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到一九九0年，仅由国务院各部委下达文件可以向农民征收的各种项目就高达一百四十九项之多！于是，地方แ各级政府部门利益开始膨胀，收费项目越来越多，收费范围越来越广，收费标准越来越高。由于管理上没有相应的约束与制衡，许多本来属于政府部门工ื作范围之内的事，为ฦ了收费，也都纷纷成立了专门的事业单位，并聘请“帮办”。
我们虽地毯式地在安徽省的五十多个县(市)跑了一遍，现在坐下来清点一下农民负担的那些科目，也还只能做到“以升量石”。
震惊中央的“丁作明惨案”，就是在《条例》颁แ布一年之后发生的。
王洪超开始行动了。他分别ี找到เ本村村民邵喜英、王来治和王海潮。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原来那些所谓的“证人证词”，全是经过精心炮制的！
三人被押回安徽后，没有被押往临ภ泉县，而是关进了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老家的太和县。
骤然响起的喇叭声，首先就把跟来的两ä个ฐ治安队员吓坏了，知道这次的秘密行动被暴露，村民们最恨的就是跟着干坏事的治安队员，骂他们是“二鬼子”，一旦被村民们逮住了，派出所的公安人员还好讲，他们可就惨了，于是二人便像一对受惊的兔子，夺路而逃。派出所指导员施灿洲，听到响声，料定事情不妙，连丢â在村头的车子也顾不上了，立即调转身子，高一脚低一脚，摸着黑，慌不择路地也朝村外遁走。
尽管，在北京的每一天，他们都沉浸在无比的亢奋与激动之中，奇怪的是，在亢奋与激动的同时，又有一种异样的酸楚，不时会从心里毫无准备地冒出来，破坏着他们的好心情。为ฦ什么เ会有这种奇怪的感觉，当时三人都说不清，此刻，列车远离北京了，他们才恍然大悟：北京虽好，不是属于他们的，他们毕竟是临泉县白庙镇人，他们的命运更多地还是掌握在临泉县县委书记手中，甚至只是掌握在白庙镇王营村个别人的手里。
尽管他知道被申诉人一般只应该是部ຖ门的法人代表，一个党的县委书记不可能成为ฦ被告，但他不管这些，依然坚定不移地在“被申诉人”下面，写上张西德的名字。他认为临泉县委书记张西德在那ว起性质恶劣的“白庙事件”中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扮演了一个ฐ极不光彩的角色。
从《起诉书》上“审查表明”的案件起因中ณ，你压根儿就无法知道被杀害的张桂玉等人是负责清账的村民代表，他们是在行使小张庄八十七户农民赋予的民主权利；而穷凶极恶的张桂全是有预谋地要对村民代表实施十分残酷的报复；更看不到เ村民们已是不堪重负、村干部为掩盖罪责才是发生这一惨案的最直接原因。始作俑者是张杰，激化矛盾的是张乐义，但《起诉书》在陈述到村民代表张桂玉妻子魏素荣一句并不过分的话之后，跟着就做出结论：“从而引起双方对骂”，似乎ๆ引发事端的主要责任在魏素荣。而且《起诉书》竟然没有“审查表明”，原本不是算账小组的张桂全的两个ฐ儿子，跟着老子去“算”什么เ“账”？而这正是此案要害，却被掩盖。“双方对骂”的内容只字不提，陈述“打架”的过程被“查明”的“事实”居然是：首先拿起凶器的，是村民代表张桂玉和他妻子魏素荣；首先动手的，是村民代表张桂玉和村民代表张洪传；杀人不眨眼的张加志似乎只是因为ฦ他发现张桂毛和张洪传二人又是用伞又是用砖头“准备”(“准备”二字妙不可言！)打他的老子张桂全一个ฐ人时，他才动刀的；后来发现张桂毛“正压在张乐义身上”，张加志“即向”(“即向”二字亦是煞费苦心！)张桂毛下手的；而被压在身下的杀人凶手张乐义แ“起身后”(“起身后”三字更可谓用心良苦！)才发难的！
于是，愤怒的村民们决定去见见县委书记。
二月九日，在王加文的主持下，经过村民们的充分酝酿、民主ว协商，全村八十七户村民最后推选出十二名群众代表，组成了联合清账小组。深受大家信赖的张家玉、张桂玉、张洪传、张桂毛等人，均在当选之列。因为谁都知道张桂全的为人，也预ไ感到เ清账工作不会一帆风顺ิ，除制定了严å格的查账制度和纪律，十二名代表还私下约定，如果张桂全到谁家闹事，其余的代表都必须赶到现场，以防意外事件的发生。
路营村村民愤怒了。愤怒的烈焰烧去了他们平日谨小慎微设置在心头之上的藩篱，一个个无所顾忌地走出了家门，拥到เ丁言乐่农舍的前面，要丁言乐和他老婆滚出来。但是，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丁言乐่听到风声，一家老小早逃出了路营，此时已是人去屋空。
他的眼睛在那些农舍梁间吊下来的灯泡的光晕中发着亮。他对乡亲们肯定地说：“村干部这样征收‘提留แ’的做法，是违背了中央精神的！”
