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早想沟通与红军的联系，一时尚无头绪，现在高福源回来了，而且似乎带有某种特殊的使命，他当然乐่于尽快见到他。但使不但不想让他看出他的这种焦急的心情，并觉得对他的诚意还要看一看，甚至认为他应当先试试他的胆识。……
从这个通电看，他没有把事情的真相全讲出来，对蒋他还是留有余地的。他还是以大局为ฦ重，从团结抗日这个大前提下来讲话的。这也不过是向国人告别，略抒衷肠而已。
张学良看到เ部属团结，抗日的决心很大，心情激动地说：“感谢诸位对学良的厚爱。大家都已知道了，我很快就要出国，但我不打算在国外久留แ，不久就回来。在当前民族危机日益严å重的时刻，我本不想离开部队的，但人家催得急，甚至连出洋的手续都替我办好了，怎能ม不走？不过，大家也不要误解，这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ฦ必要，蒋先生是为大局着想，对本人也是仁至义尽，大家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对不起蒋先生，就是对不起我。所以，我走以后，你们更要以大局为ฦ重，好好地干，要团结对敌，共赴国难。东北，我们是一定要收复的，不收复东北，我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兄弟姐妹，也对不起先大帅在天之灵。现在，中央给我们河北这个ฐ地盘子，由孝候（于学忠）负责，一定要全力以赴，守住我们的防线。”
蒋介石摇着大折扇，对坐在他对面一位戴金丝眼镜、穿白西装的中ณ年男子侃侃而谈：‘我当然不是想真打。真打，我们打不过人家。我说过，我们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เ和日本人打仗呢？打，是非亡国不行的！’
一对饱尝离别ี之苦的恋人，终于在阳光明丽ษ的金色的北陵幸福地相会了。
也许正是母亲的美德，在她身上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吧，所以那时她虽然生活在灯红酒绿之ใ中ณ，却仍然不骄不奢，朴朴素素。平日里，她总是头剪ຘ短，穿着一般女学生常穿的那种高领ๆ斜襟儿短衫，深色的裙子，蓝袜布鞋，只在节日或参加晚会时，才穿上比较鲜艳的服装。她爱整洁，不爱打扮，但由á于她身材苗条，端庄俊秀，有一种象璞玉或水晶般的典雅、纯洁、玲珑剔透的天然的美，反倒愈加显得溢光流彩，楚楚动人，强似浓妆艳抹千百倍。
那时，由于张作霖被炸身亡，东北政局不稳，东三省领导集团内部ຖ有矛盾，不团结，这固然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危险，则来自日本人，当时日本人借口维持满洲治安，电请政府派重兵来奉，企图借机霸占东北，并在一些地区挖掘战壕，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因而东北怎么办？东北向何处去？东北究竟要不要易帜？就成为ฦ一个ฐ十分尖锐的问题。张学良是主ว张易帜ຒ的，因为ฦ他很清楚，他要摆脱日本人控制东北的处境，非实行易帜ຒ不可。可是阻力也不小，在父亲的一些旧臣宿将中，象杨宇霆这样公开反对的，确也为数不少。不过，闹得最凶的还是杨宇霆。在张学良宣布易帜的盛典上，张学良与同僚一起同参加会议的代表和贵宾合影，杨宇霆却不给张学良一点面子，拒不参加照ั像，竟公然挟着皮包愤愤而去。在场的记者抢拍了这个镜头，有的还将它摄入新า闻记录电影片中，使张学良颇为难堪。
张学良跻身军阀行列，举足轻重，照ั说他会离人民越来越远，展下去，甚至也会象其父那样，成为割据一方的大军阀的。然而历史的辩证法，往往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非但没有被“溶”过去，反而走向了它的反面。早在1９２1年的赴日本观秋操中，他就表现了强烈的御侮自强的精神。那时，面对日本人的傲慢无理的挑衅行径（他们故意让他参观甲午战争时日本从中ณ国夺去的所谓‘战利ำ品’）张学良义正词严å地正告对方：胜败乃兵家常事，今天的中国已๐不是甲午之战时之中国了，并明确表示ิ：“你们日本人能ม做到的，我们中国也能ม做到，你们日本人不能做到เ的，我们中国也能ม做到，请君等拭目以待。”话虽如此，他仍不能不为中ณ国的前途担忧，并常为此向父亲涕๓泣陈词，力主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曾沉痛地说过：“余自十九岁参加内战，不论胜败如何，无不感到痛苦，因所到之处，都看到民众所受战争之ใ苦，将士死于无意义之斗ç争，若为维护国权而牺牲，则何等光荣。”
墓园分前、后两部ຖ分，由青砖铺成的甬道连接在一起。前面部分，由两ä块石碑组成：南面的一块是张学良八岁时为其祖母而立的宣统皇帝三年赐给其祖母王氏的诰命碑；北面的那块是张作霖为其母而立。两块石碑均由赑屃负碑，碑冠雕有龙身盘曲而形成的九个ฐ空孔，称作“九眼透龙碑”，做工十分精细。沿着甬道向里行，有两座坟墓成“一”字排列。一座是张学良的祖母王氏墓，另一座是张学良的父母合葬墓。两座墓均由水泥封顶，青砖做裙，十分气派。2
