他的本来任务。他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歪曲了客观真理。历史学家必须摆脱他对各种事物和事件的偏好才能观看到它们的真相。这种方法论的公设在丹ล纳的历史著作中ณ得到了最清晰最有影响的表述。丹ล纳宣称，历史学家必须象一个自然科学家那样行事。他必须使自己不仅摆脱一切因袭的偏见，而且要摆脱一切个人的偏好和一切道德标准。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的导引中说：
“我所遵循的而且已经为一切精神科学开始采用的近代方แ法，不过是把人类的事业……看作事实和产品，指出它们的特征，探求它们的原因。本着这种方แ法，科学既不为什么เ辩解，也不谴责什么เ。植物学研究桔树和棕树，松树和桦树时不持任何偏见；精神科学也必须采取同样的态度，它们无非是一种实用植物学，只不过研究的对象不是植物，而是人的作品。这就是时下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得以彼此互相日益接近的总潮流，由于这种潮流，精神科学就能获得与自然科学同样稳固的基础和同样的进步。”
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个观点，历史的客观性问题似乎就以最简单的方式被解决了。象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一样，历史学家也必须研究事物的原因而不是判断它们的价值。丹纳说：
“不管事实是物理的还是精神的，它们全都有它们的原因；野心、勇气、忠实，都有一个原因，正象消化作用、肌肉运动、性欲冲动也都有原因一样。恶与善就象矾与糖一样都是结果；而且每一复杂的现象都是来源于它所依靠的另一更简单的现象。那么就让我们象寻求物理特性的简单现象那ว样去寻求精神特性的简单现象吧。”
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会现同样普遍而持久的原因
“呈现于每一时刻๑、每种情况、每个地方，并且总是起着作用的、破坏不了的，而且到最后毫无疑问是决定一切的。因为ฦ阻碍它们的那些偶然事件是有限的和局部ຖ的，最终总是服从于这些普遍而持久的原因力的呆滞刻板、一成不变的重复；在这样一种方式下，事物的一般结构和事件的主要特征，就是这些原因所做的功；而形形色色的宗教、哲学、诗歌、工业、社会和家庭的组织，在事实上都仅仅是这些原因的标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