联合国发表过一份《人类发展报告》，这份报告将全球一百六十二个国家和地区按照发展指数的高低排名，中国被排在了第八十七位。这个名次是很令人沮丧的。当二十多年成功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并且由于这种突飞猛进，已经创น造出了当今世界ศ经济增长的奇迹的时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茵，却在注视着我国的农业问题，他曾对中国的访问者说，中国经济有两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也说过相同的话：中ณ国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太低。
2可怕的村霸
“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目光须在农村之ใ外。”那ว次的谈话，他就这样直截了当地打开了话匣子。
“农民的这种负担不光是沉重的，而且是带有歧视性的。”陆学艺说到动情时，会突然变得慷慨激昂，对农民处境的关切溢于言表。他说长期以来，我们就这样人为地分割出城市和农村、市民和农民；用户籍制度把人分为ฦ城市人口与农业人口，将几亿农民拒之于城市之外；用统购统派制度把吃的粮食也分为农业粮和商品粮，让农民供养市民；用劳动制ๆ度把人分为ฦ工人和农民，又将农民拒之ใ于工ื厂之外；用工资福利制度把人分为有权享受和无权享受的两种人，最后将农民拒之于一切社ุ会保障的制度之ใ外。这种把城市和农村截然分割，对城市、市民是一套，对农村、农民又是一套的“一国两策”的体制ๆ，就使得中国的农民，无论是在教育、医疗、劳动保障、养老、福利这些社会待遇上，还是在流通、交换、分配、就业、税赋这些经济待遇上，都出现了严å重的失衡。城乡之间人为划定的这种“楚河汉界ศ”，就成了中国亿万农民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条鸿沟，使得每一个农民，打娘胎一出来，注定就是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
就在农业的文章“还没有破题”，深化农村改革方แ兴未艾之时，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形成的关于城市改革的决定，又将中ณ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
城市改革的启动，从理论上看，它既可以向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提出新的要求，也会为ฦ农村改革特别ี是涉及城市的问题创น造出新的机遇，一个城乡改革互相配合、互相促进的局面即将出现。可是，人们希望看到的这种理想的局面并没有出现。因为ฦ任何改革都是需要花费成本的。改革重心的转移，就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的关系必然要向中国的城市倾斜ฒ，这就必然使得中国的农村经济再次陷入一个ฐ极端困难的境地。
历史的事实是，从一九八二年开始，中央每年都制定一个指导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连续五年，下达了五个中央“一号文件”。这些文件，对中国农村的改革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巨大促进作用。
人们或许还记得，一九八四年，首都举行庆祝建国三十五周年的游行时，京郊农民抬着“中ณ央一号文件好”的巨幅标语通过天安门广场，它确实代表了中国亿万农民的心声。可是随着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之后，农业上可以“放”的政策就已经不多了，这以后有关农村改革的中ณ央“一号文件”就只能越写越抽
象、越写越原则ท，没有了新内容和新措施，最后，用来指导农村改革的“一号文件”便悄然消失。于是，人们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个ฐ事实，重又浮出水面：旷时三十二年之后，建国初ม期由廖鲁言提出的“农民负担”问题，就在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也就是改革重心转移当年的年底，被在京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再次提了出来。