正在反日运动高涨之ใ际，芳泽又来会见张作霖，气势汹汹地问道：“满蒙形势日趋混乱，阁下怎样对待这一问题？”
带长剑兮挟秦弓，
张作霖这一次是栽了个不小的筋斗ç。而且，偏偏还祸不单行，因为奉军战败，直军又占上风，总统徐世昌又变了脸，下令免除张作霖本兼各职（即东三省巡ำ阅使，蒙疆经略使，奉天督军兼省长等）要把他赶下台。但这时已今非昔比，张作霖在东北大权在握，凭一纸手令就罢他的官，也不是那么容易。命令布不久，东三省议会便出面举荐张为ฦ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干脆宣布东北“独立”了。
一九三六年秋，宁夏军阀马鸿逵送给张学良将军一匹好马。这匹马是菊花青色，四尺多高，五、六岁口。据张学良将军说，马鸿逵送马时，说这匹马很不得了，两ä头见日头，中午喂一次，一天能ม跑八百里。在西北五省独一无二，因此人称‘盖西北’。
因袭的重负与人为的悲剧ຕ，是最令人惋惜的，但他认为ฦ只要国家能独立，民族能得救，个人得失全不计！向前看，心地宽，殷盼祖国早统一。
乾坤扭转话凌烟；
后来经过特务们的明查暗访，现是高崇民所编，才知道误捕了郭增凯。但是，特务们的哲学是“有错捕，无错放”，仍然把郭关押在南京，一直到西安事变，为ฦ作张、杨的工ื作，宋子文才把郭保释出来，一同去西安营救蒋介石。南京则对高崇民出通缉令。此时高崇民正在洛川王以哲的军部ຖ，刘多荃亦在洛川，张学良密令王、刘把高送往天津躲避……七十年代台湾公布张学良写的《我的回忆》中也提到：“有一《活路》小册子出，内主ว张，东北人与西北人合作，联共抗日，此册乃出于高崇民之作。”⑤
一天傍晚，燥热、憋闷，没有一丝儿风，是古城西安少有的一个炎热的天气。张学良从外面回到公馆，因为他刚刚听过一个特务在西安横行的情况报告，心中ณ不悦，所以这天回来脸色阴沉，寡言少语，连晚饭也没有吃好。
当赵四小姐得知他烦恼的原因后，劝道：“汉卿，算啦，现在委员长要搞独裁é，学的就是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那ว一套，他们不光是在西安这么เ干，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么干的，你不要理睬他们就是了。”
是的，我也曾这么เ想过，”张学良若有所思地说，“俗话说，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井水不犯河水。谁料é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不理他们，他们却偏要找我的麻烦，对我和东北军进行监视，还向南京告我的状，你想，这我能置之不理吗？”
是的，这是使人不愉快的。”赵四小姐坦率地说，“但我觉得，你还是要沉住气，有道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又说：强龙压不住地头蛇，他们虽然不一定都是地头蛇，但象过去上海那些青红帮流氓打手之ใ类的人还是不少的。他们大都是些亡命之ใ徒，为ฦ效忠自己的主子，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不到万不得已，这个马蜂窝还是不要去捅它为ฦ好。”
这时三楼卧室里的电灯闪了一下，原来窗外起风了，似乎还落了雨，玻璃窗被刮得啪啪直响，远处隐隐传来沉闷的雷声。
你谈的有道理，这我能ม够理解。”沉默了一会，张学良仍然耿耿于怀地说：“我可以暂时不理他们，但如果他们认为我怕他们，认为ฦ我软弱可欺，那ว他就错了，不客气地说，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如果越了这个限度，我也饶不了他们！”“不，汉卿，要冷静，”赵四小姐继续劝慰道，‘我总觉得，许多事还是要想开些，看透些才好，你想吧，这些人之ใ所以敢于这样胡作非为ฦ，甚至连你和杨将军都不放在眼里，莫非他们是吃了虎肝豹胆了？不是，他们是狗仗人势，有后台老板撑腰，根子还在上面，汉卿，你说是不是这样呢？”
张学良默默地点点头，用赞许的日光望着她：“谈得对！
霞，请你继续分析。”
其实，我的这些看法也不一定都很成熟，”赵四小姐看到เ张学良重视她的意见，便也就一而不可收地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了。“汉卿，这些年我们朝夕相处，你应该知道，我并不是个很关心政治的人，对于你的进退也都是淡然处之，我常想，国事纷繁，尔虞我诈，宦海浮沉，风波迭起，要干一番๘事业，谈何容易！倒不如息影政坛，到เ僻静处过点清闲的日子为好。可是，转念一想，又觉得这未免太消沉了，当此国难当头，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正是热血男儿报效国家之时，怎可消极避世？但也要看到，现在人心不齐，形势复杂，你这个当副司令的，遇事可要三思而行啊！”“对，今后我再也不能ม盲从了。霞，你谈得好，说下去。”赵四小姐的谈话，使他感到亲切，所以希望多听听她这些颇有独到之处的见解。