当时农村经济才刚刚开始活跃，先富起来的只是极少数，但各级政府居然就认为农民都已๐经很富了，许多部门便通过提高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和增加税费等途径，纷纷从农民腰包里去掏钱。
中国的农民就在这无休无止的行政事业费及各色各样的摊派、集资和罚款的沉重负担中，正在丧失对党和人民政府的依赖，当年大包干引发出的那种火热的激情已๐荡然无存。
曾在安徽亲自领导那场席卷全国的农村改革，后来出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就曾在一次会议上强调：“农民得到的利益不能ม往回收，一定要再出一个ฐ继续给农民鼓劲的文件，否则，农民就不会再听共产党的话了。”
但是，农民已๐经得到เ的利ำ益，一点一点地还是被收回了。
尽管，这期间，邓ฑ小平曾提醒：“农业上如果有一个ฐ曲折，三五年转不过来。”而且强调：“应该把农业放到เ一个ฐ恰当位置上。”但是后来的事实却是：为ฦ了解决城市改革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同时，又为ฦ了能ม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国家向农民获取税收所需要花费的交易成本，全国农村撤消人民公社后，接着就改制为九万二千个ฐ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利益和相应的税收权力的乡镇政府。后来，这些农村基层政府的摊子越拉越大，不仅建有党委、政府、纪检、人大、政协、武装ณ部ຖ六套班子，还相继产生代表上级政府部ຖ门的“七所八站”，于是，财政、税务、公安、工商、交通、卫生、粮管、农技、水利、种子、植保、农机、畜牧、食品、渔业，应运而生。真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些日益膨胀的单位和日益庞杂的人员，无一例外地都是需要由农民来养活的。
农民的负担从此就由á“幕后”走到了“前台”，而且，日趋严å重！
这以后，国家非但没有把臃肿的机构及大量冗员下决心精简，而是为满足地方党政组织及下设部ຖ门不断增长的开支需求，不断地又以各种“红头文件”的形式硬性地给农业和农民增加了多种负担：比如，不但从农业税中派生出了农业特产税，颁布了《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甚至还把村级组织的公积金、公益金、村干部的报酬和管理开支，以及乡村两级的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和修建乡村道路所需要的“村提留”“乡统筹”也强加在农民的头上，并做出征收标准的刚性规定。这其中有许多本该是政府拨款解决的，最后却都发展成了农民负担的主ว要内容。
特别是，陆学艺说，纵观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以来的四十多年的历史，当国民经济运行出现波动、遇到困难时，倒霉的总是农民。国家通过财政、税收、价格、金融、信贷的政策倾斜ฒ，首先保证城市和国家工业的发展，农民和农村在这种条件下，就要做出更大的贡献。
他把“贡献”在嘴里咬得很重，听起来实际上就成了“牺牲”。
他说，一九八八年，通货膨胀，国家进行了一次宏观经济调整，由á于经济的天平向城市倾斜，就使一九八九年的农民人均纯收入明显减少，并出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纯收入第一次出现了负增长；随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又一次国家宏观经济调整，农民付出的代价比历次都更大。当时国家下决心进行国企改革，宏观经济调整的动作很大，全国各地就有上千万国有企业的职工ื下岗，登记失业率也逐年上升，有些老工业基地的下岗失业人员甚至超过百分之十，经济形势相当严峻。但是，由á于物价特别是粮食等产品的价格，是在逐年下降的，大米每斤从两元降到一元以下，鸡蛋从三元五一斤ภ降到了一元八，蔬菜瓜果的价格更是连连下跌，所以，职工下岗后发的津贴虽然很少，生活却还能ม过得去，整个社会保持了基本的稳定。