这是怎么回事？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怎么เ在家中ณ也议论起西安的形势来？难道……
是的，由á于西安抗日救亡运动日益高涨，而地处内战前线的陕、甘边区却风平浪静，是一派西线无战事的和平景象，这就使急于剿共的南京当局大为不满了。他们利用在西安的国民党特务，四处打探，似乎获得了一些很了不得的情报，终于生了蒋介石密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秘密逮捕东北大学学生、中共地下党员宋黎（宋在解放后曾先后出任旅๓大市市长、辽宁省委书记）和马绍周、关沛苍的事件。宋黎是应张学良邀请，来陕进行抗日宣传活动的。特务们之所以抓他，对他的身份很怀疑ທ，固然是一个因素，但更主ว要的是，觉得宋与张学良关系密切，想从宋黎等人的口供中，进一步了解张、杨联共抗日的情况。特务们抓了宋黎等人还不算，还准备将他们押送南京审讯呢！幸而，由于宋黎的机智，更主ว要的是由于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坚定、果敢，由于他们及其部属与特务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蒋介石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这就是生在1้９３6年８月２９日晚上的一个ฐ不寻常的事件。因按韵目排列，这天是“艳日”，故人们常把此事称为ฦ“艳晚事件”。
这一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因岁月悠悠，人们的说法不尽相同，也有误传。这究竟是怎么เ回事呢？前不久ื，“艳晚事件”的主ว要当事人之一宋黎写了《艳晚事件》一文，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谈得比较具体、详尽，兹摘要援引如下：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接到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ã伯纯的电话，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对我们采取行动，要我们加倍小心谨慎。情况危急，我让马绍周到เ“总部”政训处找他的熟ງ人弄清情况，以便决定对策。后来知道，他出去后就被特务逮捕了，羁押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马绍周刚走，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几个ฐ人进来找我，研究撤换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的事。当时我心里很急，考虑他们年纪轻，怕吓着他们不好明讲，又担心随时可能生意外，只简略说了几句就让他们走了。代表团负责人曹富琨（曹裕民）留แ下来要跟我深谈，我不好推辞。他正在讲着，突然门被踢开，接着闯进两个ฐ人，进门就喊：“宋黎！”我一目了然，顺口答：“不在家，出去了！”特务横眉竖目，声嘶力竭地叫道：“就是你！”说完猛扑过来，把我和曹富琨一起逮捕了。两个特务架起我的两只胳ฑ膊往外拽，刚出房门，特务头目对他的喽罗宣布：“抓到เ了共产党要犯！命令谁也不许打电话，不许走露风声，来一个捕一个ฐ。”
这时，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先生迎面走来。一个特务说：“这个老头来了，逮捕他！”抓我的三个ฐ特务分出一个ฐ去抓车，剩下两个特务拖不动我。一会儿，那个ฐ特务空手回来造谣说：“车带了枪……赶快先把这个送走。”
三个ฐ特务把我抬起来，我极力反抗，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我弄出小院。我趁机猛然挣脱出来，又跑回小院，现车向忱先生还没逃走，特务追进院来只顾ุ抓我，七手八脚把我拖出西北饭店后门，车先生这才乘机脱身，离开了险地。我现只有一个特务押着曹富琨，就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一转身，从西北饭店前门跑进前院楼上。那里住着东北大学、东北中ณ学学生代表团十多个人，其中东大代表有景全丰ถ、萧润和等五、六个人。因学生较多，特务没敢进去。三、四个特务把我抬起来往省党部走，后来听说，有几个学生代表跑出来试图营救我，但没有成功。
西北饭店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一条大街上，相距二（半）里路左右。眼看快到เ省党部门前了，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ำ逻队迎面而来，我大喊：“土匪绑架！
土匪绑架！”巡逻队五、六个ฐ人跳下马先缴了特务的械，然后喝问：“怎么回事，为什么抓人？”
特务抢先说：“我们是省党部ຖ的，他是刚ธ捉到的共产党要犯！”我赶紧分辩：“我不是共产党要犯，他们是土匪绑架。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书。”巡逻队中有人认识我，因为我在西北饭店已住了半年多，负责查店的宪兵知道我的姓名和公开身份，我又去过西安绥靖公署，在西北军中宣传过抗日，因此不少人认识我。一位巡ำ逻队员机智地向特务要逮捕证，特务强词夺理地说没有逮捕证！巡ำ逻队员质问特务：“没有逮捕证为什么抓人？”一个特务趾高气扬地说：“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产党要犯，你们别来碍事，不信跟我们一起去省党部问问。”特务们蛮横地坚持要把我送交省党部ຖ。我强硬地说：“我是张副司令的秘书，要送就送交张副司令或杨主任。”这时认识我的巡ำ逻队员向他们队长说：“他讲你们是土匪；你们说他是共产党要犯，我们管不了这些，我们巡逻队查街遇到此事，都应上交杨主任处理。若不然杨主ว任问我们要人我们怎么เ办？张副司令知道后向我们要人，我们哪儿去找？”巡逻队长听了点头同意，便高声说：“带走，都上交。”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我想，若把我交到เ巡逻队连部，必得走西大街，从国民党宪兵一团门前经过，倘生不测，这岂不是躲过虎口又进狼窝！我连忙说：“你们连队处理不了我的问题，干脆ะ送交营部ຖ吧，营部离这儿又近。”巡ำ逻队长表示同意……
不久ื，宪兵营的营副谢晋生来了。他以特务捕人既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又没和宪兵营联系共同办理为由，严词拒绝交人，特务迫于无奈，提出让他们回省党部取公文来提人，谢营副明白硬顶顶不住，就同意特务回去，办理提人手续，借此拖延时间再想别的办法。
特务们刚ธ走，大门咣地一声关上了。谢营副走进来让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件事闹得很大，各方正在设法解救。刚才搜出的东西全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碍事的就处理掉，特务回来还得要这些东西。”又说：“你放心，没有我盖章谁也提不走人，不过还得审讯一下，留个口供……”
过了一会儿，十七路军的军法官李木庵（地下党员，西北特支领导成员）来了。我们一起研究了“口供”，除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俗套外，主ว要讲我来西安是张副司令请的，一贯奉公守法，不是共产党，我主ว张抗日，但抗日无罪……
为了营救我，杨虎城将军决定迅报告张副司令，由á张下令提人，并研究了几条应付省党部的措施ๅ。
张学良将军听到เ我被捕的消息，愤然说道：“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一面命令孙铭九去接我，一面由孙铭九派参秘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去西北饭店我的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é，以免落入特务手中。关去后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张学良将军得知这些情况，既为ฦ国民党特务如此胆大妄为而震怒，又担心被捕人的安全，为此断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但张学良是细心的，这次坏事是谁干的，虽然他已心中有数，但他认为在进行军事行动之前，也还是得做做邵力子（陕西省主席）的工作。邵ๅ力子虽然也是拥蒋的，但他与那些国民党的特务和党棍是不同的，对他还是应当争取。态度严å厉些是可以的，但也不可失了和气。那晚，是深夜把邵请到เ张公馆来的：
邵力子刚迈进客厅门槛，张学良将军一反谈笑风生的常态，勃然大怒地质问：“省党部逮捕我的学生、秘书和职员，为什么不通过我？我是‘剿匪总部ຖ’的副司令代总司令，是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国民党中ณ央常委，即使是抓共产党也应该让我知道！省党部竟如此藐视我，胆敢擅自抓我的人，我一定要严办！”
邵力子先生从未见过张学良将军这么大的脾气，也从未见过对他如此不恭，不禁有些惶恐不安，连声说：
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件事我不知道，我查明后马上报告，事情由我负责。”张说：“那就请你负责查明，把抓去的人尽快送回！”