一九九六年，中ณ国农村粮食总产为一万零九十亿斤；一九九七年为ฦ九千八百八十三亿斤ภ；一九九八年为一万零二百四十六亿斤；一九九九年为一万零一百六十七亿斤。平均以一万亿斤计，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大米、小麦和玉米三种粮食的平均价格为每斤一点零三五五元，当年农民粮食所得便是一万零三百五十五亿元；可是，到了一九九九年十一月，这三种粮食的平均价格就减到每斤零点七零七五元，农民从粮食所得则ท是七千零七十五亿元。这就是说，一九九九年中ณ国农村粮食总产并不比一九九六年的少，但增产不再增收，农民实际收入反而减少了三千二百八十亿元。
除粮食而外，其他的一切农副产品的价格也都是大幅度下跌的。初步估算，仅一九九九年与一九九六年相比，农民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至少也要减少四千亿元。二0่0่年农业减产又减收，农民从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就比一九九六年减少得更多。
可以说，仅从一九九六年到เ2๐0่00่年短短的四年之
中，中国农民实际减少的收入就至少在一万六千亿以上！
这就是忍辱负重的中国农民，在保证国家宏观经济调整，顺ิ利实现援助国企改革稳定城市社会安定所做出的巨เ大的牺牲！
自从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向了城市，城市与农村、市民与农民之间的差距就逐渐被拉大，我们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各地的城市在迅速地变大、变高、变美，城里人的生活水平也在日新月异地发生着变化；而广大的农村，却反而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第一次“增产不增收”，出现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在农业生产喜获大丰ถ收的情况下，扣除物价因素，农民一九八九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仅为百分之二，一九九一年就成为负增长；第二次出现在一九九六年之后，人均纯收入的连续两年大幅度跌落，先是由百分之ใ九的增长率降至百分之ใ四点六，一九九八年就落到了百分之四！
富者越富，贫者越贫，财富上的这种“马太效应”，正在中ณ国广大的城市与农村之间日益加剧地显现出来。
有人曾做过这样一件工作，将一九八六年以来中ณ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国务院公开的文件中有关政策与评论性的文字，输入电脑แ进行处理分析，结果发现：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的文字部ຖ分，出现了一批新的词汇，这是中ณ国汉语言文字史上前所未有的：“吃农业”、“吃大户”、“打白条”、“口头农业”、“农民负担”等等；而使用得最频繁的，就是“减轻农民负担”。
这确实是一个耐人寻思的分析。
就在我们动手写这部作品时，一个ฐ“中ณ国发展高层论坛专题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不少专家呼吁：为适应加入世贸组织的需求，我国的农业政策必须ี进行重大调整，不仅要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而且要减税。各国普遍对农产品实行补贴，人为ฦ地压低了国际市场农产品的价格，而我国不但是少数几个不给予农民直接农业补贴的国家之ใ一，还是为数不多仍在向农民收税的国家之一。一九九六年到เ二00年，只有十年时间，我国从农民那里征缴的各种税收总额，就由八十七亿九千万元，迅速增加到เ四百六十五亿三千万元，增加了四五倍。农民人均税额高达一百四十六元，而城镇居民的人均税赋只有三十七元；在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已是农民实际收入六倍的情况下，农民缴纳的税额反而是城镇居民的四倍！这已是巨大的不公平，然而不堪重负的农民，除了要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还有着名目繁多的提留统筹费和各项社会负担。且不说中ณ国的农民已苦不堪言，这在根本上也使得中国的农业在国际竞争中ณ处于劣势地位。美国、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合理通货紧ู缩尚能ม够做到一方面降息，一方面降税，大幅度裁é减行政人员和政府开支，难道我们一个ฐ社ุ会主ว义แ国家就只能ม降息，而不能为那些穷人降税减负吗？