张学良将军对特务疯狂镇压抗日学生极为愤怒，同时也怀疑ທ陕西省党部藏有诬告东北军的材料。邵ๅ力子告辞后，他便命令副官长兼一o五师副师长谭海ร率领卫队营查抄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随同去的还有参谋孙铭九。
他们救出了马绍周，关时润，还缴获了省党部诬告东北军的密电å和准备逮捕的东北军参加抗日活动的三百多人名单。
蒋介石亲自下令逮捕我们几个人，矛头也是指向张学良将军的。张意识到这点，来了个ฐ“先折后奏”，“艳晚”第二天，他给蒋介石急电，大意说：省党部ຖ捕去的马绍周等系“剿总”职员，如他们有越轨行为应通知“总部”惩处，省党部不经正式手续，派便衣夜里逮捕“总部”成员是不信任学良，不信任“剿总”，群情激愤，急于向省党部直接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促，未能事先呈请钧๕座，不无急躁之ใ失，请予处分。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机关严加审讯。
总部”政训处长，蒋介石的心腹曾扩情于“艳晚”
第二天清晨乘飞机赶往广州ะ向蒋介石密报，蒋介石虽然收到了张学良将军的电报，又听了曾扩情的报告，仍觉得心中无数，便从广州ะ给邵ๅ力子报，问查抄省党部是怎么回事？与张学良扬言抗日是否有关？邵回电说：事情已经结束，张确有抗日之心，但他抗日必听委座的命令。此时，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变，一时腾不出手来，无暇对付西北。因此尽管他对张学良将军这一“不轨行为”恨得咬牙切齿，但为了缓和矛盾先把张稳住，很快给张回了个电报：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办理（对于这个电å报，有人持否定态度，说事实是蒋接晏报告后，说晏胡说，并将批语转给张看，是为了把张稳住。此事有待进一步查考——笔者）……6๔
生在西安事变前三个月的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表面看来，似乎是由于蒋介石的暂忍不而未掀起大浪，实际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恨透了张学良，他心想，你说省党部不尊重你，可你这么干，又把我放在了什么地方？你眼里没有领袖，也没有中央。你身为中央常委，却派兵查抄省党部，试问，你又把党纪国法置于何地？不过，现在我还不说什么，我还要再看看，一旦腾出手来，我就会飞往西安，到เ那时，不是简单地要同你张学良算这个旧ງ帐，而是要彻底解决整个西北的问题，你小子再不给我老实点，到เ时别怪我蒋某人不留情面……
不过，说到这里，有一点，似乎还应作点交代，这便是前面提到เ的邵力子，有人也许会问，他不是认为ฦ宋黎等人是共产党，逮捕他们没有错吗？怎么เ事后在向蒋介石报告时又说了公道话，客观上起到了保护张学良的作用，这不是有些矛盾吗？实际是不矛盾的，邵是国民党要员，与蒋介石有较深的历史关系，让他在那时反对蒋介石的命令，站出来保护宋黎，显然是不现实的，他能在报告里采取比较客观的态度，并为ฦ张学良开脱，这已是很难得了。其实，邵力子是有进步倾向的，随后不久还生过这么เ一件事，那ว是1９３７年，他已调离陕西，到南京出任国民党的宣传部长了。上任不久，就遇到เ许广平自上海送《鲁迅全集》书稿请中宣部审查。邵与他的秘书对此事都很支持，对书稿没有详细去看，只随便浏览一下目录，当即批准出版。许广平和《鲁迅全集》的编委们都很高兴。可是邵力子却因此遭到非议，南京的一些顽ื固分子讽刺他不是中宣部ຖ长，而是“鲁迅宣传部长”。邵ๅ力子让秘书公开回答：他极愿意任鲁迅宣传部ຖ长，只要把派令送来，他一定乐于接受，并保证兼职不兼薪……弄得顽固分子哭笑不得。⑦
艳晚”事件后，特务分子的嚣张气焰有所收敛，张学良和杨虎城是不是松了口气，认为就平安无事了呢？那也不是。他们并不轻松，因为他们都知道，委员长虽然来了个“高姿态”，可问题并未解决，蒋介石既然有了关于他们联共抗日的口实，那ว就决不会轻饶他们。他们和国民党最高当局的裂痕更为加深，他们的联共抗日政策与蒋介石的反共方针是不可调和的，而且随着形势的展，这一矛盾越明朗而尖锐化了，从而揭开了西安事变的序幕。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ณ国文史出版社1９８6年1２月出版。
汪锋：《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ศ经过》，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９８6๔年1２月出版。
熊汉生口述，韩进林整理：《杨虎城将军轶事二则》，《百花》1９８７年第７期。
白竟凡：《西安事变前的〈活路〉》，学术会议论文，未刊稿。
宋黎：《艳晚事件》，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1９８6年1o月出版。
引自《文摘报》有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